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生肖排列顺序据汪澍白编著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4页）：“1932年临时中央到达根据地，不但了的军事指挥权，而且在《与战争》等刊物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从理论上对他进行。主义者的军事线‘把古代的《三国演义》无条件地当作现代的战术；古时的《孙子兵法》无条件地当作现代战略；更有好些博览群书的同志，拿半个世纪以前的曾国藩作为兵法之宝’。”
20世纪60年代，曾多次这样谈及：“1935年前后，当时有同志说我打仗的方法不高明，是照着两本书打的，一本是《三国演义》，另一本是《孙子兵法》。其实，打仗的事怎能照书本去打？那时，这两本书，我只看过一本——《三国演义》，另一本《孙子兵法》当时并没看。那个同志我看过。我问他《孙子兵法》共有几篇？第一篇的题目叫什么？他答不上来。其实他也没有看过。从那以后，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孙子兵法》。”（黄允升：《〈遵义会议〉若干史实辨正》，《中史研究》，1992年第2期。）
《孙子兵法》，又名《孙子》，相传为春秋末年孙武所撰，现存13篇。这是中国和世界最古老的兵书，曹操曾为它作注和编“辑要”。
1960年12月25日，在他的67岁寿辰时，在与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聚餐时的谈话中，他又谈到了这件事。他说，在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他先后受到过三次大的处分。“那时我没有事情做，走坐在担架上，做什么？我看书！他抬他的担架，我看我的书。他们又我，说我凭着《三国演义》和《孙子兵法》指挥打仗。其实，《孙子兵法》当时我并没有看过，《三国演义》我看过几遍，但指挥作战时，谁还记得什么《三国演义》？统统忘了。”（忻中：《晚年的读书生活》，《党史文汇》，1994年第8期。）
因为爱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在长征行军途中，还让警卫员去给自己找书来看，以致引起误会，闹出取来“仨锅”、“水壶”的笑话。
据喜民编著的《璀璨的星系》（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对他自己的学习一直抓得很紧。在长征途中，有一次，因随身带的书看完了，到一个村子驻扎后，他对警卫员讲：“你去给我弄部水浒和三国来。”警卫员找到一户读书人，说要借个“水壶”和“仨锅”用。老先生看了看他，知道他是为穷人打天下的红军，就把自己正在用的水壶借给了他，并说家中没有三口锅，只有一口；且自家每天都得用，实在腾不出来。
警卫员谢过老先生，提起借来的水壶，兴奋地去见，一进门就说：“，水壶拿来了，仨锅没找到。”抬头一看，禁不住笑了。他把警卫员叫到身边，耐心地告诉他：“我要的不是烧水的水壶，也不是烧饭的大锅，而是中国的古代名著《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这是两部古书。”说罢，他又拿来一张纸在写出来，交给了警卫员，并告诉他今后要注意抓紧时间学习，干可不能闹笑线年，邓宝珊将军在陕北榆林时期，常和部下讨论在一些著作中阐明的观点，认为精通，对问题看得远、看得深。他还说学问渊博，读书很多，住的窑洞的书架上有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也有《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古典文学作品，还有陕北各县的县志。（《肝胆篇》，《武汉文史资料》，1986年第4辑，第13页。另见，全国文史资料委员会等编：《邓宝珊将军》，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6月版，第186页。）
据赵超构访问延安的回忆：1944年6月12日，晚餐以后，我们在大礼堂看戏。这是由此间的平剧研究院演出的，演的是《古城会》、《打渔杀家》、《鸿鸾禧》、《草船借箭》四出戏。和我比肩的，正是先生。戏早已上演了，他非常有兴味地听、看，从始到终。对于《古城会》中的张飞，对于《打渔杀家》中的教师爷，对于《鸿鸾禧》中的金老头，对于《草船借箭》中的鲁肃，他不断地发笑，不是微笑而是尽情地捧腹大笑。当演出张飞自夸“我老张是何等聪明之人”那一副得意的神情时，当教师爷演出种种没用的时，当金老头在台上打诨时，他的笑声尤其响亮。在这时，我理解到毛先生和我们一般人是有共通的幽默与趣味的。他并不是那些一读报告，便将趣味、性灵加以贬斥的人物。他虽自谦“对于平剧没有研究”，但也承认：“很喜欢看看。”（赵超构：《延安归来》，南京新民报出版社，上海1946年2月再版。）
1945年8月，赴重庆谈判前夕，替他准备了一批书，但他只挑选了《红楼梦》、《三国演义》等几种。（李：《雾都较量》，中央党校出版社，1994年版，第46页。）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