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光（1019年11月17日－1086年），字君实，号迂叟，汉族，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涑水乡人 ，世称涑水先生。
北宋家、史学家、文学家。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卒赠太师、温国公，谥文正，为人温良谦恭、刚正不阿；做事用功刻苦、勤奋。以“日力不足，继之以夜”自诩，其人格堪称儒学下的典范，历来受人景仰。
宋仁时中进士，英时进龙图阁直学士。宋神时，反对王安石施行变法，朝廷内外有许多人反对，司马光就是其中之一。王安石变法以后，司马光离开朝廷十五年，主持编纂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生平著作甚多，主要有史学巨著《资治通鉴》、《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稽古录》、《涑水记闻》、《潜虚》等。
线年），司马光出生，此时其父司马池任光山县县令，所以给他起名光；6岁时，司马池司马光读书，7岁时，不仅能《左氏春秋》，还能讲明白书的要意；并且做出了“砸缸救友”这一件震动京洛的事。
仁天圣九年（1031年） ，司马光随父亲司马池从东京出发，一经洛阳、潼关、宝鸡，过秦岭，前往四川广元，出任利州转运使，在栈道上遇着巨蟒，他沉着冷静地手持利剑，扎进巨蟒的尾巴上，使巨蟒疼痛得一震，滚下了深不可测的栈道下边。
司马光的博学来自多方面，一方面他好学强识，另一方面他的父亲也着意培养。他既诚实聪明，又十分懂事，深得父亲喜爱。同时，每逢出游或和密友交谈，司马池总好把他带在身边。耳濡目染，使司马光不论在知识方面，还是见识方面，都“如”。好多当时的大臣、名士，都很赏识司马光。 尚书张存主动提出将女儿许配给司马光。担任过副宰相的庞籍在司马池死后，把司马光当成自己儿子一样培养、教育。司马池辗转河南、陕西、四川各地为官，始终把司马光带在身边。所以，司马光在15岁以前就跟随父亲走过好多地方，在这些地方访古探奇，赋诗题壁，领略风土人情，极大地丰富了司马光的社会知识。
仁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20岁，他参加了会试，一举高中进士甲科，从此步入仕林，初任华州(今陕西华县)判官。此时司马池正任同州(今陕西大荔)知州，两地相距较近，司马光经常前往探望父母。在同州他结识了同科进士石昌言，石早有才名，在同州当推官，石虽比司马光大20多岁，但两人很谈得来，经常在一起交流学问，谈古访今，成为忘年之交。同年，他和张存的女儿结婚。
仁宝元二年（1039年），因父亲调往杭州任职，司马光辞掉华州判，改任苏州判官。正当他怀着远大的抱负，在上步步上进时，他的母亲病逝了。按照封建礼教，他必须辞官回家服丧3年。在此期间，北方党项族人元吴称帝，建立了西夏国，西夏为了摆脱对宋朝的臣属地位，同宋朝发生了战争，宋朝连连失败。宋仁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力量，要求两浙添置弓手，增设指挥使等。司马父子认为这样做，并没有什么好处。于是由司马光代父草拟《论两浙不宜添置弓手状》，从各方面阐述添置弓手增设武官。
仁庆历元年（1041年）十二月，司马池病死在晋州，司马光和哥哥司马旦扶着父亲的灵柩回到了故乡夏县。双亲的相继去世，使司马光悲痛万分，他叹息“平生念此心先乱”。但他在居丧期间，把悲哀化作发奋读书作文的动力，以排遣无尽的悲伤和寂寞。在此期间，他读了大量的书，写了许多有价值的文章，如《十哲论》、《四豪论》、《贾生论》，对一些古人古事，根据自己的见解和感受，提出见解。
在居丧3年的时间里，他了解了许多下层社会生活的情况。仁庆历四年（1044年），26岁的司马光服丧结束，签书武成军判官，不久又改宣德郎、将作监主簿，权知丰城县事。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取得“政声赫然，民称之”的政绩。
