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乾隆婉拒马戛尔尼贸易的故事深入,以至于人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认为“闭关锁国”的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才卷入全球化。其实中国大规模卷入全球化是在晚明,中国经济的白银化和地理大发现导致的美洲白银供给激增相叠加,令中国经济迎来了一个繁荣的高峰,但以白银为主要通货货币却缺乏大规模生产白银能力的悖论,也让中国在全球化的征程中吃尽了苦头,长期无法摆脱与全球白银供给“同此凉热”的困局。
总体而言,中国自晚明以来曾三次面临白银困局,其中人们比较熟知的鸦片战争前后的银荒,而对晚明及时期的白银变局体认较少。
1567 年,也即大明隆庆初年,福建巡抚涂考虑到沿海百姓发展贸易改善生活的需求,上奏朝廷请开海禁,“准贩东西洋”。海禁既开,明朝对外贸易迅速繁荣起来。1571 年,对菲律宾的征服已趋巩固的西班牙人,以马尼拉作为它的首都。这个城市迅速成为新与中国之间赢利最高的贸易中心。西班牙人从阿卡普尔科运来南美的白银,以支付中国商人从福建和广东带到马尼拉的货物。而那些被西班牙从新带到欧洲的白银,也有不少再经过葡萄牙、荷兰和英国商人的手中回到亚洲市场,其最终目的地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中国。
晚明另一个白银的大来源地是日本。早在海禁未开之时,在中日民间商人的合谋之下,日本就已经偷运了大量的白银供应中国市场。16 世纪晚期,日本银产量迅速增长,一方面是因为丰臣秀吉和德川家康逐步完成了日本的统一,而该二人对白银开采的经济和利益特别。而比统一进程更为重要的则是 16 世纪由国外引入日本的冶炼和精炼技术的改进。在 1580 年代,作为中日贸易中间商的葡萄牙人每年从日本出口了超过 15 万公斤的白银,其中大部分最终运进了中国。
但进入 17 世纪以后,世界白银形势逆转,明朝从此前“白银世纪”的受益者,一变而为“17 世纪危机”的品。全球白银生产在 1570 年左右高峰。进入 1630 年代后,白银生产开始过剩,开采利润急剧下降,开采量也大幅减少。
世界性的和经济危机也影响了全球白银供应。1618 年至 1648 年的“三十年战争”,以及同期的英国清,起义,法国、意大利和俄罗斯,墨西哥起义,英国在殖民地的战争,巴西反对荷兰的动荡等等,令全世界在 1620 年至 1660 年间爆发持续的贸易危机,国际市场萎缩导致明朝国际贸易的衰退,也导致国际性的白银短缺传到中国。
中国和马尼拉之间的贸易是当时白银供给的生命线 年代欧洲贸易衰退之前,从中国开往马尼拉的船舶数量至少维持在 100 艘以上,欧洲贸易衰退之后,减至二三十艘。1634 年,西班牙国王菲利浦四世船只从墨西哥的阿卡普尔科出发,导致了 1637 年的中国与西班牙在太平洋的贸易几乎停止,再加上海盗,这条贸易通道实际处于关闭状态。马尼拉贸易基本停摆,令太平洋两岸搭起的“白银桥梁”轰然垮掉。
到崇祯后期,日本白银几乎成为中国最后一条白银海外流入管道。然而来自日本的白银也出现锐减。进入 17 世纪,日本集团改变了以往的白银政策,开始控制银矿,垄断国内货币发行。1633 年 2 月到 1639 年 7 月,德川幕府连续颁布五次所谓的“锁国令”。1639 年,日本停止对华白银输出,1640 年,日本断绝与澳门所有贸易往来。日本停止对华白银输出导致明朝的白银海外流通管道彻底断裂,这对明朝是致命一击。学界普遍认为,如果崇祯末年白银的海外流入没有中断,财政收入大体稳定,明朝或许还能继续。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白银短缺一般被归因于鸦片走私导致的白银大量外流,这种观点其实忽略白银供给方面所出的问题:1810-1830 年代的拉美战争导致白银产量锐减,1810-1819 年间减少了 49.5%,1820 年代减少了 56.6%。可兹佐证的是,随着全球白银供应量在 1860 年代恢复正常,虽然鸦片贸易被化,然后中国却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银荒”,直至 1930 年代美国推出《白银法案》并大规模购银,才令中国再次陷入“白银危机”。
1934 年 6 月,美国迫于产银州的压力,并欲摆脱金本位“”实行通货膨胀,颁布了《白银法案》,宣布美国实行金银复本位,在货币准备金中,将白银储备的比例提高到 1/4 的水平。为此,美国需要界市场上收购白银 13 亿美元。
美国此举推高了全球银价,导致大量白银开始从中国流出。1934 年 7 月至 10 月,中国输出的白银总额为 2.07 亿元,大大超出 1933 年 1.41 亿元的全年总额。南京国民采取了征收白银出口税等举措,但面临不断走高的全球银价,终究难以力挽狂澜,而且由于人们担心会采取更严厉的管制手段,资本外逃反呈加速之势。日本人作为经济战的一部分在华北各地大量走私出口白银,更令情形雪上加霜。
大量白银的外流,立刻在上海市面造成震动,市民纷纷取款,而由于上海金融界各银行之间互相存款,所以挤兑风潮不断蔓延开去。由此导致的银根抽紧,又令不少工厂倒闭,失业大增。此外白银大量外流还导致入超加剧,出口困难,农产品价格出现下跌,农村经济破产景象也开始蔓延。
银本位守不住了。当时的中国打算放弃银本位,转而实施外币汇兑本位。实施汇兑本位的关键一是取得一定数量的外汇储备,二是能够维系本币与外币间汇率的稳定。这两者都离不开当时世界上主要经济强国尤其英美两国的支持。
1934 年 9 月,中国财政部部长孔祥熙要求美国以购买中国白银的方式向中国提供美元外汇储备。面对此一要求,美国国务院与财政部意见不一。在与美国的谈判陷入停滞之时,英国人的出场帮了中国的大忙。英国方面派出金融专家李滋罗斯等 3 人来协助南京国民进行币制。李滋罗斯告知宋子文,如果想要英国给予贷款,中国货币一定要与英镑挂钩。宋子文原则上表示同意,指出世界上与英镑挂钩的货币很多,加入英镑集团对中国经济融入国际很有利。
中国方面欲将本国货币与英镑挂钩的风声传到美国,引起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的疑惧。中国也利用美国方面的焦虑,再次启动与美国财政部的谈判。1935 年 9 月,财政部长孔祥熙再次请求美国收购白银并给予贷款协助,指出法币能够成功全赖外汇管理,而这又“取决于能否出售大量白银以增加外汇储备”。为了在挂钩英镑之外再加大筹码,孔祥熙同时指出,日本一直想建立一个包括中国货币在内的日元圈,如果得不到美国的帮助,届时中国可能只能“在苛刻的经济条件下接受日本的借款”。
最终,南京国民利用英美日三国的对立,成功把中国的白银售卖给美国,获得了币制的准备金,为退出银本位、推出法币、实行外币汇兑本位奠定了基础。而法币的成功实行,终于令中国经济一举摆脱了数百年的白银依赖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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