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镇”是汉墓中常见的随葬物，在各地发掘的墓葬中多有出土。汉代以前的镇集中分布于东南地区，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发现；两汉时期，镇的分布地域已扩展至全国大部分地区，数量、造型以及加工技艺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因其造型生动活泼、形制特殊，出土时多为四个一组，器物组合完整，是研究当时物质文化生活的重要资料。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考古工作中发现的镇进行梳理进而对先秦两汉时期镇的使用和发展演变进行一些初步的探讨。
据笔者不完全统计，迄今发现的镇的数量已近两百件，其中约五分之四为汉墓中出土；（附表一）质地主要有铜、铁、原始瓷、石、玉以及少量的金、银、陶等。早期发现的镇集中分布于东南地区，其它地区也有零星发现，质地以铜和原始瓷为主，部分为泥质陶和玉镇。据笔者掌握的材料，先秦时期发现的镇主要有以下几例：
（1）宝鸡茹家庄墓地出土的1件铜镇，此镇外形呈椭圆形，正面隆起，底面平整，上下两端中部微凹。浇铸时用圆青麻石块充作内模，外层铜壳紧裹圆石。表面饰饕餮兽面，鼻梁隆起，两方形目。高3.8、径8×10厘米，重900克。（图一：1）由于出土材料的，同时期相同形制的器物出土较少，对于其与春秋战国时期镇的相互关系目前尚缺乏足够的认识。然而通过观察其外形特征，与后期出土的镇相对比似已具备了用于席子的功能，原发掘报告1命名为镇，笔者认为是有一定合的。
（2）曾侯乙墓中出土的4件带提环浮雕蟠龙的铜镇，大小、形制、纹饰完全相同。呈半球形，中空、平沿、有衔环，龙形钮，面部浮雕蟠龙，龙身饰鳞纹。通高8,径11.8厘米。（图一：2）
（3）绍兴福泉镇洪家墩村出土的铜镇，器身呈半圆形，较低矮，铜铸外壳内灌铅锡类杂质，顶面饰宽凹弦纹两周，中央为勾连粗云纹，腹部铸宽凹龙纹八条，分上下两组，以梭形纹界格，高6、腹径8.9、底径8厘米。（图一：3）
（4）淮阴城南乡高庄村墓出土的6件铜镇，铜铸外壳，内充铅锡，外形呈半球形，平底，顶有环钮，钮四周及底缘饰云雷纹，球面饰直条瓦棱纹，高9厘米。（图一：4）
（5）广东省四会县龙江高地园M1出土的2件铜镇，外形为大半个圆，顶部有纽和环，底边向内折平。一件钮下和近底处饰一周雷纹，中段呈瓜棱状，高6.8、腹径8.6厘米。另一件钮下也饰雷纹，中部和近底处为两周云雷纹，高7、腹径8厘米。（图一：5）
（6）广东省广宁县铜鼓岗M14出土的1件铜镇，器体为大半个圆球，顶部有半环钮，纽穿圆环，器内顶部灌铅块加固，底边内收。钮周饰涡纹，主体为三组凤纹，每组两凤相对，近底饰一周S形云纹，高5.2、底径6厘米。（图一：6）
（7）广东肇庆北岭松山墓出土的4件方形铜镇，整体呈方形，上部有钮和环，四周饰雷纹，上部有变化了的雷纹组成的三圈花纹。器中灌有铅柱，下部也有铅皮，长宽高均为6.3厘米。（图一：7）原作者根据其外形命名为“方形器”，认为是某种器物的一部分2。也有学者根据其形制特征和加工手法倾向于将其命名为“镇”3。
（8）印山越王陵发现的19件玉镇，其中18件出土于墓室内（M1:15-32）,一件发现于6号盗洞中（M1：采1）。质地、形制、装饰花纹完全相同，表面通体抛光，器体大小略有不同，整体似馒头形，实心，顶面呈弧形隆起，器体一周有八条纵向的折棱，将其分为八个等分的区域，底面平，底平面也为等边八边形。顶部有一扁圆形小钮，钮上有孔可穿丝线。器身通体阴刻精细的勾连卷云纹。
另外，浙江地区还出土了一批原始瓷和陶质的镇，这些器物多是仿照青铜镇制作的。具有代表性的有浙江海盐县长坝乡丰山村、余杭贤M1、绍兴县平水镇上灶村、慈溪M6等地出土的原始瓷镇和泥质陶镇。4
