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商来自徽州，包括歙、休宁、婺源、祁门、黟、绩溪六县，即古代的新安郡。六县之中，歙和休宁的商人特别著名。徽商在宋代开始活跃，全盛期则在明代后期到清代初期。中国历史上的著名商帮，徽商皆处于贫困山区，种地无以。明代《安徽地志》所说的“徽人多商买，其势然也。”《徽州府志》载：“徽州保界山谷，山地依原麓，田瘠确，所产至薄，大都一岁所入，不能支什一。小民多执技艺，或贩负就食他郡者，常十九。”顾炎武说：徽州“中家以下皆无田可业。徽人多商贾，盖势其然也”。潮商与徽商、晋商，是中国历史“三大商帮”。
《晋书》载，徽州人好“离别”，常出外经商。齐梁时，休宁人曹老常往来于江湖间，从事贾贩。唐宋时期，徽州除竹、木、瓷土和生漆等土产的运销外，商品茶和歙砚、徽墨、澄心堂纸、汪伯立笔等文房四宝产品的问世，更加推动了徽商的发展。
徽州处“吴头楚尾”，属边缘地带，山高林密，地形多变，开发较晚。汉代前人口不多，而晋末、宋末、唐末及中国历史上三次移民潮，北方迁移到皖南徽州大量人口。人口众多，山多地少，怎么办？出外经商是一条出。
丰富资源促进了商业发展。徽商最早经营的是山货和外地粮食。如利用丰富的木材资源用于建筑、做墨、油漆、桐油、造纸，这些是外运的大商品，茶叶有祁门红、婺源绿名品。外出经商主要是经营盐、棉（布）、粮食等。
唐代，祁门茶市十分兴盛。南唐，休宁人臧循便行商福建。宋代，徽纸已远销四川。南宋开始出现拥有巨资的徽商，祁门程承津、程承海兄弟经商致富，分别被人们称为“十万大公”、“十万二公”，合称“程十万”。朱熹的外祖父祝确经营的商店、客栈占徽州府（歙县）的一半，人称“祝半州”。一些资本雄厚的大商人还在徽州境内发行“会子”。
元末，歙县商人江嘉在徽州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元末明初的徽商资本，较之宋代大为增加，朱元璋入皖缺饷，歙人江元一次助饷银10万两。成化年间，徽商相继打入盐业领域，一向以经营盐业为主的山西、陕西商人集团受到严重打击，于是徽商以经营盐业为中心，雄飞于中国商界。
明代中叶以后至清乾隆末年的300余年，是徽商发展的黄金时代，无论营业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居全国各商人集团的首位。当时，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 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暹罗、东南亚以及葡萄牙等地。
清乾隆末年，封建日趋没落，课税、捐输日益加重，徽商处境愈来愈困难。1831年，两江总督兼管两淮盐政陶澍革除淮盐积弊，改行“票法”，靠盐业专利发迹的徽商开始典当业也因左棠垄断及外国银行的侵入而中落。茶、木两商则由于鸦片战争和太平运动的影响，连年亏损。曾国番与太平军在皖南与徽州的拉锯战，徽州十村九毁，涂炭。加之随着帝国主义入侵，外资渗入，国外商品倾销，徽商经营的行业大多被其所替代。同时与帝国主义、军阀官僚联系密切的广东、江浙财阀开始兴起，只掌握传统商业知识、技能的徽商，在商业领域逐渐失去其、垄断和独占的地位，开始走下坡。
清末和时期，虽有个别徽商人物如黟县盐商李媚、歙县房地产商人程霖生等崭露头角，但整体上不了徽商的颓势。
当代知名的徽商包括世界500强正威国际集团的董事局王文银、苏宁控股的张近东、比亚迪的王传福等。
5.经营之道。的经营是“讲、重诚信”“诚信为本、以义取利”，在市场上取得良好信誉。
6.获利致富后回报家乡，兴办社会公益事业、慈善事业。同时，荣归故里，大兴土木。1805年黄河淮河大水，扬州徽商捐大米6万石，2000万两银子。
徽商经营行业以盐、典当、茶木为最著，其次为米、谷、棉布、丝绸、纸、墨、瓷器等。其中婺源人多茶、木商，歙县人多盐商，绩溪人多菜馆业，休宁人多典当商，祁门、黟县人以经营布匹、杂货为多。
徽商除了从事多种商业和贩运行业外，还直接办产业。休宁商人朱云沾在福建开采铁矿，歙县商人阮弼在芜湖开设染纸厂，他们边生产边贩卖，合工商于一身。徽商经营多取批发和长途贩运。休宁人汪福光在江淮之间从事贩盐，拥有船只千艘。一些富商巨贾，还委有代理人和副手。徽商还使用奴仆营商，休宁人程廷灏曾驱僮奴数十人，行贾四方。徽商在经营中注重人才，做到知人善任，注重市场行情，实行灵活经营。有一业为主兼营它业的；有根据不同行情、季节变换经营项目的。
