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3月18日，在琉璃厂中国书店作了一场新书发布会。为上海书画出版社集中推出的《陈振濂学术著作集》二辑6种书作签名售书。又按老规矩而出以学术引领，作了一场《书法教育“新时代”》的报告；以切合这次出版的《书法教育学》（重在构架书法教学原理）、《书综论》（各门书法课程的简明提要）、《日本书法史》（单一书法课程的教学内容与展开）这三个科目。
我过去在开会，稍有闲暇，一般都会到中国书店走走。早就了解了它是国营书店的“”单位，可以做其他书店做不了的事。一是自办出版，不是如国营的新华书店只管发行销售而不涉新书出版。二是可以经营古旧书，这也是新华书店按分工不能做的业务。我对中国书店老总说起这件事，他十分惊讶，说大部分人都不会关注这两点，陈先生何以知晓如此？
于是，作为古籍、古旧书收藏研究的一环，我的探寻目光自然转到这 “出版”和“古旧书经营”两方面来。希望能在此中探个究竟。
中国书店的成立，其实是由无数个在琉璃厂汇聚的个旧古书肆汇集起来。据调查，从清代咸丰年间到，琉璃厂经营古旧书的有210余家。到1940年，则仍有45间书铺。著名的有“来薰阁”、“翰文斋”、“富晋书社”、“邃雅斋”、“藻玉堂”、“文禄堂”。1950年海公园办电信局，许多古书店古玩字画铺都迁移、转业或关门。剩下的几十家，在1956年公私合营时合并共同成立了一个“市中国书店”。
查考古旧书业，最早可以追溯到康熙时。当时要编《古今图书集成》，琉璃厂一带书铺林立，编书者到琉璃厂还有厂甸庙会、灯市口甚至宣南会馆来找书；还有部分京官告老，或落榜举子们在这一带择地而居。至乾隆三十七年开始编纂《四库全书》，琉璃厂都是一个不可不去的所在。进士举人，学士文人尤其是词臣们在上午听朝后，“午后归寓，各以所校阅某书，应考某典，详列书目，至琉璃厂书肆访之”（翁方纲《复初斋诗注》）。按翁氏此述，当时的琉璃厂，几乎是一个超大的公共图书馆（街）。人文荟萃，书翰风雅，是天下所有读圣贤书的科考士子甚至是大臣学士尚书侍郞主事们的最神圣最重要去处。从康熙以来的几百年间，我们在许多名家诗文集中发现了有去琉璃厂淘书查书的记录。吴梅村、顾炎武、吴伟业、纪晓岚、钱谦益、姜宸英、陈廷敬、龚鼎孳、王士祯、赵执信、翁方纲、陈维崧、王昶、朱彝尊、朱筠、李文藻、戴震、钱大昕直到吴大澂、潘祖荫、翁同龢等等。而近代以来，则有梁启超、康有为、周肇祥、鲁迅、胡适、傅增湘、叶恭绰、陈垣、邓之诚、郑振铎、朱文钧、容庚、谢国祯、林白水、邵飘萍、陆达直到启功先生等等。这样一份不完全名单，已经可以见出琉璃厂古书肆的魅力和威力了。此外，追究今天中国书店的源头，那么还可以追到康熙年到乾隆年间的“松竹斋”（即今荣宝斋），老“二酉堂”、“文锦堂”、“荣锦堂”、“文粹堂”、“同升堂”、“文绘堂”、“五柳居”、“聚瀛堂”、“先月楼”、“双峰阁”、“京兆堂”等等。
当时的古旧书经营者以南方如苏州、江西、湖州出身者居多，且多依京杭大运河而取船运。而到了咸丰同治以后，经营古旧书肆者则多来自山西，尤其是衡水、枣强、冀县、深县一带跑旧书生意的极多。故而清末坊间有“人造就琉璃厂”的说法。究其原因，康熙时贩书者来自南方苏、湖、赣一带，是依仗着江南读书人多，藏书家多，古书来源丰富的优势；而到了咸、同以后，则北方刻书亦渐渐繁多，且紧贴京师，周边中的从业者，愿意起早贪黑逐户挨家走街串巷，只要有钱赚，民风朴实，吃得起苦；又以古书贩运因体积庞大而沉重，比起从苏湖赣皖长途以船舶贩运，在京津冀晋地区用一骑骡马或一架大车驮来直接出手要方便得多。故而琉璃厂古旧书肆的经营，从江南系到系的转换，一个历史转捩的形成，其实也必然是有着人文地理上的原因的。
中国书店被特许自办出版，也是有渊源的。早在清代，许多有名的古旧书坊就有经营古书和刻印古书的双重职能，而且，能有实力自刻书是一种店大气粗显摆扬名的举动。