在工作之余，他大量阅读典籍，写下不少论文，如《机权论》、《才德论》、《廉颇论》、《应侯罢武安君兵》、《项羽诛韩生》、《汉高祖斩丁公》、《甘罗》、《范睢》、《秦坑赵军》等几十篇。
仁庆历六年（1046年），司马光接到诏旨。调他担任大理评事国子直讲。赴京之日，僚友们空府出动，置酒为他饯行。司马光为大家的热情所，即席赋诗：“不辞烂醉樽前倒，明日此欢重得无？不忍轻言别，回首城楼没晚烟！”这时司马光意气风发，虽然宦海茫茫，风云莫测，但仍怀着激动的心情来到京都。
仁庆历七年（1047年），司马光29岁，贝州农民王则起义，攻占贝州城，号称“东平郡王”，发誓要宋王朝。这时司马光父亲好友庞籍在朝为枢密副使，掌管全-事要务。司马光出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目的，写了《上庞枢密论贝州事宜书》，为尽快平息起义给庞籍献计献策。具体“以计破”，并用，进行分化，只诛“”，余皆不问。实际上起义军只66天，首领王则，其余尽皆焚死。
仁皇佑元年（1049年），庞籍升任枢密使，举荐司马光任馆阁校勘，但没有得到的许可。仁皇枯三年（1051年），司马光33岁，由宰相庞籍推荐任馆阁校勘，同知太常礼院。他在任职期间对《古文孝经》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并撰写了《古文孝经指解》一文。仁皇枯五年(1053年)，司马光任殿中丞，除史馆检讨，修日历，改集贤校理，专任史官。从此，司马光开始了对历史的研究。正在司马光潜心研究历史时，庞籍被罢宰相职，降为户部侍郎，出任郓州（今山东郓城境内）知州。庞籍举荐司马光为郓州典学。
仁至和元年（1054年），司马光离开志趣相投的王安石、石杨休、包拯等人，去往郓州。不久，提任为通判，负责考察全州。
仁嘉祐元年（1056年），他连写三封《请建储副或进用室》（第一、二、三状），仁立储君，而前后三状没有结果以后，又托范镇在奏事时代为转达，请仁有个明确答复。但这一切均未仁，司马光选择了沉默。
司马光随庞籍在河东任职期间，宋朝和西夏处于休战时期，但他并没有放松，而是深入民间听取当地人意见。并州乡贡进士刘邕对边事很有研究，写成《边议》10卷，议论很有见地，司马光便予以推荐。
司马光认为绝市和修建堡垒的办法有利于边界地区安宁，于是一面禁绝边民和西夏互市，一面决定修堡。正在这时，带兵将军郭恩，乘酒出击西夏，结果大败而归，自己不得已而。朝廷御史审理此案，庞籍一人承担了责任，事后庞籍被解除了节度使之职，贬谪知青州事，司马光向连奏三状奏明庞籍是听了他的意见才决定修堡的，说明庞籍完全是出于“欲为国家保固疆圉”的本心，“发于忠赤，不顾身谋”，因为“过听臣言，以至于此”，应当“独臣罪，以至典刑”。而庞籍得知司马光要为自己辩解时，就又上奏章，引咎自归，请求免除司马光之罪，使司马光没有受到任何责罚。
庞籍和司马光以忘年之交，互相支持、爱护，难能可贵。仁嘉枯八年（1063年），庞籍死后，司马光不忘庞籍对他的大恩，待其家人如自己的亲人。
仁嘉祐三年（1058年）司马光迁开封府推官，赐五品服；嘉枯六年(1061年)，擢修起居注。司马光推辞，连上五状，他认为自己“实非所长”，但仁一直不收回成命。
不久，仁下诏，迁司马光为起居舍人，同知谏院。任职五年期间，前后向上奏疏170余份，先后向仁-“三言”、“五规”，多次-仁解决继嗣的问题，仁觉得司马光为国家考虑，遂将奏折转至中书省。司马光亲自到中书省催办，直到赵曙被立为皇太子。
司马光44岁时，擢为知制诰，但司马光不愿就职，他认为这是一个掌管起草诏令的差事，不是他的特长。为此，他在仁嘉枯七年（1062年）三月，连上九《辞知制诰状》，说明不适宜任此职务；仁收回诏令，改授天章阁待制兼侍讲，仍知谏院。