徽商讲究商业，提倡以诚待人，以信接物，义利兼顾。以勤奋和吃苦耐劳而著称，在外经营，三年一归，新婚离别，习以故常。徽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与封建官僚混为一体，或相互接托。他们除以“急公议叙”、“捐纳”和“读书登第”作为攫取的途径外，还以重资结纳，求得部曹守令乃至太监、天子的，享有官爵的。一些徽商本人不能跻身官僚行业，就督促子弟应试为官，自己也就成为官商。
从早期徽商不辞劳苦，运粮输边，到明中后期徽商积极参与抵抗倭寇侵略的斗争，乃至近代徽商为了抵御外国入侵，踊跃捐资捐物，处处时时体现了他们的爱国。因为他们深知，没有国家的安定与统一，就不会有个人事业的兴旺和发达。“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这是我国历史上商人的爱国主义传统。
穷困的徽商走出，他们一般以小本起家，闯荡商海。商海浪涛汹涌，凶险异常，一不小心就会搁浅甚至是沉没。然而徽商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们受到挫折之后，并非一蹶不振，从此便销声匿迹，而是义无反顾、，不成功决不。许多徽州大商人都是经历了无数次失败，最后终于成功致富的道。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活跃于市场的徽商必须时时细心预测市场，观察市场动向，分析市场行情，审时度势，根据市场商品种类的盈虚和供求情况，对目标市场进行细分，去选择所经销的商品，并且能够使经营时间、地点随供求关系的变化而灵活机变。他们所从事的五大行业：食盐、粮食、木材、茶叶、典当无不是根据市场行情的变化而随机经营的。正是由于他们能够随时观察市场，根据市场变化审时度势，因此面对同行业的竞争，他们时时能走在同行业的前面，能够出奇制胜。
大多徽商是从小本起家，不畏，克服了种种不利因素，经过了一番奋斗拼搏，最后才建立了自己的基业，成为富商大贾的。“致富思源”，他们大多数人特别珍惜得来不易的财富。因此，他们虽然致富，但日常生活仍旧保持在家时的艰苦朴素的作风。不仅如此，他们还以艰苦朴素的勤俭教育子孙。
这突出表现在大量徽商发财致富后，以种种“义行”、“义举”来奉献社会。徽商由于“贾而好儒”，因而绝大多数人在经商活动中比较重视人文、讲求追求。虽然致富，但他们依然自奉俭约，克勤克俭。不过一旦当他们面对国难民困或旱荒时，却又会解囊，将财富奉献给社会。
“贾而好儒”是徽商的显著特点。徽商很爱读书，他们有的白天经商，晚上读书。在途中也是时时忘不了读书。爱读书给徽商带来了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提高了徽商的文化素养、文化品位。这样，较高的文化素质就成为他们与官僚士大夫交往的“黏合剂”。同时也给徽商的商业经营同样带来了许多便利；二是由于读书，使得徽商善于从历史上汲取丰富的商业经验、智慧，促进自身商业的发展；三是增强了经商的认识，即他们能够以所谓的“儒道经商”，从而形成良好的商业。
徽商正是凭着他们特有的徽商，从而能够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乃至于发展为雄视天下的大商帮。这种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又被徽商进一步发扬光大。“徽骆驼”和“绩溪牛”所造就的徽商，不仅是徽商的巨大财富，更是徽商留给后人的宝贵遗产。
徽商是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结成的商帮团体。遍布各地的徽州会馆、同业公所的建立，就突出体现了这种，从而大大地强化了徽州商帮内部的凝聚力，提高了市场竞争力。
“美不美，家乡水；亲不亲，故乡人。”有着共同血缘或者地缘关系的徽商，有着很强的亲缘和地缘认同意识。在人生地不熟的异乡外地，不期然碰见了同族人或者家乡人，徽商往往会兴奋得忘乎所以。这种固有的“乡谊观念”和“族意识”，形成了徽商以众帮众、相互提携的传统。
在徽商的乡族观念中包含着约定俗成的观念和带有强制性的族族规，这些使徽商彼此之间有着很强烈的患难与共意识。这种意识客观上成为徽商之间信息传递的动力泉源。一首绩溪民谣这样唱道：
有位徽商叫许孟洁，这个人亲族观念极强，他在外生意做得非常红火，于是亲戚朋友纷纷去投靠他。凡来投靠者，他都加以提携，于是他的亲戚朋友也就个个致富。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徽商族之间是何等的休戚与共！
