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历史学家贾里德·戴蒙德曾经如此形容地理对于人类历史的影响“不同民族的历史遵循不同的道前进，其原因是民族的差异，而不是民族自身在生物学上的差异。”（《枪炮、病菌与钢铁》）戴蒙德的理论常常受人诘难，认为他将纷繁复杂的历史框入“地理决定”论的窠臼。虽然理论常常被证伪，但在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为现实提供一种解释，为原本单调、一元的历史叙述提供新的视角。
厦门大学鲁西奇教授的《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也是一部意图以历史地理的角度，解读中国历史的许多内在脉络的著作。作者所关注的首要问题在于，作为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各个地区间拥有极大的差异和文化，数十种拥有不同文化背景的族群，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统一性与多元性究竟依赖什么得以维系？如果找到了这一规律，那么自秦汉以来的历代大一统王朝，其历史变更的根源何在？能否在漫长的历史叙述中找到其发展的核心区域？而这种核心区域的变更对于一个大一统的多民族国家究竟有何作用？
波澜壮阔的战争、盘根错节的人事之争、王朝的变更经常被经济、文化、制度涵化。《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的目的在于突破单线形态的历史叙述，将一个多民族帝国的来龙去脉放在历史的空间之中观察，不同区域都有其自生发展的动力，都有其实现文明的不同阶段，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着中华文明，而非是简单的如钱穆等人所的，中国历史是一部“汉化”史，由文明向的的轨迹。而作者所做的就是重新审视中国历史发展的几条道，摆脱传统的“华夏中心论”。中原王朝对于边疆并不只有四夷宾服的征服欲控制，少数民族与汉族的交流中也常常影响了中原王朝的、经济形态。正如陈寅恪所说的，正是南北朝期间的少数民族，为汉民族输入了新的血脉，获得了更新与活力，奠定了隋唐帝国的基本形态，使得文明以另一种方式得到了延续，而这种影响甚至遗留到了今天我们许多习以为常的观念与常识之中。《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提出了中国历史上的五条区域道:产生了主义的中原道，以稻作农业、村寨群落为基础所形成的南方道，游牧部落-军事贵族为主体的草原道，农牧业并重的藏地模式以及从河西走廊到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的沙漠-绿洲道。在这几种道的冲突、交融之中，经过大量的淘汰与适应，并以此形成新的与习惯，终于产生了一条历史发展道。作者通过大量的材料与考辩为读者展示了历史道间的区域差异，草原的广袤所诞生的游牧民族的松散群体，绿洲与沙漠间星罗棋布的国家,中原治水传统下的官僚机制。拉铁摩尔在《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中说：“虽然中国在某种情况下是一个的世界，但是能够影响整个中国的因素也控制着与草原的关系。同样，影响着整个亚洲内陆草原的因素，也控制着长城内外两个世界的关系”。草原的入侵使得中原王朝必须不断的增强的动员能力，而中原文化的典章制度也使得游牧民族了建制化、农业化的选择。在这种视角似乎更好地解释了中国传统王朝的兴衰更替，不是单纯来自一个封闭模式的循环，而是在亚洲的舞台上与其他文明、民族的互动所导致的更新。这种互动也导致了传统文化与政制产生了新的变化，明清之际严密的社会控制、知识的奴化和者对于大一统帝国的偏爱，就可以看出“草原化”对于中国历史的影响。草原民族的认同越来越强化，难以与汉文化交融，随着现代民族观念的兴起，异族与本民族的界限逐渐清晰，这也成为中国近代的民族所滋生的温床。
不同道间的融合产生了唐太、明成祖、乾隆式的“帝王”与以文化为核心的文明帝国，但是不同道间的差异，也造成了南北朝式的对立和不同的文化系统。因此，在考虑中国历史上的统一与时，可以把中国历史的驱动力放在更宽广的“亚洲史”的视域之内，不同文明间既可以进行交融与输血，也可以进行你死我活的斗争，统一的主流之下，还蕴藏着各脉潜流，但本质则是不同的空间与生产方式所造成的区域多样性所决定的。“中国”这一文化概念，不是只有由汉民族单一本源所进行的衍生，历史上的辽、金、蒙元、清等少数民族对其多有新的阐释，连《春秋》里看似不可置疑的“华夷之辨”都屡受冲击，或者增添进新的解读，人们常忽略其真正的源流与流变。
