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事必出于人 故中国史重人尤重于事

　　国人多好史，细思缘由，大概有两种：一则是中国历来重经验、尊，视过去之事为可借鉴之资，所谓以史为鉴者；二则我国之史无论正史还是杂史，信史抑或野史，基本上以人物为中心，“而事必出于人，故中国史重人尤重于事”（钱穆语），即使检诸正史，人物事迹往往是史官刻画最精彩最用力的部分，流传于民间，则为普通百姓所喜闻乐道。盖一部相砍书或一本计谋簿，本是最合脾胃，英雄功业、文士风流亦是茶余饭后的绝佳谈资。若历史止乎警示镜鉴与文韬武略，何须怀？然则何为历史？

　　虞云国的《历史》，萃集作者近三十余年来各色文章，却绝非无所寄托。书中所选之文，或明或晦，都能折射出作者特有之史观。作者在自序中言：“参与历史的人都在参与历史的选择，尽管有的是主动选择，有的被动选择”，“在反思历史的选择性时，必须面对几组关系”，如“历史偶然性与必然性之间的关系”、“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之间的关系”、“历史合力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等等。凡有志于在史学理论上有所创见的学者，对于此三组关系，恐难以完全回避，而应有所回应。自序又言及：“无论成败，无论盛衰，对一个自信的民族与成熟的国家来说，不管何种历史记忆，只要正视与，都是一笔无可替代的珍贵财富”，“之所以历史，还在于历史决不是当时者的一锤定音，而是无数后来者的千秋。”书中所选论史、论书及论学文章，率皆能透露出作者对于“历史记忆”和“千秋”的珍视与。

　　前人说历史是个可任意打扮的小姑娘，本是指各人皆可建构一套历史解释方法，能便是行家，但其阐释所凭借者当为史料所载的“千秋”和“历史记忆”。现今后现代史学方兴未艾，解构传统的史学观念和历史研究理论，然新方法新理论背后的实质是全新史学价值判定，绝非对历史的轻忽。国内不少历史图书凭其想当然任意戏说，只是借史之名投今之所好，亦决无半点如后现代史学家那般理论创新，可见其虽是“于本国历史略有所知者”，对于“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钱穆语）是多么淡薄。

　　若云历史，须先回答何为历史，历史事实载于史料典籍之中，而历史不止于此，英国史学家卡尔在《历史是什么？》中写道：“我们所接触到的历史事实，从来都不是‘纯粹的’历史事实，因为历史事实并不能以纯粹的形式存在，历史事实总是通过记录者的头脑折射出来。”虞云国所者，乃是本国本民族延绵数千年的“历史记忆”和“千秋”，盖中国古史虽大多为“帝王将相家族史”，然史官所取与所舍，史籍的流传与否，皆由古人之价值判断和思维逻辑所决定。今人所见之历史，当然绝非客观的古代社会之全貌，然从其中所反映的“历史记忆”和“千秋”，实是隐藏了我国之历史进程发展的奥秘，盖“历史学是关于人的历史，是关于人类过去的科学”，历史反映，乃之史，英雄亦须凭借于时势，皆然。

　　故今日之人过去之史，实因现在与历史绝难割裂，如同现在之人生难于与过去之人生相分离。古人之思维观念，已化为今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的文化基因，就像潜意识于暗中影响着我们的重要决定。所须者，实乃历史之合力后所反映出的之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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