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与古代服饰文化

　　作为小说家的沈从文先生，还有另一个身份——历史学家。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亚蓉研究员最熟悉的却正是这位开创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先河的沈从文先生。

　　2017年9月8日，王亚蓉在社科院考古所做了题为“沈从文与古代服饰文化”的学术，介绍了纺织考古自沈从文先生经王?先生和王亚蓉先生以及到现在以王继胜、司志文、傅萌、贾汀等为代表的年青一代纺织考古人的发展历程，并详细举了江西靖安东周大墓、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战国楚墓和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天宫暗龛三个纺织考古的例子，展现纺织考古人工作的科学、严谨、细致、艰辛以及取得的丰硕。

　　中国是世界上育蚕缫丝最早的国家，在公元前已凭丝织技艺享誉世界。丝织渗透在中国古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应用于着装、家饰等诸多方面。纺织文物属于有机质，使其难以在意识形态层面得到类似于骨、角、牙、玉、瓷、青铜等文物的重视，因而随着近代生产方式性转变，中国传统纺织链几乎被彻底打破，加之纺织实物保存时间仅以百年，最终导致了中国丝织文明的断裂。

　　一九六三年，总理在外交出访中，发现了以丝织闻名的我国完全失去了自己的纺织、服饰语言，在国际交往中形成巨大反差，因而嘱托沈从文先生完成《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礼品书一事，为中国纺织文化的世界文化地位明晰定位。

　　沈老自己回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肇始：“六十年代初春夏间，因总理和几个文化部门的人谈及每次出国，经常会被邀请看看那些国家的服装博物馆、蜡像馆，因为它可代表这一国家文化发展与工艺水平。一般印象，他们的展示多是中古到十七八世纪材料。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新旧材料很多，问是不是也可比较有系统编些这类图书，今后出国时，作为文化性礼品送送人。当时齐燕铭先生是文化部副部长，推荐由我来做。”

　　经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动荡后，直至1981年9月，《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中文版和日文版终于由商务印书馆分馆出版，这是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开山之作。当时，沈先生带领王?先生和我在商务印书馆办事处做校对书稿工作。期间沈从文先生还抽空到中山大学拜访老友商承祚和容庚先生，当时三位耄耋智者欢愉的场面，令人十分，当天商先生还为《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本书题写了书名。

　　沈从文先生对文物、史料的研究兴趣很早就已开始，从上世纪30年代就特别注意有关其家乡湘西苗乡地区的各种工艺制作，而且在40年代就开始写了一些关于纺织考古的论文。解放后更是因工作变更的需要，他心投入到了文物研究、宣讲的工作中。周总理的嘱托成为一个契机，让沈先生将更多的投入到纺织服饰“史、实互证”的研究工作中。如1953年沈先生在《新观察》上发表了《织金锦》的文章，一万余字，文中他提出许多当时其他人并没有关注过的新观点。其中，许多东西的命名、定名就是沈先生定的，如现在我们耳熟能详的“玉衣”的概念就出自这篇文章。果不其然，1968年发掘的满城中山靖王刘胜与其妻窦绾墓便有金缕玉衣出土，了沈老的推论研究。

　　众所周知，沈从文先生做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由于时代的原因，遇到诸多问题，耽搁许多，但其间，沈老从未间断对文献、文物的阅读和琢磨。而王?先生和我则是在沈先生的这些动荡与艰辛中与他相识，并受其感教，投入到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这份研究工作中。

　　七十年代图书馆是门可罗雀的处所，终日寥寥几人。我因在图书馆查找期刊资料，与沈先生的好友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的杨纤如教授相识。杨教授在了解我所要查找的资料的情况下，便告知沈从文先生处有我所需要的资料，并热情介绍我与沈从文先生相识。1973年由于沈先生缺少助手，我希望可以帮助沈先生绘图，沈老便要求我根据《人民画报》上的一组金银错文物图稿，“摹画”西汉提倡模仿动物健身的五禽戏之熊戏。沈先生看后十分满意，认为我领会了他所要求的意图，自此，我便成为了沈先生物质文化史研究的帮手。

　　上个世纪70年代的沈先生除了继续整理《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书稿工作外，对各种物质文化史的研究始终没有间断。但沈老真正最为关注的，还是如何让民族的文化精髓更多地传去，因而从一开始他的研究方法即为“史实相证”，而目标则是将实物与文献对照后，让更多的人能够通过这些研究了解和再次拉近与传统文化精髓的距离。沈先生的研究一直是需要绘画再现和实物取证的求索。我早期的工作也正在于此，从那时起我也走进了传统纺织服饰文化研究，直至今天。

