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雪案件对于时期日本问题研究专家、曾成功预测“七七”事变和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王大桢，大多数青岛人知之甚少。但在青岛悲怆曲折的主权回归上，王氏曾留下了清晰的印迹——
1922年7月起，29岁的王大桢以鲁案督办行政处副主任、鲁案谈判中方专门佐理员、佐理员、铁财产评价分委员会委员等身份，参与了中日解决鲁案“善后”长达五个多月的系列谈判；
同年12月10日，王大桢以接收青岛行员会及公产委员会主任委员等头衔，了青岛行政接收仪式暨接收庆典。
1923年2月、4月，王大桢还以中国代理行政接收委员长、胶澳商埠督办政务处长等身份，参与处理青岛主权回归后的善后事宜。
这一年，为纪念日本将“旧胶州租借地”归还中国——青岛主权回归这一重大事件，胶澳督办将位于太平海边的叶世克改扩建成“青岛接收纪念亭”，并敬制铜质镶嵌于纪念亭内。王大桢饱含真情，命笔，撰写了《胶澳接收铭》——铭文4字为韵，计112韵，展示了王氏出众的国学功底。
王大桢如何因缘际会参与鲁案谈判？青岛主权回归后缘何离青？梳理组合王氏的表侄陈尔靖的讲述以及其提供的史料、青岛市档案馆馆藏史料，不仅找出了其中答案，而且让王氏的面貌变得清晰起来。
“他原名王大桢，字芃生，后以字行，因此，很多的史料中出现的是‘王芃生’。”2014年5月，略带湖南乡音、85岁的陈尔靖先生在电话中告诉笔者。
陈老，他的祖母是王大桢的姑母，父亲陈适生，长王芃生十岁，抗战时期曾在王大桢执掌的对日情报机构——国际问题研究所任职。
陈老提供的史料载，1893年（光绪19年）农历正月十七日，王大桢出生在湖南省醴陵县北乡七里山的一个僻静山村，父亲名叫王昌治，清廪贡生，曾在山东巡抚衙门任职，去职后从事教育。
因为出生于耕读世家，王大桢自幼接受良好教育，虽“家道中落，日食颇艰”，学业中途短暂停止，但依靠半工半读，始终没有放弃。
6岁时，入私塾；11岁时，在醴陵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童子试；12岁时，入醴陵县立高等小学第一期甲班；16岁，县立高小最后一期时，因家贫无力交学费，王大桢转入熊希龄倡办的醴陵姜湾瓷业学堂艺徒班，习陶画及陶业化学，是年底毕业。
1904年，欲振兴湖南实业的熊希龄赴日本考察后认为，湖南省实业要振兴，必须像日本那样，先从创办模仿工业开始；而要兴办模仿工业，必须以兴办学堂为先义。为此，他规划了应筹设的各实业学堂门类，提出拟在湖南物产相宜之区设立徒弟、染织、农林、陶器、图画等五校。当他将规划方案上呈新任巡抚端方时，后者颔首赞许：“次第施行”，但“事属伊始，先速办一二校以观厥成。”
“思前陈各校为湘所无，大皆主创，惟醴陵瓷器一，近夫因民之利而利，较易设法改良。”熊希龄遂决定，自瓷业入手。
1905年，依靠巡抚端方拨借的一万八千两善后库银，醴陵瓷业学堂开学，熊希龄自任学堂监督。“聘日本人安田乙吉、大凡里吉、松井弥三、八田安大郎为教师，分辘轳、模型、陶画各科”。
王大桢大事年表载，“其时，受日本教师安田乙吉、大元礼吉和松本影响，并闻本县留日归国诸先辈谈及明治维新，遂对日本问题开始注意。”
1910年，17岁的王大桢在熊希龄创办的醴陵瓷厂边做工边，以积累资金投考军校。次年，他赴长沙考入湖南陆军小学堂，开始参加反清活动，并加入同盟会外围组织——嘤鸣社，后经刘敦榘介绍加入该会。
1912年2月15日，袁世凯出任大总统，王大桢万念俱灰，欲赴上海谋职。此时，辛亥黄兴电召湖南陆军小学堂赴南京进入伍生队，他欣然应招，进入复成桥军需学校学习。同年5月，该学校迁入北平煤渣胡同贵胄法政学堂旧址。