近代徽州人胡适早就认识到徽商族团体的优势，他听说家乡绩溪准备编纂县志时，就说：“县志应该注重县里人移动转徙经商的分布与历史，县志不能够只见小绩溪，而不看见那更重要的‘大绩溪’，若无那大绩溪，小绩溪早已不成个局面。”胡适所说的“大绩溪”实际上就是靠族纽带联系的散落于各地经商的绩溪人团体。族意识隐含的强制性在这里起着关键性作用。
正是由于徽商具有强大的团队，他们在竞争对手后，凭自身实力往往进一步变一般经营为垄断经营，谋取高额利润。如两淮的盐业、的茶业、松江的布业等，差不多都是由徽商垄断的。
此外，明清商人毕竟处在封建时代，由于封建意识的狭隘性，商业经营者之间往往对经验和技术相互加以保密。但是，在具有“以众帮众”团队的徽商内部，这种情况却很少存在。虽然商人深知商业经验的价值，一般不会轻易传人，但是徽商是通过血缘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商帮集团，经验的传授也就顺理成章了。再加上徽商的行业族化和行业地缘化的特点，商业的成败、兴衰直接与本族、本地利益息息相关，所以前人也就乐于向后人传授经验。这种以乡族亲缘为纽带的关系网络，使徽商具有同时期其他商帮所没有的信息交流优势。
明清徽州地区从事商业活动的人口很多，几乎超过全地区人口的一大半。明清笔记体小说《豆棚闲话》说：徽州风俗惯例，一般人一到16岁左右就要出门学做生意。徽州还有一谚说：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一般人家生活贫困，小孩长到十五六岁，就要随乡族长辈出外学做生意，寻觅谋生之。一开始他们多半是在自己的长辈或亲戚的店铺里当学徒。学徒一般历时三年，三年的学徒生活是相当辛苦的。吃苦倒是小事，关键要能结束学业，否则就要被人嘲笑。
在外学徒以及日后独自做生意，最忌讳被人称作“茴香萝卜干”。因为“茴香”谐音为“回乡”，“萝卜”谐音为“落泊”，意为在外学无所成或者经营不善落泊回乡。所以徽商无论学徒还是日后独自闯荡商海，他们都会兢兢业业、勤勤恳恳，一旦生意不成功，他们宁愿客死他乡，也不愿轻易回家。
徽商对商业的执著和专注，在中国商业史上可以说是相当罕见的。许多人离家别妻，一年到头奔波于外。明万历《休宁县志》说：休宁县百姓往往身揣资本，出外四处经商谋生。他们做生意一般讲究公平，往往以物美价廉取胜。他们在商海经营往往一直到老才。经商期间，按照徽州的风俗，经营者一般每年回家探亲一次，然而那些离家远的三四年才能够回家与父母妻儿团聚一次。之后又要出门继续经营生意。
虽然如此年复一年地在外操劳，黑发出门白发回，但他们依然无怨无悔。甚至有的徽商外出，数十年而不归。
这首新安竹枝词就是徽人经商的真实写照。出门时孩儿还在襁褓中，回来时孩子都已长大，他们脑中的父亲往往只是个概念而已，如今父亲回来了，他们自然不认识。
《歙县志》说：“我县习俗重经商。经商必然远离。每每离开，往往几年才回来一次，有时甚至长年在外不回家的。刚刚结婚，丈夫就离家经商的情况，在这里比比皆是，都习以为常了。”
清代婺源县有一位商人姓詹，他在儿子出生几个月后就离家出外经商，结果一别就是17年。儿子长大后决心追寻当年父亲的踪迹，把父亲给找回来。于是儿子深入四川、云南等山区，又遍寻湖北、四川成都等地，最终把父亲给找到，父子相携而归。还有一位歙县商人程世铎，六岁便随父亲出外经商，直到27岁才辗转回家。所以有人说，新安商人“出至10年、20年、30年不归，归则孙娶媳妇而子或不识其父”。徽州商人一生无怨无悔投身于商业经营的行为，充分体现了他们的敬业。
徽商的敬业，不仅仅表现在徽商个人的一生无悔投入商业的行为方面，更体现在商人家族对商业世代不懈、的执著和追求。
徽州居民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聚族而居，举族经商的结果，是在徽州形成了一些著名的商人家族，譬如歙县的汪氏家族、家族、鲍氏家族，休宁的吴氏家族，婺源的朱氏家族等等。这种举族上下成百上千人对商业的投入和专心，在明清时期的其他商帮中是不多见的。其中许多家庭都是几代人，勤恳敬业，潜心经商。
如果从我们所提倡的物质、两个文明建设齐抓并举来看，明清徽商大部分人可谓自觉做到了这一点。当然徽商的物质、文明与我们所提倡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具有本质的不同。