1、宝鸡茹家庄墓地出土 2、曾侯乙墓出土 3、绍兴福全镇洪家墩村出土 4、淮阴城南乡高庄村墓出土 5、四会县龙江高地园出土 6、广宁县铜鼓岗出土 7、肇庆北岭松山墓出土
上述各种质地的镇，长期以来，由于对其认识的模糊，命名也多有不同，有的或报告中称其为镇，如宝鸡茹家庄墓地、印山越王陵、曾侯乙墓。有的根据其外部特征直接命名为球形器、权或权形器、坠、铃、方形器等5。对此有学者6经过详细的论证，认为就是和后来出现的汉镇功能相同、形制不同用来压席子的镇。
郑小炉先生曾对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出土的“镇”进行过系统研究，认为镇是起源于越文化，是春秋战国时期越人的特色器物。原产地在以浙江绍兴为中心的杭州湾地区，是生活在越国腹地的越族的一支在春秋晚期创造使用，并大量流行于战国早中期的一种有浓郁地方特色的器物。7
镇的出现和使用与先秦两汉时期古人的生活方式是密切相关的，床、榻、枰是汉代主要用于坐、卧的家具，床、榻等家具及室内地面就坐之处皆铺席。床、榻、枰铺席后，为了避免起身落座时折卷席角，还要在其四隅置镇。8楚辞是至今所见最早记录中国古代席、镇组合使用的文献资料。《楚辞·九歌·东皇太一》：“瑶席兮玉镇，盍将把兮琼芳。”朱熹集注：“瑶，美玉也。瑱与镇同，所以压神位之席也。”《楚辞·九歌·湘夫人》：“白玉兮为镇，疏石兰兮为芳。”朱熹集注：“镇，压坐席者也。”9邹阳《酒赋》说：“安广坐，列雕屏，绡绮为席，犀璩为镇。”宋人吕大临所著的《考古图》中也对战国、两汉时期镇的功能用途进行了论述10。
到了汉代，镇的分布地域不再局限于东南地区，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镇的形制特征也较前期发生了较大变化，造型更加丰富多样，主要有人形镇、动物形镇、博山形镇等。其中以动物形镇的形象和加工手法最为丰富，运用了鎏金、错金银等工艺技术。常见的有虎、豹、鹿、羊、龟、蛇、牛、孔雀、鸳鸯、刺猬、辟邪、狗、骆驼、搏兽等形象。质地也较前期有所增加，新出现了石镇、铁镇。所见各种质地的镇中又以铜镇的数量居多，加工技艺精湛。如满城汉墓2号墓出土的4件铜豹镇，用错金银镶嵌，造型优美，栩栩如生。豹作蜷卧状，昂首张口，长尾从腹部向脊背弯卷，平底。身躯用金银错出梅花状豹斑，头、足和尾部作点状纹。口部涂朱，二目镶嵌白玛瑙，但由于粘合料中调有色颜料，故现出红色。豹体内罐铅，使其更加稳重。（图二：1）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出土的4件骆驼形镇，模铸。器形完全相同，整器近椭圆形，为一只卧伏的骆驼，实心，较厚重。骆驼回首曲颈，将头伏于背部的两峰之间，眼、耳、鼻、口清晰，头部棕毛呈线状顺伏，从棕毛下至前峰间有一条线沟，平底，前两足与后左足及长尾曲于底部，右后足弯曲与前足相连，构成一个三角形孔眼，可系绳。整器鎏金，多处脱落。骆驼造型生动、神态安详自然。（图二：5、6）山西浑源、辽宁新金、河南陕县、八拜墓葬等地出土的嵌贝铜龟镇和嵌贝铜鹿镇，均在背部嵌以虎斑海贝。新金嵌贝铜鹿镇的贝壳和鹿身内用细沙填充，八拜墓葬的铜鹿镇铜鹿表面鎏金，山西浑源出土的铜龟镇背部镶嵌的贝壳内填有铅锡杂物。邢台南郊西汉墓出土的4件铜羊镇，出土时置于大理石案的四角，卧姿，表面错银镶松石。
镇在云南地区也有出土，由于当地气候炎热，多雨、潮湿等原因，古滇国居民多流行干栏式住房。人们生活在高离地面的楼板上，室内卧具简单，无床榻，直接在木楼板上铺席子。为防卧席滑动和卷边，常在席的上下两端和四角压置较重的金属镇。如晋宁石寨山出土的铜鸳鸯镇，实心、鎏金、平底、无足、双翅上曲，作游水状，高11厘米，宽17厘米。（图二：3）江川李家山出土的一件铜孔雀镇，昂首、开屏，作展翅欲飞状，平底，空腹，腹内注铅，高11、宽13.5厘米。（图二：7）11