“学业稳定后，王大桢放弃学习英文、德文，转向日文，并利用课余学习外交史，阅读日本原著，着手研究日本问题。”陈尔靖说，为改变经济拮据之状，表叔还在课余时间为安徽堂翻译《日本物权》及《海上商法》，同时为武德翻译日文军事小说。
1914年7月，王大桢以优秀成绩毕业于陆军军需学校，并被至北苑第七师见习三个月。“见习期未满，即提前返校任教。”
其时，一战犹酣，王大桢在课余投入大量精力搜集日本、军事、经济、文化等资料和欧美军事报告，认真研究日本与国际动态，并详读了日本禁阅的《乙种日露战史》。
《乙种日露战史》一书以极为翔实的资料，记载了日俄战争期间各战役情况，书中所附地图495张，绘制精准，详细记录和标注了每日的行军、作战情况，精细到几时几分、双方每支军队所在的、行军线、交战地点等，“凡军旅之事，莫不备焉”。
1918年夏天，王大桢自日本陆军经理学校毕业，在日陆军被服厂、粮袜厂和千住制呢所见习三个月。不久，日本参与英、美、法等协约国出兵西伯利亚，他以见习日军后方勤务名义，是年冬随军经朝鲜、东北三省赴西伯利亚考察。
1919年1月18日，巴黎和会召开。经过一番阳谋、，和会决定将在山东的权益让给日本，消息传至，举国，“五四”运动旋即爆发。斯时，王芃生自西伯利亚回北平母校，“力争，还我青岛”余音犹在。
1920年春天，王大桢以军需学校教官原薪入东京帝国大学经济学部学习。为立体化了解日本，他沉浸在图书馆，阅读钻研日本文化的起源和制度的得失，注重购买搜集日本朝野各种秘笈书刊。基于在日所见所闻和深入考量，他撰写了《中日关系之科学研究》《交涉》等著作。
在东京帝国大学期间，王大桢还担任东京留日学生学术研究会外交研究部部长。此时，美国议员团皮尔思一行到日本考察远东情势。离日赴华前，皮尔思很想了解中国留学生对中日问题的看法和主张。王大桢闻讯后，与留日学生学术研究会外交研究部同仁连夜商讨文稿撰写思，由他主笔的文稿，真切地反映了留日学生对中日时局的观点和。
1921年8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发起召开会议，王大桢等留日学生鉴于“巴黎和会”的教训，认为此次会议是翻案良机，于是他耗时两周，起草了两万多字的《会议之预测与中国应有之准备》（纲目）小。与他共同收集资料、考求的留日同学龚德柏，携带小回国，几经辗转，最终交给了民间组织“会议中国后援会”理事、曾任北洋国务总理的汪大燮。
闻讯会议，认为是个机会，借助美国力量，牵制日本。当时驻日本公中，人员多不熟知日本情形，远不及王大桢。两人商量，由王大桢作一篇论文，讨论这次会议之前因后果，由我自费赴，为他运动，使他参加这次会议，并以他的知识，为中国谋一防制日本侵略之策略。王大桢同意，起草作文，耗费两周多时间，写就2万多字。
8月下旬，我自乘船抵天津，即日入，想寻找部长级人物帮忙。茫然无计之际，忽见报载教育部长范源濂入京消息，范系湘人，即赴其家中访他，并说自日本而来，有要事相托，他即刻出见。当时，日本问题非常严重，我诚恳地为王大桢说项，而不是为自己吹牛，故答应找外长颜惠庆。
次日上午，范源濂打来电话，说昨日遇见汪伯荣（大燮），他是老外交家，颜骏人（惠庆）正要求他到当顾问，“他愿意与你谈谈，并为你帮忙，”要求我上午7点前去汪家。
第二天上午7点，我来到汪家，两人谈到12点。我说，王大桢比我高明得多，更能令他满意，他说立即写信给颜惠庆推荐王大桢。颜同意，王大桢以咨议名义赴。
史料载，在美国设计下，会议期间，山东问题被列为“边缘”谈判。11月30日，会议休斯宣布：“请中、日代表觐面商议，以期解决鲁案”。12月1日，中日两国与会全权代表开始谈判山东问题，美英各派代表列席。经过两个多月30多轮谈判，1922年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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