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时常感到，今天秦汉史研究中的问题意识，国际学术界似乎都站在了同一个平台上，但其实这主要是指基于简牍材料的研究。
由于这些问题都比较具体，也因为这些简牍是新材料而格外引人注目，以致我们现在难以看到学者对秦汉历史的一般认识与宏观认识，这在东都很相似。其实，基于简牍或文献的历史细节研究是认识历史的基础，但基于这些研究基础上的宏观概括与理论分析，对认识与把握一个时代同样是十分重要的，甚至更为重要。美国著名的中国古代史专家陆威仪教授的《早期中华帝国：秦与汉》，就是继《剑桥中国秦汉史》之后，给我们提供的又一部认识和了解学者对秦汉历史总体看法的一部佳作。
这部著作把秦汉放界史、中国史的整体视野中去观察，分为10个专题，各专题中又大体以时间演进为序，较为全面系统地描述了秦汉历史的概貌与演变。通览全书可以感到，陆威仪教授对秦汉文献、出土文献、碑刻资料以及学术界的研究极为熟悉，信手拈来，运用得当，体现了一位专业史学家的高超素养。
值得一提的是，本书虽然主要是给人了解秦汉史的著作，具有基本知识普及性的特征，但无论是关于秦汉在中国历史中的地位，还是10个专题的撰写，都力图提炼总结出带有基本规律性的认识，这些认识大都很精到。
重新撰写历史的必要性，既取决于时代变迁对于历史叙说的需求和触动，更取决于重写者对历史的新认识。这种新认识当然不应只是某些枝节和局部的新见，也不仅是可读性的魏优旃增加，而是在相关历史的基本框架、脉络和基本问题上较之前人有了明显进展。以此衡量这部《哈佛中国史》中的《南北朝》卷，既可看出其显然仍可归入近年学界“重新叙说中国和中国历史”的潮流，也尽其可能地汲取了一段时期以来中外学者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上的新进展、新。
本卷令人印象深刻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对魏晋南北朝史相较于秦汉史的基本变化作了新的思考和诠释。这在本卷章节的安排裁剪上即有充分体现，从历史空间的拓展，到士族、军将等历史要角的崛起和影响，再到的物质生产和活动态势，以及中外关系、社会体制、教形态和文化生活等领域所示特色的递嬗，作者力图以此凸显此期一系列历史转折的内涵及其对此后中国史发展的意义。二是如果说上述基本变化是任何一位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写者都须的论域，那么本卷在刻画以往关注不够的历史侧面，阐述世界或观念形态与史或经济社会发展相交织的历史过程，抉发其与“总体历史”的联动关系上，就集中体现了作者的匠心独运之处。尤其是本卷随处可见的“生态”、“空间”、“书写”等词语，非但汲取了流行于近年以来中古史叙说的某些视角和方法，更突出表明了作者对之的梳理和发挥。
有此二端，本卷对魏晋南北朝史的重写也就有了相当的理据，或者说具备了“成一家之言”的基本条件。
与以往的唐代断代史相比，本书在叙事结构上增加了一些前所未见的章节，如地理、城市生活、乡村社会、族关系等章。这些新章节的出现既与当代历史学的进步有关，也与主编和作者的史学编纂有关。
如第一章开篇就申明“有唐一代，中华帝国经历的最大变革之一就是对地理空间的再定义”，并具体说明了在唐代长江中下游“逐步取代黄河流域成为中国人口与经济中心”的过程。第二章则列举了士族在唐代逐渐衰落。第三章介绍了职业兵取代府兵、两税法取代租庸调制的经过，指出两税法是以土地和财产作为主要征收对象，与此前以身丁为本的征税原则不同，这一转变的基本为以后历代所沿袭。第四章也是开篇就指出唐朝城市最主要的变化“是商业和贸易改变了城市结构”。第五章的核心是唐代乡村发生的变革，包括均田制的和私有土地集中成为庄园的过程、种植技术的进步、农业的商业化、地方城镇市场的成长、以远距离贸易为目的的作物生产以及市场的形成。第六章叙述了自中唐以来陆丝绸之的衰落和八世纪中叶以来海上贸易的兴起。第七章则具体讨论了“帝国范围内阀阅大族的 超级精英 ”在活跃了数百年后最终消失。第八章介绍了地方神的出现和流行强调“韩愈开创了学术研究的新文体”；叙述了雕版印刷术的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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