比如，著名的“来薰阁”刻印过《古文声系》《广韵》《山带阁楚辞》；“文友堂”印《太平广记》《陶说》《明诗记事》；“雅斋”则有《邃雅斋丛书》《师友渊源记》等等；更有著名目录版本学家孙殿起执掌“通学斋”，自著自刻自印《贩书偶记》，乃为一代目录版本学名著。又甲骨文出世，遂有“富晋书社”刊刻《说契》《殷契钩沉》为最新考古。还有专门针对科举应试的《皇朝经世文编》《十三经注疏》（“富文堂”刻）、《大学辑要》（“善成堂”刻）。关于金石学方面，则有《吉金志存》（“文友堂”刻），当然还有《唐诗三百首补注》《元遗山先生全集》《音注韩文公文集》等方便读书人应用的自刻古诗文集。此外，最有意思的还有的地方文献如《清代燕都梨园史料》《宸垣识略》等等，这一类古书由古旧书铺自已印制，印量不大，从收藏角度论，在现在都已经是珍稀难觅之本了。
最有意思的是据文献记载，琉璃厂书铺中之历史悠久和名声在外者，掌柜的会在店内置床桌笔砚，官帽椅三四张，兰花月季环绕，客人来访，店家甚至会备藕粉粥加砂糖以飨客，殷勤谦恭，周到备至；而因为大量经手善本孤椠，又与藏书家们打交道，初入道时还少不了师傅传授、学者熏陶，故即使是一个小伙计，不显山露水，但其中也有不一般的懂行者。若是在柜上时间长十数年的老伙计，见多识广，日积月累，更是通晓版本目录之学，对各种古旧书的来源、流传及基本内容，了然于胸；连许多藏书家也不得不求助于他们，虽曰“书商”，其实倒是一批专业懂行人士。其中有的古旧书铺，还兼营古书修缮之活计，哪家大户收了珍本，见有残损，便会托这些古旧书铺帮助补残、重装、修页等，由专司其职的伙计们来帮助打理。
琉璃厂自康熙以来尤其是清中期繁盛以来，乡镇农村一带，通过老乡提携、朋友相荐的传承关系，到店铺里来做学徒的不少。都是十五六岁的孩子，三年学徒生涯，什么苦都要吃。学徒期满，按当时琉璃厂风气，竟是留在老东家店铺的并不多，而另立门户自己单干却有不少。当然，学徒满师了却仍然是青涩稚嫩，肯定不会有大店名店一呼百应的影响力。故而一般会在琉璃厂四围的胡同里租一间“门脸儿房”，或为省费用宁愿与自己住家结合，前店后屋。更有还专门给一些大的文化机构如图书馆、大学图书馆或博物馆，一些知名藏书家的府邸跑腿送书求售。年间的这些送书伙计，每每用蓝色或白色包袱皮儿包着古籍，捆在自行车后架上，从琉璃厂出发，游走于京城之大街小巷豪门大户，在老人看来，也是一道有趣的风景线。
1956年公私合营，琉璃厂地区几十家古玩字画店、碑帖铺全部合并加入“市文物商店”。而所有古旧书铺也全部加入“市中国书店”。这就是今天中国书店的前身。据中国书店朋友们提到，当时要旧文化，文化，琉璃厂一带店铺分为两个板块：首先是古籍旧书系统，再又是字画文玩系统。前者合为“中国书店”，至今仍然生机勃勃，与市民的文化生活休戚相关水乳交融。而后者则随着《文物法》解禁，原有的“文物商店”已是萧条寂寞，难以再生；而转向新的艺术品拍卖和文物拍卖的二级市场。就原有体制而言，已经完全解体。这样看来，“中国书店”其实还是十分幸运的。尤其是承传当年琉璃厂古旧书铺文化的两大要素：首先是经营旧籍旧书，与国有的新华书店经营范围错位发展，拾遗补阙，既有一个市场空白的填补作用，又能联结上百年学术文化血缘的承接；其次是兼营出版，有自己的出书目标和特色，尤其是线装书的印刷刊行，反而为整个国家的出版提供另类要素，形成了一种多元互补。尤其是在古籍拍卖中一旦得到流失国外的善本珍本，又可以通过古籍线装书出版而还原其风貌。作为其现实的一例，近日闻有从日本回流的一部《梁启超手批稼轩词》在被中国书店拍得后，即依原版作朱墨两色复刻刊行，青布函套，笺纸精印，古色古香，雅致清澈，扑面而来。我本来就酷嗜《稼轩词》，承蒙中国书店诸公言及作为今次合作的见面礼而获赐赠一部，真是爱不释手，当视为此次琉璃厂签书之行的最大得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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