　　一九七八年，沈先生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建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室。由沈从文先生提议，经院长批准，王?先生与我正式成为沈先生助手，开创了纺织考古文物研究之先河，“以史”的唯物主义方法研究服饰文化。王?先生与我虽不能与沈先生相匹，但也确实完成了些先生未有涉足的工作，反而使得先生晚年的工作更加顺利，我们的实践与先生的研究结合，更对我们自益极大，可谓我辈之大幸。

　　在早期辅助沈先生的服饰文化研究之时，有一系列工作首创于我国，它真正地完善了中国古代纺织服饰研究的工作内容，而我也终生从事服饰文化研究工作。这项工作就是纺织考古的所有实践与研究工作，它不仅真正完善了由沈先生开创的纺织服饰研究工作，也成为中国考古界唯一一个屹立于世界考古界的中国特有分支学科。

　　作为这项工作的第一批实践者，在实践中深感中国古代服饰文化历史积淀的深厚，因而觉得自身责任重大。作为考古现场的工作人员，行使着、研究文物的职责，难以存留的有机质纺织品文物，出土多脆弱变质，现场稍有差池即或文化的方向，可以说看到拿不到即为大罪。四十余年的一线工作经历，使我不敢对别人妄加评论，只是时时自省，现今回想起来，应算问心无愧。

　　王?先生与我共同参与了包括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湖北荆州江陵马山一号楚墓、陕西寺唐塔地宫、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大葆台汉墓、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等纺织品的发掘修复工作。王先生身体状况下降后，我个人则主持了新疆民丰尼雅东汉墓、老山汉墓、湖南沅陵元墓、石景山清代武官墓、江西靖安东周大墓、江西赣州慈云寺塔北宋文物、省隆化鸽子洞元代洞藏文物、叶茂台辽墓等多处纺织品文物的发掘和修复及研究工作。这些工作逐渐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历代纺织文物实物链，为中国古代服饰文化研究提供了重要佐证，也在实践中完善了纺织文物的与工艺技术的研究。

　　1995年是沈从文先生从事中国古代服饰研究三十周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在郭沫若之子郭汉英先生的支持下，在郭沫若故居将沈先生的作品和服饰研究的举行了一个小型的纪念展。该展览非常成功，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文物局、大学、大学、服装学院等单位领导专家的一致好评。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王忍之先生详细地了解我们的工作状况后非常感慨的给我们提了八个字：辛勤耕耘 惨淡经营。

　　沈从文先生极力服饰文化研究要“古为今用”。纺织考古发掘是继承先辈的中国元素技艺，并应用于现代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振兴中国服饰文化服饰研究，是和现代社会生活最贴近的研究。因而我们在沈老的指点下，特别注重纺织服饰研究工作之延伸。以下将举三个例子讲述近年来纺织考古现场的情况。

　　江西省靖安县位于赣西北宜春市，东南距南昌80公里。江西省靖安县地形西高东低，西部为山地，东部为丘陵平原，北河由西往东横贯全境。东周大墓所在的水口乡位于县城西侧十公里处，为丘陵向西部山地的过渡地带。水口盆地东西长约三公里、南北宽约二公里，东周墓葬就位于盆地南侧边缘。

　　根据江西靖安东周大墓部分被盗掘后收缴上的遗物包括丝织品的残片，国家文物局便批准对该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并通知我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同参与到丝织品的抢救和工作中。该墓葬为土坑竖穴墓，分三组四十七个棺材，棺木之间几乎没有间隙。所以考古工作面临的首要问题便是如何提取棺材。因南方地区水位低且潮湿，棺内多有积水，便采取虹吸抽水，为防止棺内丝织品在运输途中被颠簸错位，便用脱浆的白棉布敷上。然后，我们制作了专门的铁架子车，将棺材运送至附近一个大粮库清洁消毒后作为临时的实验室，并用十台空调将室温降到18℃。

　　因包裹尸体的竹席十分脆弱，便采取了卷取的办法，同时又需要注意保水。提取后发现当时竹席的编制工艺与现代几乎相同，均为横竖的“人”字纹。

　　在对丝织品的清理过程中发现泥、沙和丝织品都混在一起，而那些沙十分细小，最大也仅有绿豆大小，因此一粒粒捡出来。丝织品也都在泥土里包着，无法判断具体形态及样貌。因此，便决定在旁边建造一个水池子，用手拍打水，利用水的波纹将泥荡出来，每次清理都需要换五六十次水，当丝织品即将清理完毕时，则需要用海绵等慢慢将水及泥污吸附出去，该过程十分漫长。当泥污完全清理完毕后，得到了迄今从棺内出土的最大的一块纺织品，经测定该丝织品为桑蚕丝的方孔纱。

