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故里——曲阜，历史悠久，碑刻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有不少碑刻与孔子及其思想紧密相联。这些碑刻记载了者利用孔子思想巩固而进行的尊孔活动。
孔子故里——曲阜,历史悠久,碑刻数量巨大,种类繁多,有不少碑刻与孔子及其思想紧密相联。这些碑刻记载了者利用孔子思想巩固而进行的尊孔活动。
历代者对孔子都竞相进行封谥,以示。汉平帝元始元年(公元元年),追谥孔子为“褒成宣尼公”,为历代对孔子封谥之始。此后,北魏孝文帝改谥孔子为“文圣尼父”,北周宣帝封孔子为“邹国公”,隋文帝改封孔子为“宣父”,唐高追谥孔子为“太师”,唐中和武则天都尊孔子为“隆道公”,唐玄封孔子为“文宣王”,宋真尊孔子为“至圣文宣王”,元武封谥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明世封孔子为“至圣先师”,清圣祖康熙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先师孔子”,并以“师表”题孔庙大成殿额。
孔庙中有不少封谥孔子的“御碑”,如唐高立《大唐赠太师鲁先圣孔宣尼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西起第3亭内),宋真立《敕修文宣王庙碑》(位于曲阜汉魏碑刻博物馆西屋南起第12石),金章立《大金至圣文宣王庙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南面东起第3亭内),元武立《加封制诏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东起第4亭内),以及康熙、雍正、乾隆等的加封碑,明确标识出了历代封建帝王将孔子尊为“文宣王”、前世死因“至圣文宣王”、“大成至圣文宣王”及“师表”的历程。
随着孔子思想与封建王朝彼此依赖、相辅而行的不断深入发展,封建帝王在孔子及其学说的道上越走越远。“古帝王之口祀孔子者,自汉高祖始然。”(《延祐七年祭曲阜孔庙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院西南部东起第2石)此后的帝王,躬身或者派遣重臣到曲阜祭拜孔子,祭孔已经成为帝王活动中一大制的惯例。而不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
东汉建武五年(29年),光武帝即“幸鲁,使大司空祠孔”(《后汉书·光武帝纪》)。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幸孔子宅,祠仲尼及七十二,亲御讲堂,命皇太子、诸王说经”(《后汉书·明帝纪》)。章帝元和二年(85年),“幸阙里,以太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后汉书·儒林列传》)。章帝祭孔之际,与孑L僖更有一番颇耐人寻味的对话。帝日:“今日之会,宁于卿有光荣乎?”对日:“臣闻明王圣主,莫不贵道。今陛下亲屈万乘,辱临敝里,此乃崇礼先师,增辉圣德。至于光荣,非所敢承。”帝大笑日:“非子孙,焉有斯言乎!”值得注意的是,对话中的“先师”、“”特指孔子,而所谓的“明王圣主。莫不贵道”实是将“尊孔”作为“明王圣主”内化的一种角色期望。最初东汉每年秋季祭孔,汉灵帝时增为春秋两祭,而且仪式越来越隆重,祭孔后来便成了历代的国家大典。位于孔林孔子墓西侧北面驻跸亭内的《宋真驻跸亭碑》,镌刻于北宋线年)。宋真于大中祥符元年到曲阜孔庙朝圣,朝圣毕,又去孔林祭拜,在孔子墓之西侧憩息良久方回,这就显示出了宋真对孔有着“特殊的感情”。乾隆一生曾经八次到曲阜拜谒孔子,其中一次是在乾隆十三年(1748年),《躬诣阙里孔子庙庭碑》(位于孔庙十三碑亭北面东起第1亭内)就记载了当时的祭拜活动:“历齐鲁,登夫子庙堂,躬亲盥献,瞻仰啐仪。展敬林墓,徘徊杏坛,循抚古桧,穆然想见盛德之形容,忾乎若接夫闻之风。”
至于派遣大臣去祭拜孔子的例子,在曲阜碑刻中比比皆是。朱元璋建明伊始,即派人祭拜孔子,《弘治十七年御制重建孔子庙碑》(位于孔庙奎文阁前西御碑楼前)称:“我圣祖高,以至神大圣,迅扫胡元……武功方戢,即遣人诣阙里祀孔子。”明世嘉靖登基后,派吏部尚书石瑶到曲阜致祭孔子,《吏部尚书石瑶致祭碑》(位于孔庙奎文阁前东碑亭内北首东石)称:“维嘉靖元年岁次壬午三月戊申朔,越二十日丁卯,遣詹事府掌府事吏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石瑶致祭于大成至圣文宣王。” ......(暂无全文信息，请到维普官网检索)
：本文献摘要信息，由维普资讯网提供，本站只提供索引，不对该文献的全文内容负责，不提供免费的全文下载服务。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