徽州地区有着浓厚的人文历史情趣，再加上徽州人本身的聪明隽秀，重视教育（有“十户之村，不废”之说），他们可以说普遍具有一种解不开的文化情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经商致富后的徽商自然要追求自己的文化生活。
因为徽商一般都有一定的文化根底，所以经商之余，有的借书抒怀、有的吟诗作文、有的浸淫音律、有的以画绘意，雅然情趣，乐不可言。在徽商大贾中能诗善文的几乎比比皆是。
扬州的繁华昌盛，实际上是在徽商的推动下出现的，扬州可谓是徽商的殖民地。……而以徽州人为主的扬州学派，也因此得以兴盛。
这很鲜明地说明了扬州学派与扬州徽商之间的关系：徽商在促进商业的发达的同时，同样也参与和促进了学术文化的建设和发展，从而取得物质、文明双丰收。
程氏是徽州大族，自从他们祖先晋朝太守梁忠壮公迁徙徽州以来，世代子孙繁衍，散居在歙县、黟县、休宁等地，人口多达数千家。因为歙县、黟县、休宁等地处山区，仅靠数量极其有限的农耕田地来满足日益繁衍的人口是远远不够的，于是他们大多出外经商谋生。
然而，他的风范不仅仅在于他商场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于他的为儒之道或者说是他所追求的文化。在苏州经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无所不交。因为他举止言谈有儒者风范，所以苏州的士大夫们也都非常喜欢和他交游。苏州都太仆先生喜爱他为人淳朴，所以为他住所题词为“白庵”，他也因此被人亲切地称为“白庵翁”。
那么程白庵是怎样追求他的文化生活的呢？在商场经营中又如何展示他的为儒之道的呢？我们通过一个事例来看。当时在苏州有一位大文豪叫归有光，他可是海内知名的人物。然而这样海内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寿的时候，他指定要归有光给他写寿序。归有光不仅给他写了寿序，而且在寿序中还热情洋溢地赞扬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归有光在寿序中说：“程氏子孙散居徽州休宁、黟县、歙县之间，户口繁衍达到几千家。在这个大家族之间，他们喜好读书，常常以诗书酬答往来。如此来看，出生于这样重视诗书礼仪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吗？然而先生虽然经商，但他言谈举止谨慎小心，为人处事好义乐善，而且喜欢以诗文歌赋与文人士大夫交际，这难道不是通常所说的‘商而士’吗？”
一个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赞誉，可见不简单。若没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说赢得士人的青睐，就是立足他们之间，也难免是嘲笑的对象。可是，程白庵不仅赢得了士人（而且是在文风盛行、才子辈出的苏州）青睐，甚至是获得了文人的热情赞誉，这难道是不通笔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吗？
翻开徽州的方志及相关文献，类似程白庵这样“贾而好儒” 的徽商举不胜举。徽商“儒术”与“贾事”的会通，充分说明了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徽商正是意识到文化素质同商业经营有很密切的关系，于是他们注意吸收文学、艺术、地理、舆图、交通、气象、物产、会计、民俗、历史等方面的知识，并推动了他们对文化建设的投入。同时，徽商商业实践又衍生出独特的商业文化，这种商业文化随徽商的经营活动而流播四方，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明清实学的发展，从而丰富了传统文化的内容。另外，徽商文化人作为商人流寓四方，把他们自身的文化形式到各地，同时又吸收各地文化营养，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各地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总而言之，徽商在从事商业经营贡献于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在积极地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为封建时代文化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宋元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徽州，既是一个徽民以贾代耕、寄命于商的商贾活跃之区，又是一个十户之村，不废的文风昌盛之乡。在历史上，贾与儒密切联结，成为徽州商帮的一大特色。传统世代的儒化徽商，一方面促进了徽州故地的儒学繁荣，另一方面反过来又借助于儒学对徽商的商业经营活动产生了深刻的历史影响。
