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十分重视科举，凡经科举考试做官的称为“正途”，其他出身则称为“杂途”。两者的地位和社会地位天差地别：正途出身的人，升迁极易，不数十年就可以做到；杂途出身的人，只能在各类衙门里做小官，或者充当吏胥。因此，科举乃是士人们梦寐以求，争跳龙门以获取利禄的最好途径。
唐宋的科举考试，就其程序来说，分地方乡试和中央省试二级。乡试合格者叫做进士或乡贡士；省试合格者，则称为“进士及第”。宋代加上殿试，成为，但还比较简单。到了明清时期，考试程序级级增加，达到了繁琐的程度，在地方有府州县试、乡试（省试）；在中央有会试、殿试、朝试，其中还有种种的预备试和复试，叠床架屋，不胜其多，今略举如下：
府州县试。府州县试是地方的基层考试。系根据府州县的等级户口和丁粮的多寡分配名额，县考据资格和深浅程度包括童试、岁试和科试三种。童试是学塾里的文童（童生）进入县学的预备考试，由县儒学署主持，录取者以“长案”发榜，第一名称“榜首”。此后，还需经本省督学使或学政按时举行正式考试，称为“分棚”考试，其录取者称为“生员”，俗称“秀才”。有了秀才的资格，才能入县学读书，称为入学或入泮。考不中的人仍称童生，又称“小友”，等待下一次再考。秀才在学初期，只是一个附生（附读生），如果他要去应本省的乡试，还须通过督学使主持的岁试和科试。岁试是考察生员入学后的学习成绩，据其优劣分等录取，成绩好的每年给以廪银四两的公费待遇，称为“廪生”。科试是选拔参加乡试的预备试，合格者可以参加乡试，未参加科试或科试不合格者则取消参加乡试的资格。
乡试。乡试即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主考官多从中央的九卿、翰林、詹事以及科道官中选派。乡试时间在农历的子、午、卯、酉年的秋季，故又称“秋闱”，考试地点设在各省会的“贡院”，考试分三场，内容为经义、诗赋及策。中试者称为“举人”，第一名称为“解元”，正榜发表，有时又录取副榜举人若干人，称为“副贡生”。副贡生可以免去科考。由此可以看到明清与唐宋制度不同：唐宋的乡试，系指州县试，合格者称为进士或乡贡士；而明清的乡试系指省一级的考试，合格者则称为举人，略相当于唐宋的进士。明清时凡取得举人资格，则已升入到做官的行列，故俗称举人为“老爷”，而秀才仍是“白衣”，只能称“相公”。不过，相公也是民间对秀才的一种尊称。
在唐宋时期固然学校出身可以参加考试，但不由学校出身的士人也可直接向州县报名应试，故科举与学校并无必然的联系。明清时期，士人必须入学读书，取得一定资格，才能应考，其用意即是把学校作为培养人才的，以考试作为选拔人才的途径。这种“学校储才，以待科举”把培养与选拔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说应该是一种好办法，但是在实际上明清时期学校的培养那是一种手段，考试取人才是目的。士人入学不是单为读书而读书，只是为了博取利禄，故学校只能成为科举考试的附庸。
明清时期中央最高学府是国子监，地方上是府州县学。亦分为监生与贡生两类。监生即国子监生的简称。凡大官子弟、圣贤后代、为国的官员、有功勋的官僚子孙均可以读书。另一类是“贡生”，贡生也有多种，它是由学政在地方府州县学中，选拔出少量生员上贡到中央国子监，或直接保送到中央一级的省试、殿试和朝考的人。其中由学政每年从廪生中选取年资最高的人，贡送入国子监，称为“岁贡”。监生的身份与贡生相近，故明清时监贡并称。一般地说，他们均可以参加礼部试，授官亦大体与进士相同。不过贡生多数是屡应乡试不中的人，带有照顾的意味；监生则多为公子哥儿纨绔子弟，并无真才实学，所以也很少参加乡试。监生贡生，顾名思义应该是在学读书的人，但清代后期，不论监生贡生，都只是一种资格名称，他们可以在学，也可以不在学，和国子监、府州县学没有任何实际关系。其所以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科举考试与学校教育在学用上的脱节。因为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获取，觅官做，在学不在学、多读书少读书都无关重要，重要的是在于考试能否顺利通过。事实的发展总要突破制度，这样学校教育也就有名无实，而失去其培育人才的本意了。
