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家和，1928年生，汉族，江苏省六合县人，无党派人士，师范大学荣誉教授。1952年7月毕业于辅仁大学历史系，1955年10月考入东北师范大学由苏联专家主讲的世界古代史教师班，1957年7月通过论文答辩毕业。自1952年起，一直在师范大学任教，1983年任教授。曾任中国世界古代史研究会理事长，现任名誉理事长。并任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史学会常务理事，美国《世界史杂志》编委等。
刘家和教授长期从事世界古代史与中国先秦秦汉史研究，对中外古史比较研究作了长期的艰苦努力，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所主编《世界古代史》(文史出版社)，曾于1988年1月获国家教委高等学校优秀教材一等。曾作为《世界史》(吴于廑、齐世荣二教授总主编)古代部分上册(世界上古史)主编，此书于1995年12月获第三届普通高校优秀教材国家一等。2002年《古代世界文明史研究导论》获市第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二等。著有《古代中国与世界》(武汉出版社，1995年)，撰有论文《古代印度的土关系》、《论黑劳士制度》、《说及其反映的史事》;主编有《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教育部研究生办公室推荐研究生教学用书，高教出版社，2001年9月)。另外与他人合作著、译作多种，撰有学术论文数十篇。
从刘家和四岁时上私塾开始直到1952年辅仁大学毕业为止，该阶段可以认为是刘家和的历史研究比较意识的萌发阶段。
这个阶段刘家和最主要的兴趣是在中国史尤其是中国古史上。这一方面得益于刘家和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教育，尤其是家乡六合邻近具有浓厚清学传统的扬州，因而“从小就受到清代学术，特别是扬州学派气氛的感染，这对于他后来的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刘家和很早就对文科尤其是中国的传统学问具有浓厚的兴趣，再加上此后在江南大学、南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系统学习，奠定了刘家和在中国学问尤其是中国古史方面深厚学养的基础。
虽然以“中学”为主体，但由于一些特殊的经历和际遇，刘家和在这一阶段也开始对“”发生了兴趣，而后者正是激发刘家和的比较意识产生的前提。这当中包括如下经历。
(1)在美国贵格会办的小学就读期间，一方面开始在直接教的方式下学习英文(因为老师就是美国人);另一方面开始接触《圣经》，并且产生了通过进一步学习了解文化的愿望。
(2)在江南大学史地系学习期间，虽然最爱读的是中国古书，不过兴趣却十分广泛，先生修的必修和选修课程包括:中外两门通史、中外两门近代史、大一国文、英文、地理学、商周史、秦汉史、哲学概论、逻辑学、伦理学、中国文学史、古文字学、学、经济学、微积分等。从中既可以看出刘家和日后对“小学”和哲学的“业余”爱好的开端，也可以看出在当时他对中问的学习都很重视。
(3)大学期间与几位名师的邂逅成为刘家和的比较思想起步阶段最重要的推动力。在中国学问方面，对先生影响最大的首推钱穆先生。从他那里，刘家和懂得了“治史必重考证，治先秦史必自清人研究人手”，以至于这成了刘家和“半个世纪以来治古史时所的基本原则”。另外一位讲述文字学的冯振先生则帮助刘家和打下了中国传统的文字、音韵、训诂学的基础。在方面影响最大的有唐君毅和牟三两位先生，唐先生对黑格尔的和牟先生对逻辑学的，既激发了刘家和“对哲学的终身兴趣”，同时也感到中外学问既有相通之处，又存在思考习惯上的差异，从而“了比较思考的习惯”。
刘家和在为《世界古代文明史研究导论》撰写引论时，积半个多世纪学术研究的经验和思考，谈论了关于学习与研究的关系。
刘家和把学习与研究的关系看作学术活动的内在结构之一种，通过两者之间的张力关系来理解研究的意义。他考察了中国传统典籍，对汉语“学习”和“研究”这两个词的含义进行了分析。指出，广说，“学”字的意思里包括研究。狭说，“学”字有知道(被)、记住和仿效三层含义，这三层意思都反映着人的受教过程。“习”字则有反复地做的意思。概括起来，由“学”和“习”两字组成的“学习”一词，表示的就是由“学”而开始获得知识，在反复的“习”中达到切实的把握。
重在继承的学习，怎样才能过渡到重在创新的研究?或者说，从学习过渡到研究何以可能?这是刘家和发现并试图解答的一个重要问题。刘家和认为，实现这个过渡的关键就在“温故而知新”。所谓温故，就是“学而时习之”。它可以产生双重的效果:一方面，把所学知识牢固地记了下来，另一方面，在不断地复习中逐渐了解到所学知识是通过何种途径得来的。或者说，温习的结果，既得到了具体的知识，又得到了产生此知识的方法。如果说，人们通过前者所把握的只是具体的“事”，那么，通过后者所把握的就包括了一般的“理”了。
当人们试图用所得知的方法或“理”去进一步探讨新事物时，“研究”就从这里开始了，“新知”的门也就从这里打开了。当然，要做到以上这一点，那是有条件的，这个条件就是“思”。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罔的意思是，也就是。学的时候没有用心思，也就无从研究，当然也就没有任何创新。在中国的学术传统里，学习与研究或温故与知新，既有明确的区别，也有重要的联系，这种联系的纽带就是“思”。学习或继承的阶段要会思，研究或创新的阶段更要会思。
