今天正值五四青年节，作为社会发展的新动力，80、90后青年人已经逐渐成为社会的中流砥柱，值得开心的是，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关注历史，关注考古和文化遗产。那么，我们曾经的考古大师站在青年时代的口又是如何选择呢？让我们一起去领略下当年的那些小鲜肉是如何一步步成为考古大师的~
考古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对大众来说相对小众的学科，很多人不理解考古或者是对考古有很多，在大家的印象中，考古工作者似乎总是灰头土脸，那些有成就的大师们应该都是皓首苍颜。其实并不然，作为一代大师，他们很多都是在青年时期就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李济，湖北钟祥人，1896年出生，被称为“中国考古学之父”。1922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人类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任大学、南开大学国学研究院，后长期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1949年赴台。
1929年初，应聘出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领导并参加了安阳殷墟、章丘城子崖等田野考古发掘，使得中国考古工作科学道，培养了中国第一批现古学家。这期间，他主持了河南安阳殷墟发掘，并对考古出土的材料进行系统研究，用科学研究证明了殷商文化传说。
梁思永，广东新会人，1904年出生，梁启超次子，中国近代田野考古学奠基人之一，是我国早期受过西洋考古学训练的学者之一。1930年毕业于哈佛大学，获考古学和人类学硕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职，解放后任中科院考古所副所长。他对中国考古学的主要贡献包括通过后冈遗址发掘提出“后冈三叠层”理论，从地层上断定了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以及商周文化的相对年代关系；编写了第一部中国田野考古报告《城子崖》。
1930年夏天，26岁的梁思永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后，回国参加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工作。同年秋季，他到参加了昂昂溪遗址的发掘。
1931年春，他参加了河南安阳小屯和后冈的发掘。同年秋季，他又参加了山东历城（今章丘）龙山镇城子崖的第二次发掘。他的工作提高了中国考古发掘的科学水平，使之纳入近古学的范畴。他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明确了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两个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先后顺序及它们与商代文化之间的关系，这是中国近古史上一次划时代的重大发现。
1934年，他主笔的《城子崖遗址发掘报告》出版，这是我国首次出版的大型田野考古报告集。抗日战争爆发后，梁思永跟随史语所撤退到长沙，后经桂林入昆明，最后到达四川李庄。
1939年，他在“第六次太平洋学术会议”上提交的论文中，全面总结了龙山文化，该一直影响到目前对龙山文化类型的进一步划分。
曾昭燏，湖南省湘乡人，1909年出生，曾国藩大弟曾国潢长曾孙女，杰出的女博物馆家、考古学家，对中国文物的发掘和作出了突出贡献。
1936年从伦敦大学毕业后入大学研究院实习，作为研究员，参加了地区及什列斯威格田野的考古发掘。1938年返英，任伦敦大学考古学助教。同年，感于国难当头，放弃英国大学考古学院聘任，毅然回国。
1939年初，任国立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设计委员，1939—1940年，奔波于祖国西南从事考古工作，掘马龙遗址、佛顶甲乙二遗址、龙泉遗址等5处。
1940年她与吴金鼎等主持了四川彭山县东汉崖墓的发掘工作，著论文《以彭山陶俑中所见汉服饰》，并考察川康民族，撰写考察报告约百万字。1942年，与吴金鼎合编的《云南苍洱考古报告》，是研究云南地方史的珍贵资料。曾昭燏还与李济先生合著《博物馆》一书，是我国博物馆学的开创性著作。
通观中国近代杰出女性活动的领域，多是在文学、艺术、教育、医学等几个门径中来往穿梭，而曾昭燏却从古文字学入手，最后选择了连许多男性都望而却步的田野考古学，而且能下去，并蔚然成家，这不能不说是中国女性奋斗史上的一个令人惊叹的异数。
夏鼐，浙江温州人，1910年出生，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指导者和组织者，中国现古学的奠基人之一。1939年毕业于伦敦大学，获埃及考古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先后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建国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名誉所长。
1934年，从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参加殷墟发掘。1940年，在埃及开罗博物馆从事研究工作。1941—1942年，在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任专门委员。1943一1949年，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任副研究员、研究员。1944—1945年，在敦煌、宁定、民勤、武威、临洮、各地对新石器时代、青铜时代、汉代至唐代的遗址和墓葬进行调查发掘。
1945年，通过甘肃阳洼湾齐家文化墓葬的发掘，第一次从地层学上确认仰韶文化的年代早于齐家文化，从而纠正了原来关于甘肃远古文化分期问题的错误判断。根据发掘的层位关系修订了传统学说，标志着这是中国史前考古学的新起点。
如果说以上的几位大家都是出身名门，并且都有留学海外的背景，让你认为考古离我们有些遥远，最后我要说的这位，就是著名的”良渚文化”的发现者——施昕更。
施昕更，原名兴根，余杭县良渚人。浙江省高级工艺学校绘图专业毕业，在西湖博物馆自然科学部任绘图员。作为一名非科班出身的考古业余爱好者，一有时间，他便向馆内同事学习，潜心研究地质学，对考古有浓厚兴趣。
1936年5月，参加发掘杭州古荡古文化遗址，出土的有孔石斧，曾在良渚见过，乃于7月回良渚，在枯涸池底捡得石器数件，又在地面发现许多陶器碎片，其中有陶鼎足。同年11月初，再赴良渚，在棋盘坟第一次发掘，出土大批陶器。同年12月和次年3月，又进行第二次及第三次发掘。把发掘范围由良渚扩及安溪、长命、三个乡，包括棋盘坟、横圩里、茅庵前、朱村兜、荀山、许家兜、近山、横村塘、大雄寺、钟家村、金家弄、宋村、后河村等10余村，获得石器和陶器两大筐，500余件。4月，陪同南京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董作宾、梁思永到遗址考察。对三次发掘的出土文物，进行了研究整理。在西湖博物馆馆长董聿茂和同事钟国仪等的协助下，于1937年春，写就5万余字的《良渚》一书（又称《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的初步报告》）。1938年秋，《良渚》一书问世，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瞩目。1959年底，考古学家夏鼐命名这一新石器文化为“良渚文化”。
有人说，施昕更既是幸运的又是不幸的，幸运的是他在如此年轻的年纪和如此简陋的条件下发现了“良渚文化”，而不幸的是，《良渚》一书在上海付印时，他迫于生计，到瑞安县工作，不久，投笔从戎，任县抗日自卫队秘书。1939年5月，施昕更积劳成疾，因无力医治，28岁英年早逝。
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古人们创造了令惊叹的物质文明和文明，其中有一部分流传至今，更多的却已经随着时代湮灭、流逝，留给我们的是一个个解不开的谜团。
为了了解我们的文明发展史，人们不断探索，一点一滴考察、发掘。猿人、殷墟、马家窑文化、河姆渡文化等等，每一次的考古大发现都给我们惊喜。这些功劳都是考古学家们换来的，即便在艰苦的岁月里，他们仍然地着这些人类的瑰宝。
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数百年。中华崛起，中国青年已经奋斗了一百年，成就斐然却也任重道远，振兴中华、人人有责，为中华民族全面复兴而奋斗的五四还影响着我们每一个青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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