所发现的人形镇，多为4枚一组，铜质，有学者12根据其形象直接称之为“铜人或铜俑”。孙机先生根据人形镇的人物表情和外形特征认为此类人物形象应是作拍袒之戏的优人13。
石镇在汉墓中也有出土，如萧县汉墓XPM72出土的4件石镇，分别以天然石块雕成匍匐状的狗一对、虎一对。南部召湾汉墓M91出土的青石雕成的石镇，半圆丘状，上绘云气纹，高2.6、径4厘米。（图二：9）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出土的4件拱形石镇，器底正方，长、宽6.5、高7.3厘米。贵州兴义、兴仁汉墓中出土1件石镇，下方上圆，圆顶透雕二兽，身躯穿插盘绕互相咬其颈部，足有只爪。刀法简洁圆润。（图二：10）
汉镇的造型多为动物异兽和人物形象，人们取之或辟邪以镇，或取谐音以图吉利，或娱乐以图高兴。如虎豹形镇，就有镇魔压邪之意。《楚辞·九魂》有所谓“虎豹九关”，是说虎豹是守天门的神兽。羊和鹿是吉祥动物，汉代郑众《婚物赞》说：“羊者祥也，鹿者禄也”14。如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出土的一套汉代辟邪镇，镇的圆底座上雕铸怪兽辟邪，作屈肢窝状，怒目张嘴，头长双角，颇有狞厉之美，兽背上匍匐一蟾蜍作跃跃欲试状。类似的辟邪镇在山东青州、广西合浦、江苏邗江、甘肃庆阳汉墓中都有发现。
为了防止牵羁衣物，镇的基本造型接近于一个扁圆的半球或者雕刻成动物形象，这些动物常卷曲蟠伏成一团，其身灵巧自如，全无局促之感15。为了保持其重量以达到厚重的特征，多制作成实心或者在其腹内灌铅锡类杂质或用细沙等物填充。
纵观先秦两汉时期出土的各种形制的镇，我们发现镇的质地和装饰艺术与墓主人生前的身份、地位具有密切的关系。墓主人的身份等级越高，所用镇的质地也较优良，多用金、银、铜、玉等，加工技艺也更加精湛。如曾侯乙墓所出的浮雕蟠龙的铜镇，印山越王陵所出的19件器身通体阴刻精细勾连卷云纹的玉镇以及满城汉墓、定县北庄汉墓（中山简王刘焉）和定县北庄40号汉墓（中山怀王刘修）出土的鎏金铜豹镇、铜虎镇、铜羊镇等都反映了镇的使用与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具有相对应的关系。
关于镇的去向问题，汉至魏晋时期，镇仍然作为镇席之器使用。南北朝以后，人们的休憩方式由席地而坐改为垂足而坐，镇席之器逐渐消失16。至于唐宋时期开始流行的用作压书的文房用具“镇纸”，与镇的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已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本文不再探讨！
1、满城汉墓出土 2、辽宁新金花儿山出土 3、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 4、山西浑源毕村出土 5. 6、巢湖放王岗一号汉墓出土 7、云南江宁李家山出土 8、广西合浦汉墓出土 9、召湾汉墓出土 10、贵州兴义、兴仁汉墓出土 11、广西普驮铜鼓墓出土 12、安徽天长西汉墓出土
3郑小炉：《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镇”——古越族向岭南迁徙的一个》，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P195-196. 孙华：《半球形器用途考略》，《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P110.
