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文明交流和互鉴——“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世界考古学主题论坛和中国考

　　原标题：【原创】文明交流和互鉴——“第三届世界考古论坛·上海”世界考古学主题论坛和中国考古学新发现与研究专场

　　人类文明的起源、进步和发展都得益于水的哺育。自远古时期，世界各地的先民就开始择水而居，世界上几个古老文明的诞生也都是在大河流域。水究竟如何影响了人类社会与文明的起源？古代文明如何通过对水资源的管理利用发展壮大？针对这些问题，12月9日，本届论坛以“水与古代文明”为主题，设置了主题环节，希望能够通过对人类文明史上水资源利用与经验的总结，为现代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生态的提供有益的和借鉴。

　　西南亚地区位于撒哈拉沙漠北缘，西面被地中海环绕，东、南两面分别为叙利亚沙漠和西奈沙漠，独特的地理使得这一地区的史前人类对气候十分。哈佛大学巴•约瑟夫教授在对这一地区进行长时段的考察后表示，为应对干旱问题，西南亚地区从新石器时代早期就开始开凿水井，在塞浦斯和以色列就发现有新石器时代的水井。至青铜时代，已逐渐建立起水井、水渠等比较完备的水利系统，用于人畜饮用和农业灌溉。

　　中美洲古代玛雅低地尽管有着丰富的水源，但仍然需要面对如何储存和利用水资源的问题，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雪莉•比奇教授认为湿地和水渠可能是古代玛雅最大的水利工程。她表示对玛雅社会的水资源管理政策的研究，理解当时人们自然的规模及衰退、持续和恢复的周期，有助于探讨现代雨林地区如何应对和人口压力带来的种种挑战。

　　司马相如在著名的《上林赋》中曾写道“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这句话对水与长安城相互依存、相互交融的关系描述的十分生动形象。那么汉代长安城的水利系统究竟是怎样的面貌呢？通过多年的考古发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张建锋总结，汉长安城在200多年的时间里，修建了形制不同、功能各异的城市水利设施。包括城市供蓄水系统、排水系统、景观系统和水运输系统。城市供蓄水系统主要由人工湖、沟渠、蓄水池和水井等组成。排水系统则由排水管道、涵洞、雨水井、城壕等组成。水景观系统主要包括人工湖等设施，起到美化的作用。水运系统则以漕渠为主。这些不同功用的水利设施共同为这座宏大的长安城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支撑和保障。

　　据悉尼大学罗兰德•弗莱彻教授的初步考察，吴哥文明时期的人们建立了一种独特的蓄水设施-baray，它利用地面上已存在的堤岸围绕形成蓄水库，既储存水资源，又防止洪涝灾害。这一水利系统在不稳定气候条件下，确保了公元9世纪-13世纪当地农作物生产活动正常进行。对这一水利系统的控制管理，则为吴哥国家的维持和扩张提供了先决条件。

　　对于不合时机的降雨、降雨不足和降雨频繁这些对旱作谷物造成的天气现象，中美洲的阿兹特克人通过向阿兹特克雨神等神灵，以祈求风调雨顺。墨西哥国立人类学与历史学研究所洛佩斯•卢汉博士对墨西哥市中心的大神殿遗址中出土的堆积进行了讨论，他认为其中的十件祭品应是阿兹特克人给雨神特拉洛克的，借此祈求雨神能降下甘霖，解决土地干旱和谷物缺水，祈愿丰收。这一行为界其他古代文明中同样存在，只是具体形式有所差别。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对水资源的管理和控制是社会的一部分。正是基于这方面的考虑，意大利罗马大学马切拉•弗兰基潘教授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南北不同区域考古的聚落遗址进行了全面对比。相比较而言，美索不达米亚南部生态丰富多样，但总体降雨量很少。这一生态下对水资源和其他资源的管理和分配逐渐发展成化，者据此管理社会。这种化社会和等级差别在大型公共建筑、贵族建筑和普通居民住所的规模、规制上都能体现出来。在美索不达米亚，对食物、水资源等各种资源的管理和分配，体现了早期社会者的化。

　　通过对位于半热带区域危地马拉蒂卡尔遗址和位于半干旱地区的美国查科峡谷遗址的对比，美国提大学凡诺斯•卡伯勒教授认为在干旱地区由于自然的不稳定性，社会发展模式为集约型，水资源的储存和利用常需要人工营造的蓄水设施，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资源分配和集中。所以，干旱和半干旱地区是文明和国家更早出现的地方。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蒂莫西•伯克塔特则通过对比美国密西西比河谷中部的卡霍基亚遗址、墨西哥西北部的帕魁姆遗址和中国的良渚遗址，探索了水资源对城市形成的深刻影响，以及水与人的相互影响和作用导致的不同形式的城市化。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托马斯•施耐德教授对古代埃及文明中尼罗河水所扮演的角色进行了重新定位，通常认为古埃及人应该视尼罗河为他们的母亲河，但根据发现的资料记载，古埃及人对尼罗河改道或泛滥带来的洪害记忆尤深。多变的尼罗河水对两岸居民定居点的人口结构、农业生产力和经济的分配产生了重要影响。

　　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尤其是古DNA的测试和追踪，国立大学彼得•贝伍德教授对南岛语族在史前时期的进行了阐释。南岛语族的分布范围十分广泛，目前语言学、考古学表明，南岛语族起源于中国的华南和地区，在漫长的史前历史进程中，南岛语族跟随着大洋中的洋流在太平洋地区逐渐扩张开来，并最终与当地的土著人群融合在一起，其分布范围西起非洲东南的马达加斯加，东到智利的复活节岛，北起岛和夏威夷群岛，南抵的广阔海域内的岛屿上。