徽商之所以贾而好儒，一则因为商业自身发展的需要。由于在激烈竞争的市场上，商品与货币的运动错综交织，商品供求关系变化万端，作为商品经营者须有相关的商业知识和社会知识，才能正确分析和把握市场形势，当机立断以获厚利。同时，随着商业规模的不断扩大，同行业之间以及各行业之间的交往关系日益密切，这又需要商人具备一定的组织管理才干，方能在商海中大显身手。如此从贾就要与业儒结下不解之缘。二则因为商人完善人性品格的追求。徽州素称礼让之国，尤其在宋代新安理学兴盛之后，崇儒重学的风气日益炽烈，这样的社会致使徽商潜移默化地受到熏染和影响，加上徽商中许多人自幼就接受比较良好的儒学教育，孔孟的思想、伦理，自然就成为他们立身行事、从商业贾奉守不渝的指南。
明代歙商郑孔曼，出门必携书籍，供做生意间隙时阅读。他每到一个地方，商务余暇当即拜会该地文人学士，与其结伴游山玩水、唱和应对，留下了大量篇章。同乡人郑作，也嗜书成癖，他在四处经商时，人们时常见他挟束书，而弄舟。所以认识郑作的人，背后议论说：他虽然是个商人，但实在不象商人的样子。
还有歙县西溪南的吴养春，是明代万历年间雄资两淮的显赫巨贾，祖三代书香袅袅，家筑藏书阁，终岁苦读。日本侵入高丽(朝鲜)时，朝廷出兵援助，其祖父吴守礼输银三十万两，皇赐徵任郎光禄寺署正；其父吴时俸，皇赐文华殿中书舍人；他和兄弟三人也同被赐赠，史书曾有一日五中书之称。
他们有的是在实践中雅好诗书，好儒重学，贾名而儒行，抑或老而归儒，甚而至于在从贾致富使家业隆起之后弃贾就儒。有的在从贾之前就曾知晓诗书，粗通翰墨，从贾之后尚好学不倦，蔼然有儒者气象。如旌阳程淇美年十六而外贸，……然雅好诗书，善笔丸，虽在客中，手不释卷。（《旌阳程氏谱》）再如休宁商人江遂志行贾四方时，虽舟车道，恒一卷自随，以周览古今贤不肖治理乱兴亡之迹。 （《济阳族谱》）有的则劝令子弟业儒攻读，以期张儒亢。于是徽商之家，多以富而教不可缓也，徒积资财何益乎的识见和态度，往往是延名师购书籍不惜多金。（歙县《新馆鲍氏著存堂谱》）盼望子弟能够擢高第，登仕籍，从而振家声，光门楣。正是世族繁衍，代出。与此同时，不少徽商还毫不吝惜地输金捐银，资助建书院兴私塾办义学，以振兴文教。
徽商以贾者力生，儒者力学为基点，竭力发挥贾为厚利，儒为名高的社会功能，将二者很好地结合而集于一身，迭相为用，张贾以获利，张儒以求名。
一、清道光十一年，两江总督陶澍，革除淮盐积弊，实行“票法”几年之间，不仅使过去亏欠商人的数千万两盐课得以销除，反增加收入以千万计，盐商利益受到重大打击。所以，陶澍初议革除盐弊时，盐商蠹吏都大肆反对。世以盐业起家的身为三朝乾隆、嘉庆、道光宰相的歙县人曹振镛虽然不好出面反对，也因盐政改为实行票法，徽商遭受损失，酸留溜地说，盐政“焉有饿死之宰相家”。尽管曹振镛这样说，但盐政的对徽商的打击还是极其重大的。
二、清咸丰三年，户部占侍郎兼管钱法堂的歙县人王茂荫，认为要想钞法行得通，必须依靠商人，要给商人以运转的方便，也要给商人以尤惠的利益。他的这个，不但没有被弈许采用，反以为受苟人，严加。这样对经营钱业的徽商打击也很大。
三、清康乾时，对典商重利，后又加增典税，左棠更增质铺岁月，而典商几败。咸丰四年起实行“厘金”，税卡林立。向以长途贩运为能的徽商，赚钱也不像过去那样容易了。
四、鸦片战争以后，资本主义国家的舶来品，倾销于我国各地，徽商经营的手工业品，敌不过外商用机器生产的商品，就是“只此一家”的徽墨，也受到舶来品钢笔、墨水的冲击。同时，随着洋商的出现，国内买办阶级官绅，也成了徽商的劲敌。
五、咸丰同治年间，徽州战乱延绵年之久，开始是团练的输捐，后是曾国藩督师祁门又纵兵大掠，使全郡窖藏一空，加之太平军与清军攻防争夺，激战不断，地焚、烧、杀、掳，尸首遍野，庐舍为墟，十村九毁，徽州自古以来罕见的灾难，使得徽商在人力、财力、物力上受到严重的。加之，泥古于封建生产经营方式的徽商，在与新兴的闽、粤、江、浙商帮的竞争中，逐渐为其压倒。总之，徽商是封建社会经济的产物，历史虽然很长，但由于没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到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时期，就决定它的不可避免的衰退命运。