仁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廿九日，仁病死了，四月赵曙即位，即英。两宫矛盾加剧，司马光看到这种情况，四月十三日进《上皇太后疏》，四月二十七日进《上疏》，力陈国家当务之急应君民同心、内外协力的道理。六月二十二日，他又上《两宫疏》，指出：“金堤千里，溃于蚁穴；白璧之瑕，易离难合。”没有太后支持“无以君天下”，太后离开“无以安天下”。十一月二十六日，又写了两封章奏，一封给皇太后，一封给。在奏章中，讲历史，摆利害，晓明，从全局出发，苦苦相劝，终于得到效验。加之英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使太后和英的矛盾趋于缓和。
从仁嘉枯八年（1063年）三月仁病死，到英治平元年(1064年)七月，一年多时间里。司马光为消除太后和英之间的矛盾，前后共上奏章17封。在五年的谏官生涯中，除了关注社会上层，帮助朝廷解决好皇位继承和的修身要领、政纲等关系国家命运的大事外，同时也把注意力放到下层人民身上。他发出了关心人民疾苦，减轻人民负担的呼声。而且这个思想几乎贯穿在他所有的奏章里。他在《论财利疏》中指出：当今天下最苦的是农民，因为“农民苦身劳力，粗衣粗食，还要向交纳各种赋税，负担各种。收成好的年代，卖掉粮食以供官家，遇到凶年则失所，甚至冻饿而死”，切实采取一些利民措施。
司马光反对宫中宴饮和赏赐之风，仁嘉枯六年（1061年），他-《论宴饮状》，为民着想，悉罢饮宴。他上《言遗赐札子》，反对朝廷不顾国家实际，厚赏群臣。
仁死后，英将仁价值百余万的遗物颁赐群臣，司马光也获得近千缗。但这些正确的谏言，因为朝廷，又一些既得利益者，当然不能被采纳。司马光只好从自己做起，将自己所得赏赐交给谏院为公使钱。
英治平元年（1064年），司马光上奏《乞罢陕西义勇札子》，他认为当时在边防组织“义勇”使百姓“骨肉，田园荡尽”，给百姓带来无穷，希望朝廷审察利害。特罢此事。当朝廷不予采纳时，他又写第二封札子，并亲自上殿面见英，他说：要防边必须从将帅军政着手，一味拉夫凑数，只能是“徒有惊扰，而实无所用”。英这次略有所动，并把上殿札子送中书省和枢密院商量，但一经商量，方知此事拟议已久，难以更改。他又连上六疏，并和宰相韩琦进行辩论，韩琦虽然，但手中有权，司马光也拿他没办法。这次谏言失败后，司马光连上五状，要求降黜。
英治平二年（1065年），朝廷任司马光龙图阁直学士，仍留任谏职。司马光因对谏官彻底失望了，借机连上三状，要求不当谏官，他在奏章上说：“臣从事谏职，首尾五年，自本朝以来，居此官者，未有如臣之久。臣资质愚戆，惟知报国，竭尽朴忠，与人立敌，前后甚众，四海之内，触处相逢，常恐异日身及子孙无立足之地，以此朝夕冀望解去。”英批准他免去谏职，仍进龙图阁直学士。
英治平三年（1066年），司马光将《通志》（以《史记》为主，编成《周纪》5卷，《秦纪》3卷，共8卷）进呈英。这部书的时间是从烈王二十三年，韩、赵、魏三家分封起，到秦二世三年，秦朝为止。英看后大为赞赏，并给司马光二条明确，一是接续《通志》往下编修，二是决定设立书局，并由司马光自择官属，作为自己的助手。
英治平四年（1067年），英病死，神赵顼即位。参知政事欧阳修极力向神推荐，说司马光“德性淳正，学术通明”，神任司马光为翰林学士，不久，又任司马光为御史中丞。
神赵顼即位以后，年轻年盛，朝气蓬勃，决心振兴祖业。他在虚心下问、多方征求方略以后，感到王安石提出的一整套激进、大胆的变革方案很符合自己的思想，于是在神熙宁二年（1069年），起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主持变法。在思想上王安石主张开源，司马光主张节流。司马光和王安石因不同，在一些问题上进行激烈的，有时在主持的议政会议上也毫不相让，但司马光对王安石的变法也并不一概反对，尤其当变法还未显露明显弊病时，他也并未公开持反对意见。甚至有人要-王安石时，他还进行劝解和。直到王安石颁发“青苗法”，司马光才表示不同意见，他认为县官靠放钱收息，要比平民放贷收息危害更大，因此表现了强烈不满。
宋神希望司马光能很好地发挥作用，辅佐自己早日危机，实现国家的振兴。神熙宁三年（1070年）二月十二日，擢司马光枢密副使，可是司马光以“不通财务”、“不习军旅”为由，推辞，从十五日到二十七日，连上五封札子，自请离京，后以端明殿学士知永兴军（现陕西省西安市）。