《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中其次注重的是中国历史上核心与边缘这对概念。地缘学的创始人麦金德曾经提出过“心脏地带”这一概念。指位于欧亚中部和北部、与没有联系的区域，并称之为“世界岛”。在古典地缘学理论中，谁能控制世界岛，谁就能控制世界。在中国的历史中，同样存在类似的核心区域，这成为传统史家口中的“兵家必争之地”与封建王朝的“龙兴之地”。在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中所统计的6192个战例中，多集中在南京、徐州、寿县、太原、襄樊、南阳等地区。古代的农业帝国难以控制庞大的疆域，只能对于全国范围内经济最为富庶、人才最为集中的区域进行军事与技术官僚的控制，并以此辐射全国。而对于类似的见解，时期的学者冀朝鼎与美国学者施坚雅曾提出过，中国历史的“基本经济区”的概念，即历史上的某些地区，往往会比其他地区受到更多的关注与上的倾斜，而历代王朝所悉心培育的“基本经济区”，它在战争时代成为诸强争夺的对象，和平时期成为全国财赋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作者在本书中对“核心经济区”进行了新的界定，冀朝鼎与施坚雅模糊了“经济资源”与“资源”的区别，富庶的地区固然可以提供源源不断的资源，但是这却忽略了者所能调动的资源，者所遵从并非单纯的“经济”相反更多地取决于“中国式的”。帝国所着力控制的“核心区域”不仅需要经济优势，者在身份上的认同、性的建立与兵源、人材的调动同样重要，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过经济水平，只有控制了这样的地区，才能进一步统一全国。
通过对“核心区域”的定义可以重新梳理与分析历史上的核心集团与核心区，在时间轴上的变动对历史的影响。中国古代缺乏资本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也就难以建立的市场交流，因此，经济重心与重心高度重合。“核心区域”的地域迁移，也决定了中国古代经济、文化、政制、风俗的变化。明清易代之际，王夫之曾有“自春秋时已有慕夷即戎之风，由唐而后，即离中国而入夷戎者日多，故其言语、贽币、服用，习之恬不为怪，视畔君父如置奕然。”（《缩斋文集》）在王夫之看来，明清之际的南北之分与胡汉之别已成一体，自五代以来，北地胡化日深。而这种心态不仅来自王夫之的遗态，还与中国古代核心区域由江淮、京口、芜湖为中心的宁镇地区向北转移，最终到了明清之际的以为中心的幽燕地区息息相关。
“核心与边缘”、“正统与”本是一对相辅相生的概念，并互相作为解释与补充。“中国”本身就是一个血缘、文化、与疆域的混合概念。在“正统”的之外，还有许多尚未被“文明”所规训的区域，它们的存在诠释了何为“正统”。而这些边缘地区也正是因为长期处于文明的视野之外，也因此产生了属于自己的文化与规则。陈寅恪考证过《桃花源记》中所存在的“桃花源”就是战乱中族共同体所凝结成的坞堡，“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边缘人群最终孕育出了北朝砥砺学问、思想儒学世家。而湖北麻城地区长期处于管制的视野之外，底层人群与主流社会中所淘汰的移民常常聚集于此，而此地也常常成为的渊薮。鲁西奇对于边缘地区的关注，也试图对“同心圆”式的历史观做出补充与质疑。在中华帝国的庞大体系的边陲，尚存在着许多正史叙述所忽略的缝隙，而这些居于空隙间的人群，往往会成为历史中的决定力量。而随着近代民族的勃兴，越来越多的人类学家与考古学者把目光聚焦于国族边缘的人群，以主义的方法重塑中华民族的概念，把西南、东北的少数民族重新统一到“华夏”的和声之中，以此来巩固民族情感。边缘人群与民族，也成为文明“化外”的少数民族“国民”。
中国历史看似只有历史周期律一般的王朝更替，但是其历史的内部之间存在着若干张力与冲突。这也使得在不同时期，中国历史呈现不同的面相与性格，而非黑格尔所认为的“停滞的帝国”。历史学者以各种理由解释中国历史的独特性，魏特夫的治水工程说，阎步克的官阶设计，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而鲁西奇的这本《中国历史的空间结构》则把视角移向了中国的地理与。正是因为的多元塑造了中国历史大一统王朝的模型，并使之被历代者所继承，以及诞生了庞大的士大夫阶层和一套严密有效的社会控制理论。也同样因为地理的多元，也使得中国历史出现了辽金夏元等少数民族，他们既是华夏文明的挑战者，也以另一种方式丰富了历史的叙述。英国地理学家寇松说过，只有在地理学的帮助下，我们才能理解伟大自然力的作用、人口的分布，商业的进步，疆界的拓展，国家的形成，以及人类历史上的各类辉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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