张小泉，明末徽州黟县会昌乡人。其父张思家，自幼在以“三刀”闻名的芜湖学艺。小泉在父亲的悉心指教和实践中，也练就了一手制剪的好手艺。
明朝末年，灾害频繁，烽烟四起。黟县百姓朝不保夕，。父子二人，制剪为业，小泉刻意求师访友，技艺大进。经过反复琢磨，终于创制出嵌钢制剪的新技术。他选用闻名的“龙泉”钢为原料，制成的剪刀，镶钢均匀，磨工精细，刀口锋利，开闭自如，因而名噪一时。一些专业艺人如裁缝、锡匠、花匠等慕名前来定制剪刀。
胡开文，字柱臣，号在丰，著名徽商，徽墨行家，“胡开文”墨业创始人，清代乾隆时制墨名手，徽州绩溪县人。因师从徽州休宁汪启茂，因而是休宁派墨匠后起之秀。先于休宁、屯溪两处开设“胡开文墨店”，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胡开文得到迅猛发展，除休宁胡开文墨庄、屯溪首起胡开文老店外，先后在歙县、扬州、杭州、上海、汉口、长沙、、安庆、南京等地，或设分店，或开新店，其经营范围几覆盖，至此徽州制墨业呈胡开文一支独秀之势。后代均延用此老字号。
曹素功（1615—1689年），清代四大制墨名家之一，原名圣臣，号素功，徽州歙县岩寺人。他早年潜心科举仕宦之途，因不遂心愿，便返乡以制墨为业。最初借用名家吴叔大的墨模和墨名，并开店营业，以后墨质和工艺造型日渐精良，名声亦渐远扬，其墨业更加兴旺。后移店至苏州、上海等地，常为和定版制墨，在社会上层影响很大，被誉为“天下之墨推歙州，歙州之墨推曹氏”。
胡庆余堂是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由徽州绩溪人胡雪岩创办的国药店。胡庆余堂药店，以宋代皇家的药典为本，选用历朝历代的验方，以研制成药著称于世，一直到今天仍为中外人士所喜用，它和的同仁堂并称为中国著名的南北两家国药老店 。
一代酱王胡兆祥出生于清朝嘉庆乙丑年（1805年），安庆城集贤门外一个制作酱货的小作坊家庭。他的祖籍在徽州休宁县万安镇。清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开始在本地走街串巷，肩挑贩卖 酱货，继而开设“四美”酱园、“玉成”酱园，后在安庆商业中心四牌楼创办“胡玉美”酱园（“玉美”是店号，既以之志前人创业之艰辛，又寓之以“玉成其美”之意），至今已有181年，是一个负有盛名的“中华老字号”企业。
王致和食品集团有限公司是一家以生产酿造调味品为主的科工贸一体化、跨行业经营的集团公司。相传清康熙八年（公元1669年）安徽太平县仙源人王致和以举人身份进京赶考，屡试不中，为谋生，在京城做起豆腐生意。
一次，豆腐没卖完，时至盛夏，便切成小块，配上花椒等佐料腌上。到秋后打开缸盖，豆腐变成豆青色，臭气扑鼻，一尝却别有风味，送邻居尝后无不称奇，一时名扬京城。后传入宫中，倍受慈禧赞赏，御赐名“青方”，成为清宫御膳。
王致和臭豆腐是以优质黄豆为原料，经过泡豆、磨浆、滤浆、点卤、前发酵、腌制、后发酵 等多道工序制成。其中腌制是关键，撒盐和作料的多少将直接影响臭豆腐的质量。盐多了，豆腐不臭；盐少了，豆腐则过臭。王致和臭豆腐“臭”中有奇香，一种产生蛋白酶的霉菌，它分解了蛋白质，形成了极丰富的氨基酸，味道非常鲜美。臭味主要是蛋白质在分解过程中产生了硫化氢气体所造成的。另外，因腌制时用的是苦浆水、凉水、 盐水，又形成了豆腐块呈豆青色。
谢裕大茶行，曾经的徽州六大茶庄之首，创于1875年。百余年的风云变幻中，它记载了一代徽商的传奇历程，更了黄山毛峰的名动全国。谢正安，谢裕大茶行的创始人。当年，为了进军大上海，他亲自带领家人到充头源茶园选采肥壮芽茶原料，经过精心的制作，形成别具风格的新茶。由于“白毫披身，芽尖似峰”，又因产自黄山，故命名为“黄山毛峰”。因数量极少，先运到上海新挂牌的谢裕大茶行，轰动了整个上海滩，成为竞相追逐的珍品，上海漕溪，就是因谢裕大茶行的原址在此而命名的。之后，谢裕大茶行迅速全国，“黄山毛峰”也开始成为极品好茶的代表之一。故此，谢裕大茶行被称为“黄山毛峰第一家”。
张一元是张一元茶庄的品牌名。最早张一元茶庄的创始人姓张，名昌翼，字文卿。徽州歙县定潭村人。年青时来京，在崇文门外瓷器口荣泰茶庄学徒。之后另立门户，在花市摆茶叶摊，买卖很好，1900年在花市开办了第一家店，取名“张玉元”，“玉”在古汉语里也有茶的意思，“元”在汉语里是第一的意思。1906年在前门大栅栏寺开设了第二家店，取名“张一元”，比“张玉元”更好记、更有寓意。“张一元”取“一”和“元”两个首位的意思，有一元复始、万象更新之意，寓意企业能像字号一样在同行业中争第一。1908年在前门大栅栏街开设了第三家店，同样取名“张一元”，为区别前一个店，该店亦称“张一元文记”茶庄。