4郑小炉：《东南地区春秋战国时期的“镇”——古越族向岭南迁徙的一个》，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编：《边疆考古研究》第2辑，科学出版社，2004年，P197.
6孙华：《半球形器用途考略》，《南方文物》1995年第1期，P107-110.周燕儿：《对绍兴出土战国权形器的思考》，《江汉考古》1998年第1期，P73-76.
10引《楚辞·九歌》曰：“瑶席兮玉镇”，引古诗云：“海牛压帘风不起”认为镇乃之饰。【宋】吕大临、赵九成撰：《考古图、续考古图、考古图释文》，中华书局，1987年，P184.
[[1]]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P100. 灵台文化馆：《甘肃灵台发现的两座西汉墓》《考古》1979年第2期，P123. 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广西西林县普驮铜鼓墓葬》《文物》1978年第9期,P44.
注：表中资料来源中的数字与下列数字相对应。器物年代一般参考所在墓葬及伴出器物的年代，个别出土情况不明又没有伴出器物的，通过与同类器物进行对比来推测其大致年代。（正文中所引资料与表中相同者，文中不再单独作注）
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绍兴县文物管理局编著：《印山越王陵》，文物出版社，2002年，P36-38.
7广东省博物馆：《广东广宁铜鼓岗战国墓》，《考古学集刊》第一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11-118.
10余杭县文管会，沈德祥：《浙江余杭贤战国墓》，《东南文化》，1989年第6期，P121-125.
11沈作霖：《绍兴出土的春秋战国文物》，《考古》，1979年第5期，P458、479-480.
12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慈溪彭东、东安土墩墓和土墩石室墓》，《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学刊》，科学出版社，P185-199.
14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省文物管理处：《满城汉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1980年，P100、P265.
15荆州博物馆：《荆州高台秦汉墓：宜黄公荆州段田野考古报告之一》，科学出版社，2000年，P113.
21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雁北行政文化局、大同市博物馆：《山西浑源毕村西汉木椁墓》，《文物》1980年第6期，P46.
22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辽宁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1981年,P79.
23黄河水库考古工作队：《1957年河南陕县发掘》，《考古通讯》1958年第11期，P77.
24文物考古研究所魏坚编著：《中南部汉代墓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8年， P262、281、310.
26回族自治区博物馆考古组：《三十年文物考古工作概况》载《文物考古工作三十年》,P156.
29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巢湖市文物管理所：《巢湖汉墓》，文物出版社 2007年，P34-35.
33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考古写作小组：《广西合浦西汉木槨墓》，《考古》1972年第5期，P26.
34刘春燕：《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西汉长沙国铁器述略》，《湖南博物馆馆刊》第4辑 2007,P313.
35天长市文物管理所、天长市博物馆：《安徽天长西汉墓发掘》，《文物》2006年第11期，P6-7.
36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安徽省萧县博物馆：《萧县汉墓》，文物出版社， 2009年，P125、129、322.
38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省永城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河南省商丘市文物管理委员会：《芒砀山西汉梁王墓地》文物出版社 2001 保安山二号墓及坑 P63-64.
39广西壮族自治区、贺县文化局：《广西贺县河东高寨西汉墓》,《文物资料丛刊》4辑 1981年,P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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