　　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经历两年时间的现场抢救性清理，得到我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经锦纺织品实物（现在见到的纺织品多为纬线起花称为纬锦）。该墓葬清理出东周时期丝织品方孔纱、狩猎纹织锦、几何纹织锦，其中几何纹双色织锦织物密度达到了240×10根/平方厘米，时至今日都是相当高的水准。经初步研究，该墓葬的所有墓主人均为十五至二十五岁的女性，然而未发现一件首饰，可能并非达官贵人的妻妾而是附近纺织工坊的织工。本次发掘工作成功地抢救下东周时期的墓葬及珍贵文物，并取得许多东周时期服饰文化的。使得这座东周时期墓葬被评为2007年的全国十大考古发现。

　　1982年清理的位于湖北江陵的马山一号战国墓，密封状况良好，棺木中极好地保存了丝织品文物，开棺之初即令人非常惊叹，见到七彩的绣被十分漂亮。但王?先生看一眼后便决定立即闭棺密封，运回实验室内进行进一步清理工作，以便在更好的中进行清理、、研究。

　　该墓葬发掘至今已经有三十余年，除了发掘人员能够亲历文物外，人们能够看到的文物均是发掘整理后的展示品或图片，多数人对文物的认识都是“二手”或不全面的。马山N10（内棺第十件文物）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的领缘绦，从文物图片上多数也只能看到正面形象，而仅以图片资料作为依据的话，我们或许会得到两种复原结果。而真正值得注意的是，这两种结果从纹样、色彩、尺寸等方面似乎都与报告相合，那么孰真孰假？我们接着研究两种复原品的背面，根据具体工艺技法最终确认了结果。

　　江陵马山1号楚墓N10凤鸟花卉纹绣浅黄绢面绵袍的衣领是十分值得关注的。衣领是十分规矩的几何纹，均为菱形，而菱形中部的图案则十分考究。如图案中有一架马车，马车上穿蓝衣服的为驭手负责赶车，黄衣服的正在搭弓射箭，后边插着旌旗。人物的下方为车厢，车厢下边是车轮，前边为拉车的奔马。在这组车马狩猎图的正左边的菱形中，有一野兽中箭倒地并回头张望，而这只野兽的前方还有一只奔跑的小鹿。在车马狩猎图的左下方的菱形中，有一个人拧着身子，右手持长剑，左手拿着一个盾牌与对面的老虎在搏杀。而在该图案的正左边的菱形中，则有一个人跪在地上，右手拿着匕首跟豹子正在搏斗，旁边还放着一条小猎狗。在这仅仅6.8厘米宽，17厘米长的一个单元中，便将古代贵族田猎射财狼搏虎豹的场景表现出来了。仅这个副领，一个绣工需要绣七个多月，可见当时君王生活之奢靡。

　　上述例子或许应该让大家有所感触，真实的纺织文物史有时会被盲目所。马山楚墓是我们首次得见并清理获得的战国珍贵丝织品，作为对纺织品进行剥离、、记录的实践者，我们工作的认真严谨是在当时都有目共睹的。即便是这样，对于田猎纹绦的认识，在初期却仍不正确，甚至发掘报告上也误写成织绦。

　　现今许多出版的资料也有错误，如对马山楚墓刺绣衾被的单位纹样提取，除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外，即便文物出版社的《湖北江陵马山一号楚墓发掘报告》在纹样单位的分割上都有偏差。这可能也和作为发掘者本身对于文物的误读有关。而对于这些误读的纠正，则来源于沈先生一直以来的研究要求，以及个人对于再现历史真实的强烈渴望。

　　上个世纪70年代，在完成了湖北江陵马山楚墓的发掘之后，我个人在工作之余又投入到对文物的再现的憧憬之中。在对两千多年前文物样貌的极端热情下，克服了多方困难，对文物再次进行更深的解读，并着手复制马山一号楚墓的N10衣袍。该衣袍两袖平直，宽袖口，交领右衽。衣着通体以锁绣完成凤鸟花卉纹的刺绣，领缘田猎纹绣饰则以纳绣工艺完成。平面剪裁的中国传统服饰，一向具备着立体剪裁的效果，N10的腋下方型嵌片，初看不知其功用。但复原完成后，系上腰带，不论手部做出何种动作，衣裙均纹丝不动，既方便动作，又保持了礼仪的静雅，十分值得今人借鉴。

　　马山楚墓N2的被子上的图案亦十分精美。如其中的龙凤组合的图案，两条S形的龙相对，风嘴衔着龙尾，而致使龙好像在扭曲挣扎。在这批纹饰中均为凤在上方，不是凤嘴咬着龙尾就是脚踩着龙。整个图案结构十分讲究是龙凤互相交错，左右翻转对称，上下错半格。该墓葬所有的图案均以龙凤虎为主，而且都是凤占上风，这似乎与当时楚族的图腾或有关。