明清科举考试的内容仍承前代，主要有经义、诗赋及策论，但专重经义。考试经义以五经命题。其中专取南宋朱熹所定的《集注》为定本，其他五经义疏亦各有。又考试时的经义文章必须用古代圣贤的语气立言。由于经义都有定本，思想受到约束，不能发挥，无异于鹦鹉学舌，使人所学、所想、所说只是前人的旧说，陈陈相因，很少有新鲜见解。而五经中的、子曰诗云，人人会说，并无多大的实用价值。《儒林外史》中对儒生的辛辣讥刺，便是这种考试内容的最好注脚。
明清考试出题，既限在五经内，就是那么几本，其中可以拟出来的题目，充其量不过一二百道。一些有钱的官家子弟，自可以聘请名师、在家课读。他们先将此类题目拟做一遍，熟读，到考试时，十之可以记住，誊抄上去侥幸就能考中。这样，十年寒窗的功夫可以在一二年内速成。而且社会上的书商，把历届三场考试时主司所出题目以及进士写的文章刊刻，供士人们揣摩学习。士人们省力，就把功夫用在这些时文、选本上，到考试时，就变花样，抄袭上去，也能获得。畏难求易这是人们的一种惰性，费力少而又有功效，这样的“终南捷径”，何乐而不为？其结果，士人们很少通经博学，有些人连五经的本义也未能通晓，至于史学的知识更是茫然。
八股文是经义文章的一种程式。即把文章写成替古代圣贤立言的语气，体裁用排偶，全文分成破题、承题、起讲、领提、提比、中比、束比、大结八段，每段相对，格式一律，并限在若干字内完成（清代限700字以下，300字以上）。它的出现很难说是由某个人物所设想出来的办法，考其用意主要是为了找到一个在客观上容易评阅试卷的标准。因为那时应考的人实在太多，各人都有自己的立意和风格。考官也有自己对文章的喜好，没有一个统一的录取标准，就很难评定试卷谁优谁劣。从前唐试，一律要试律诗，限定五言八韵，就是由于诗无一定标准，不容易判定优劣。
考律诗，就要讲究平仄，对仗工整，如果一个字不合韵律，一眼就能看出，标准比较具体、简易。宋经义，，人人会写，谁优谁劣，也很难辨定。所以演变到明代，就逐步创造出一种固定的格式，人人都按照这种格式来写文章，了就不能录取。所以八股文犹如变相的律诗，或者说是一种律体化的经义。当它开始施行时，目的还在于录取人才，不过实行久了，便产生出种种令人厌恶的弊病来。其中最主要的便是八股文的格式严重地住人们的思想，使士人们把一生的精力放在这种无补实用的时文上，去揣摩、去学习，而经世致用之学则闭口不谈，这样所造就出来的人才不是冬烘头脑，便是不懂业务。有些士人一旦考上了去做官从政，过去所学的程文，一概没有用处，也就束之高阁。这于学问、于从政均无裨益，至于社会上某种新思想的出现，则被这些拘守儒经的夫子们视为，群起而攻之。明清时期学术思想界的沉寂，与制义取士显然有着很大的关系。
明清科举制度的流弊，就其本身而言，主要在于学用的不一致。明末清初，提倡经世之学的顾炎武看到生员的冒滥和科举考试的曾大声疾呼：“废天员而用世之才出矣！”不过，他提出的恢复汉代荐举与科举并行的主张，仍是复古主义的一套。后来，清代道咸之间的龚自珍，看到科举制度的人才，作《明良论》以纠时弊，复又痛切而激愤地喊出：“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这是对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压抑人才、埋没人才的有力。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止了。至此，历时1300余年的科举制度终于完成其历史任务而退出舞台。
推荐：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