恕有滴醋厂是苏北地区最大的食醋生产民营企业，产品已形成调味、保健、风味三大系列二十多个品种。汪恕有滴醋创牌于清初康熙十四年（公元1675年），距今已有三百三十多年的悠久历史。曾被乾隆帝封为“御品”，清代著名文学家袁枚在其烹饪名著《随园食单》一书中推荐“以板浦醋为第一”。
三百多年前，有不少徽州人来到海州地带谋生，“汪恕有”滴醋的创始人汪懿余系徽州迁居板浦汪氏第一代，起初在家中建立一个作坊，用简单的工具 生产数量有限的“老糖”，后来改制成为生产食醋，随着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和为了生意上的方便，便起了店号叫做“恕有”，由于汪氏做的醋酸度甜香醇和，味美津香，每次食用只需几滴则醇香弥足，故称之为“滴醋”，汪恕有滴醋从此就作为产品的正式名称而流传下来。
同庆楼菜馆是芜湖餐饮业的历史名店。1925年创建，1999年，国内贸易部认证“同庆楼”菜馆为“中华老字号”，全国餐饮行业仅有58家。1925年左右，当时正值芜湖米市兴旺，商业发达，饮食行业的酒楼、菜馆纷纷建成开业，为在林立的酒楼之中力压群芳，10家商业大户联合集资，开办了一所徽州班菜馆，公推初年闻名江南的“醉春酒家”打面师傅徽州绩溪人程裕有出任经理。店址在中二街（今柳春园小学校址），最初取名“同鑫楼”。因程裕有师傅在武汉开设同庆楼菜馆，便前往请教，并商定借名“同庆楼”来芜，称为“徽州同庆楼”菜馆。
徽商资本来源之一。借高利贷从事商业经营，是徽州商人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金声《与徐按院书》指出：徽州人虽挟货行贾，实非己货，皆称贷于四方之大家，而偿其什二三之息，但以运货于其手，则伊若如其所有，而以为此民货也。婺源人江汝元便是以贷本经商起家，终致大富。
具有严格隶属关系的租佃制度，明清时期流行于安徽、江苏、浙江、湖南、湖北、河南、广东、福建等省的某些地区，徽州尤为盛行。佃仆有时被称作地仆、庄仆、庄人、住佃、庄佃、火（伙）佃、佃民、伴当、佃童等，另外还有祁门的庄户，黔县、休宁的小户、小姓，歙县的底下人，绩溪的祝活，以及查湾的郎户和小户之称，都是性质相同的名称。郎户亦称拳头庄，小户又以承担的而赋予不同的名称，诸如守坟庄、包袱庄、抬棺木庄、龙灯庄、吹打庄、庄、火把庄、挑担庄、抬轿庄、粮仓庄、庄、守木庄、修房庄、搭戏台庄等，庄是庄仆的省称。
佃仆是由于种主田、住主屋、葬主山而以契约或规家法的形式确定与主人的关系，并归属于整个族的家奴，社会地位介于奴仆与佃户之间，这种以大量佃仆存在为基础的佃仆制，产生于东晋、南朝、隋、唐的部曲、佃客制的基础之上。它在徽州特别盛行，可以归结为徽州乡绅特别强、奴隶制一直遗存等原因。但是，到清朝中后期，由于佃仆的绝对数量逐渐减少，谣役地租开始向货币地租转变，还有佃仆、奴仆起义频繁发生等原因，佃仆制日渐衰落，最终。
徽商持家、经营方式。语见《丰南志·从父敬仲公行状卜非诗书不能显亲，非勤俭不能治生。意思是只有通过读书做官，才能光耀祖；只有勤俭，才能发家。徽州第一代商人，大多一贫如洗，勤俭发家显得尤为重要。婺源人李祖记，早年业儒，因生活贫困，弃儒就商，从事贩木。凡竹头木屑均舍不得丢弃，收集起来，各当其用，逐渐发家致富。既富，勤俭不减贫困时，每天粗茶淡饭，一件布衣穿了十多年，一双云履只在见客时穿。居室极陋隘，也不新建，资金全部投入营运。富商大贾，也以勤俭自律。歙县大盐商鲍志道，拥资巨万，不事奢侈，家中不专备车马，不演戏，不豪宴请客。
徽商特色之一。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两者都是具有相当文化程度的商人，或具有经商才干经验的文化人，是贾与儒的结合，是文与商的交融。贾为厚利，儒为名高（《太函集》卷52）。徽商贾而好儒，受到较深的儒学教育，掌握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使他们在经商中，善于运用心计，精干筹算，审时度势，决定取予。明代欲人黄镰，少时从儒就学，立下经世之志，后来弃儒经商，在闽、越。齐、鲁间进行商业活动。由于善于洞察盈虚之数，故精干进退存亡之道，获利甚多。清代款人叶，生性聪颖，工诗词，擅书法，因家贫行贾，料事十不失一，一跃而为扬州富商。