　　对马山楚墓纺织文物的复制工作，使得沈先生十分欣喜，他甚至说“将多年经历过的代表性衣物这样一件件的做下去，放在一间屋子里展示出来，就是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了”。而哈佛的张光直教授更是激动地指出：你的这些工作就是应用实验考古学研究方法对古代服饰的再现，这使兴起于美国的最新的研究方式，没想到已在中国出现，在尚不够受重视的新兴学科——纺织考古中尝试起来。他鼓励我不断地继续下去。

　　自湖南马王堆汉墓文物的成功发掘和面世后，近半个多世纪以来又相继在湖北江陵马山楚墓，陕西寺唐塔地宫、满城中山王刘胜墓、大葆台汉墓、叶茂台辽墓、河南省三门峡虢国墓、新疆民丰尼雅东汉墓、老山汉墓、江西靖安东周大墓等一系列墓葬不断出现重要的纺织品文物。我们虽然尽心耐烦地工作，但由于方法并未受到学界的真正重视，留下来的仅是糟朽不复原貌的存留，无法让人们直观的认识丝织文物，让世界对中国的丝织、服饰历史的认识停留在灰暗的印象里。我虽倍感遗憾与责任，但工作的忙碌，资金的，让老先生们期望的纺织实验考古学的拓展工作不得以的停滞下来。

　　2004年5月26日。江西赣州市博物馆在对慈云寺舍利塔进行维修，在第四层内壁暗龛中发现了大批北宋初年残碎文物。

　　慈云寺塔出土纸本书画的修复工作与传统中国书画装裱修复技术有极大的差异，是一项运用考古分类学、文物技术与中国绘画研究等多个学科共同完成修复与研究工作，历时五年完成。

　　残片整理初期利用考古学中的器形分类的方法，将众多的残片经由材质、颜色等基础特点进行初次分类拣选。而后将这些经过分拣的纸绢类文物残片再根据其画意拣选分类，将残片再拼合选取相近画意逐渐拼对。经过初步拼对后，再经过用桑蚕单丝网连接定型，画心闷透后揭命纸，衬纸吸水排实，破损处延缺损边刮口，依缺损轮廓引补，贴折条等步骤后，共修复三十余张北宋时期的供养画，的当时此类绘画几乎没有。当时著名考古学家宿白先生看后，一边看一边摇头说：“看不懂，看不懂”，并任何专家都不要写结论性的观点，考古报告完整公布资料，让各个相关领域的专家参与研究当中。

　　中国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述着：中国人的衣着服饰文化从发纫到举世辉煌的点点滴滴，半个多世纪的纺织考古科学发掘也呈现给世界一条服饰文化实物链。从辽宁发现的距今四万五千年左右的小孤山超细骨针到河姆渡的纺织机具，再到马山、马王堆、寺、尼雅纺织品文物等，雄辩地展示了中国服饰文化历史上的辉煌。我国养蚕织绸技术是呈现给世界的重大发明。

　　中国著名文学家、文物历史学家沈从文自半个世纪前受总理提议开创中国服饰文化研究之先河，沈老的《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是该领域的开山之作。而后，从马王堆汉墓、马山楚墓、寺地宫、新疆尼雅、老山到江西靖安大墓等等一系列的纺织考古重大发现次次令人惊叹。鉴于脆弱的纺织品文物保存的局限，沈从文面对我们研究复制的战国刺绣绵衣说：若能这样，成熟一件做一件，积少成多，有房子陈列起来就是“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他还把这个想法报告给中国社会科学院和国家文物局，可惜因种种缘由沈从文和王?先生未能如愿。

　　逢盛世，若有条件建立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将是功德的盛事、善事。若有识之士联合考古、文保、纺织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掌握传统纺织技艺的技术群体，在老一辈专家学者的研究和规划基础上，利用实验考古学的方法，有计划地再现中国历代服饰的真谛，创建集研究、、传承于一体的中国历代服饰博物馆，应是中国服饰文化的发展方向和重要举措。

　　匆匆几十年过去，华发斑白，回收往夕，仅凭自己的一点下来。所幸的是对沈先生可以说问心无愧了，一方面沈先生开创的中国服饰研究事业在推进，沈先生的实验考古学的没有熄灭，仍在默默的发扬光大；另一方面沈先生的研究经过不断的努力注入了大量的新鲜血液，传承有序，一支古代纺织品研究的年轻队伍已基本成熟并日渐在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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