刘家和进而指出，由学习过渡到研究，从思维层次来说是从重肯定到重否定的发展。中国有“学问”二字，“学”为什么必须继之以“问”?因为如果无问，学就不能发展。朱熹曾说过，会读书的是能疑，怎样疑呢?用他的话说就是“读书，须是看着他那缝罅处，方寻得道理透彻。若不见得缝罅，无由入得。看见缝罅时，脉络自开。”所谓“缝罅”，就是客观的普遍存在的矛盾。中国古代学术传统所重视的“疑”、“问”不是单纯抽象的否定，而是有分析的具体的否定，或者说是兼容否定与肯定的扬弃。
众所周知，治史须从目录学入手。以往治中国史者在撰文以前通常都会查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或《书目答问》等书，从中了解有哪些人撰写的哪些书是在自己所撰论著范围之内，然后翻阅并用卡片记下自己所需材料，在撰文时加以征引。这样的做法不是不对，可是未必精准，有时征引之文竟为。作为20世纪蜚声的史学家，陈垣先生的方法与此不同，他要求“读其书且知其人”。这对于今天治史仍有重要。
读其书且知其人，这样的要求有来由吗?孟子说:“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士，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这就是说，大凡善士或优秀学者，从共时性的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一乡、一国、天下之善士或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从历时性层面而言，需要也能够与历史上的善士或优秀学者对话和交流。而与古人对话和交流，则唯有颂其诗、读其书;颂其诗、读其书，则必论其世而知其人。这样读书，与翻检个人一时所需材料，完全是两种不同的治学径，其效果亦必不同。
上述孟子之言，其实孔子也曾以不同方式论及。孔子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里的“文献”，现在一般都当作文书来理解。不过，这样理解并不完全符合孔子所言之本义。“文献”中的“文”表示的是文书典籍，而“献”的意思则是“贤者”。何晏在《论语集解》中引郑玄注曰:“献，犹贤也。”“献”作“贤”解，亦数见于《尚书》，如《尚书·益稷》上有“万邦黎献，共惟帝臣”，《尚书·大诰》上有“民献有十夫”，《尚书·酒诰》中也提及“殷献臣”“越献臣”。
如果认为这样的解释仍然不够具体，那么，请看马端临《文献通考·自序》的说明:“凡叙事则本之经史，而参以历代会要，以及百家传记之书，信而有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所谓‘文’也;凡论事则先取常时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诸儒之评论，以及之燕谈、稗官之纪录，凡一话一言可以订典故之得失、证史传之者，则采而录之，所谓‘献’也。”这就与陈垣先生的历史文献学很接近了。
提出“读其书且知其人”，体现了陈垣先生对史料全面掌握、审慎考辨的态度。他屡次提出，研究史学的人，不论撰述什么问题，在史料上都要尽量“竭泽而渔”。那么，我们应当怎样理解“竭泽而渔”呢?现在，提出几个主题词，上网一查，然后逐条录下，这岂不就是一网打尽、“竭泽而渔”了吗?其实，这是把网络当成涵盖一切史料之“泽”。事情真是如此简单而便利吗?恐怕这“捷径”有用于一时，却妨害了治学者看似迂曲而实际最有效的正途。网络不是无用，但人脑应该先于电脑而动，电脑应该协助人脑为用，千万不能以电脑取代人脑。治史尤其如此。
陈垣先生所说的“泽”，就是治史者所必需的史料或史源，它们汗牛充栋，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水泽或海洋呈现在我们面前，初看时简直无从下手。当然，查看目录著作中的史部目录，或者上网检索，都能帮助我们解决一些具体问题。可是，史学研究的发展自然也必须有其横向扩充()与纵向深入(精深)的要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有能力看清自己研究所需的史料或史源之“泽”的内在结构及其与外部水源之间的相互关联。这样的“泽”首先是具体、明确而有限的，从而是可以“竭”的，在此限度之内是可以“竭泽而渔”的;再则，这样的“泽”又并非一潭死水，只要能看到它与外部的关联，就可以不断在更广阔的领域深入发展。可见，陈垣先生所提倡的“竭泽而渔”不是随意说的，而是把史源学中“文”与“献”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彻了，并且在自己史学研究实践中深有之后才严肃提出来的。张之洞说，“钩考，其益无方”;从已知之书、已知之人寻探未知之人、未知之书，“自可因缘而知之”。这几句话可以说是被陈垣先生了、用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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