徽商对待债务的一种态度。语见歙县《潭渡黄氏族谱·故国子生黄彦修墓志铭卜赢则不贷，贷则不赢，重以岁凶，索之何益？冯援侠客，犹能归德孟尝，公等休矣，吾不逞椎牛。徽商经常免除一些债户无法的债务，明代婺源商人汪拱干一次焚券达数千张。黄彦修的话表达了徽商对免除债户债务的见解。
徽州经济文化领域越来越受到学术界的关注，徽商始终是一个凝重的话题。徽商数百年的经营活动，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遗产。我们认为：有形的物质财富固然宝贵，但无形的财富更应得到今人的珍视，而徽商就是其中将会让我们世代受益无穷的财富之源，其内涵十分丰富，其中最为重要的有以下几点：
徽州商人自小接受教育，相比于其他商帮要优秀得多，因此能够在张弛万变、风云诡谲的商界权衡利弊，击败竞争对手。明正德、嘉靖间歙县商人程澧出吴会、尽松江、走淮扬、抵幽蓟，“万货之情可得而观”，他虽“坐而策之”，四十年后却“加故业数倍”就是一个典型事例。所以《江南通志》说徽州商人“善识低昂时取予”，“以故贾之所入，视旁郡倍厚。”
出于谋生的需要，徽州人不得不从小背井离乡，外出创业。异地的陌生、商的艰险，无不从到地着他们。但素以“勤于山伐，能寒暑，恶衣食”著称的徽州人，都能肩负父兄、家族发展的重负，义无返顾地“离世守之庐墓，别其亲爱之家庭”，“近者岁一视其家，远者不能以三四岁计”。许多人“一贾不利再贾，再贾不利三贾，三贾不利扰未厌焉。”歙县商人许荆南在荆州贸易，生意亏本自感无脸回家；其子许尚质继承父业，“浮游四方，取什百之利”，前后在四川活动二十年，虽家资百万，也“不竞芬华”。正是他们这种开拓进取、矢志不渝、百折不回的勇气和经历，为徽州人树起了不朽的“徽骆驼”。
在商业资本的下，农民和小手工业者极深，于是“无商不奸”之类的此起彼伏。然而这正表明了一个事实：讲求商业，建立公平交易的市场秩序，已经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徽商举起“诚信”的旗帜，本着先义后利、义中取利的心态走进市场，恪守货真价实、童叟无欺、、互惠互利等基本，自然博得广大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欢迎，使他们在生意场上左右逢源，处处受益。徽商吴南坡“宁奉法而折阅，不饰智以求赢”、“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的表示，胡仁之大灾之年不为“斗米千钱”所动、平价售粮的举动，都使徽商“诚信”的风格得以彰显，进而成为徽商集团的标识。
相对于商海的狂风巨浪，个体的商人只是一叶扁舟，因此，在徽商这样的集团里，他们对和谐的人际关系的追求依然，善于处理同人士的关系，并且卓有成效。明末休宁义士金声说：徽商“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他们也注意强化同乡的情谊。遍布各地的徽州或新安会馆，就是徽商将具有地缘关系的同道拢聚在一起的重要据点。即便是与消费者建立的也是互惠互利的长期关系。清代歙县商人吴炳留给子孙的是十二个字：“存好心，行好事，说好话，亲”，又说自己活到老，学到老，犹深感“厚之一字，一生学不尽，亦做不尽也”。
正是在频繁的社会活动特别是在经济活动中，徽州商人依靠“约”和“法”来权益、协调关系的意识慢慢，并逐渐形成了凡事“立字为据”的习惯。现存涉及社会经营活动方方面面的、大量的徽州契约文书，就反映了徽州这种“民间法”由原始规范、成熟的历史演进过程。长期为外人所的“徽人好讼”，实际上正是徽州人致力于构建法制社会的一种民间尝试。
徽州望族汪姓如、汪应庚、汪廷璋多在两淮从事盐业。歙县江姓乡绅江春更领导两淮盐业近五十年，自乾隆中叶后，两淮盐业几为徽商所垄断。究其原因，山西商人不重视读书是一重要因素，由于晋商无人能在朝廷担任要职，自然无法“左右”朝廷政策。徽商则是积极交结朝中，官商合一，以垄断市场。
徽商之中，最著名的就是胡雪岩（原胡光墉，字雪岩）。胡雪岩祖籍徽州绩溪，出身寒门，历经清朝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四朝的岁月。按清朝惯例，只有乾隆年间的盐商有过戴红顶子的，而戴红顶又穿黄马褂者历史上却仅有胡雪岩一人，成为名噪一时的“红顶商人”。[5] 人称“为官须看《曾国藩》，为商必读《胡雪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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