神熙宁四年（1071年）四月九日，他看到他的好友范镇因直言王安石“进拒谏之计”、“用残民之术”，因而被罢官。司马光愤然上疏为范镇鸣不平，并请求任职西京留司御史台，自己退居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以书局自随，继续编撰《通鉴》，时间长达15年。
神元丰七年（1084年），司马光已66岁，《资治通鉴》全部修完，是年七月十一日全书呈上，十一月，《通鉴》的最后部分《唐纪》和《五代纪》修成以后，司马光连同《通鉴考异》、《通鉴目录》一起奏进给神。神十分重视，将书的每编首尾都盖上了的睿思殿图章，以其书“有鉴于往事，以资于治道”，赐书名《资治通鉴》，并亲为写序。十二月初三日，神降诏谕司马光，说他“博学多闻，贯穿今古，上自晚周，下迄五代，成一家之书，褒贬去取，有所据依”。并赏与银、绢、衣和马，擢升司马光资政殿学士，迁范祖禹为秘书省正字。
宋神元丰八年（1085年），司马光67岁。三月七日，神病死，年仅10岁的赵煦继位，是为哲。哲年幼，由祖母皇太后。皇太后向司马光征询方略，司马光上《乞开言札子》，“广开言”。司马光又一次呼吁对贫苦农民不能再加重负担，而且主张新法必须废除，要对农民施以“仁政”，接着上第二份奏疏《修心之要札子》，重点谈用人赏罚问题，提出保甲法、免役法和将兵法是“病民伤国，有害无益”。
皇太后下诏起用司马光知陈州，不久，又下诏除授门下侍郎（即副宰相）。但司马光上疏辞谢，以自己“龄发愈衰，精力愈耗”，请求只任知陈州。以后在周围亲友支持下还是到任就职了。司马光向皇太后进言，为了实现废除新法的主张，把因反对新法而被贬的刘挚、范纯仁、李常、苏轼、苏辙等人招回朝中任职，吕公著、文彦博等老臣也被召回朝廷任职。
司马光废除新法，上《请革弊札子》，又在《请更新新法札子》中，把新法比之为毒药，请求立即采取措施，全部“更新”。废除了保甲法，又废除了方田均税法、市易法、保马法，带病得知免役法、青苗法和将官法还未废除，无限感伤地说：“吾死不瞑目矣!”他向吕公著说：“光自病以来，悉以身付医，家事付康(司马康)，国事未有所付。”切望吕公著能够完成他的宿愿。同时，上表请求辞位。但皇太后对他很倚重，不但不准辞位，反下诏除授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正式拜为宰相。接着很快就废除了免役法、青苗法。司马光终于完成了自己废除免役法的夙愿，实现了自己的主张。
司马光在第二次回朝为相期间，辑录《国语》的精要，编成《徽言》一书。又将《历年图》和《百官公卿表》增补、总辑为《稽古录》一书，形成一部“略存体要’’的简明通史，又负责将《资治通鉴》进行了最后的校定。
元祐元年（1086年），司马光因病逝世，享年六十八岁，获赠太师、温国公，谥号文正，宋哲赐碑名为“忠清粹德”。死后，哲将他葬於高陵。遗著有《司马文正公集》、《稽古录》等，还有诸多名著被众人所流传。
绍圣元年（1094年），章惇为相，议论司马光更变熙丰，哲下诏削除司马光的赠谥，所赐碑。
绍圣四年（1097年），再贬为清海军节度副使，又追贬朱崖军司户参军。元符三年（1102年），追复太子太保。崇宁二年（1103年），蔡京为相时，再次追降左光禄大夫，旋即除名，将司马光等称为“元祐党人”，刻元祐党人碑，元祐学术。大观年间，追复太子太保。靖康元年（1126年），赠太师，再次赐谥。宋高建炎年间，配享哲庙廷。
宋理宝庆二年（1226年），理图二十四功臣神像于昭勋阁，司马光位列其中。咸淳年间，从祀于孔庙。明嘉靖年间，从祀时称“先儒司马子”。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司马光与历代功臣四十人从祀历代帝王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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