　　新石器时代欧洲农业人口的膨胀和衰落，对当时的生态、生产方式和社会生活都造成了相当广泛的影响。伦敦大学学院史蒂芬•申南教授对这一现象进行了全面的考察。他认为欧洲新石器时代人口大约在公元前4000年左右有明显扩张，这是由农业发展支撑的，因为农业的发展为当时的人口提供了稳定的定居生活，并极大地提高了人口存活率和平均寿命，至公元前3000年，随着气候的恶化，农业开始衰落，随之而来的是人口衰落。且气候的恶化可能是暂时的，但人口的衰落却是长期的。可以说，农业的是人口扩张并利用新食物资源的过程。随着农业人口和狩猎人群的增多，当区域人口达到巅峰，人类可利用的资源就会逐渐衰竭，不久之后，人口也会随之减少。

　　除主题论坛之外，本届论坛还专门设立了中国考古学新发现与研究专场，以便向全球考古学界介绍近两年来中国考古的重要新发现和新研究，增进国外考古学界对中国考古的认识和了解，增强交流互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王巍研究员从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各级考古文博机构的设置、考古队伍的组成、学术期刊和报告的出版、域外合作和交流等方面对中国考古学现状进行了全面介绍。目前中国除国家、省市各级考古文博机构外，目前全国已有50余所高校相继设立考古专业。以《考古》、《文物》、《考古学报》三大为首，中国文物考古类刊物已有百余种。中国在境外开展考古调查、遗产涉及的国家已经达10多个，主要有俄罗斯、蒙古国、哈萨克斯坦、越南、缅甸等相邻国家及中美洲洪都拉斯和非洲肯尼亚。总之，近年来中国考古的新特点主要有以下几点：1.国际学术界的交流逐渐加强。2.多学科有机结合，围绕国际前沿开展综合研究。3.广阔的学术视野在较大的时空维度。4.以的态度探讨东文明交流。5.以创新的应对国际先进技术方法。

　　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刘斌研究员对良渚古城的水利系统进行了简单介绍。良渚遗址发现于1936年，1938年和1993年先后进行了两次发掘，至2002年调查发现100余处遗址，2007年发现良渚古城，良渚遗址考古进入新的阶段。2015年7月至2016年1月，对老虎岭、鲤鱼山、狮子山等水坝进行了正式发掘。基本确定了良渚古城外围存在一个由11条堤坝组成的水利系统。

　　发掘显示，大部分高坝和低坝坝体的底部采用淤泥堆筑、部分松软地基处还采取挖槽填入淤泥的工艺，外部包裹以黄土的结构，与良渚古城区莫角山的堆筑方式完全相同。部分关键还以黄土草裹泥堆垒加固。是将泥土以芦荻茅草包裹形成长圆形的泥包，即“草裹泥工艺”，再将“草裹泥包”横竖堆砌而成。这是良渚时期建筑土台、河堤等普遍使用的工艺，其作用与现代营建堤坝使用草袋装土类似，可使坝体增加抗拉强度，不易崩塌。

　　经多方位研究，这一水利系统工程浩大，仅外围堤坝的总土方量即达260万方。如此巨大的工程量，不仅说明当时良渚人高超的水规划和能力，同时也为认识良渚古国的管理机构和社会复杂程度开辟了新的视角。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孙周勇研究员重点介绍了陕西神木石峁遗址皇城台遗址的考古发掘概况。作为神木石峁遗址的核心区域的皇城台，三面临崖，只有东部偏南有门址，这是一座四周包砌石构护墙的台城，呈状，顶部面积约8万平方米。皇城台台顶目前已经探明大型夯土台基和长方形“池苑”等重要遗迹。

　　通过对皇城台西北角墙体的发掘，确认了周边台体是以层阶状石墙环绕。目前揭露了三阶石砌包墙，每阶石墙均由砂岩石块平砌而成，外壁齐整。三阶石墙自上而下逐级放大，形成台阶状结构。每阶间宽约1米，每阶上均有排列齐整的纴木孔洞，部分孔洞还有纴木外露。

　　门址和东护墙北段的考古发掘，目前已出土了陶、骨、石、铜等各类遗物数以万计，其中数量超过2万件的骨针和完整“制作链”的发现预示着皇城台顶部可能存在大型制骨作坊，石范的发现，则为研究中国早期青铜冶铸技术的线提供了新的线索和视角。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徐长青研究员详细介绍了海昏侯墓的发掘情况。迄今为止，海昏侯墓共出土金器、铜器、铁器、玉器、漆木器、纺织品、陶瓷器、简牍等珍贵文物约1万余件套。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5000余枚竹简和近百版木牍的发现，使多种古代文献2000年后重见天日，是我国简牍发现史上的又一次重大发现。从目前竹简的实验室初步清理和情况看，其内容大约包括《悼亡赋》、《论语》、《易经》、《礼记》、《医书》、《五色食胜》等部分。另外出土的整套乐器，包括两架编钟、一架编磬、琴、瑟、排箫、笙和三十六尊伎乐木俑，形象再现了西汉列侯的用乐制度。特别是两架编钟、一架编磬和三十六尊伎乐俑反映了汉代继承《周礼》中“诸侯轩悬”（诸侯三面，缺北面，形似车舆，称为“轩悬”），乐舞“六佾”（36人）的乐悬、舞列制度。

　　总之，海昏侯墓是我国目前发现的面积最大、保存最好、内涵最丰富的汉代侯国聚落遗址，具有重大研究和展示利用价值。

　　大学王幼平教授介绍了新疆洞和郑州老奶奶庙旧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情况。为了解晚更新类在东亚地区的发展，近20年来，在郑州地区进行了广泛的发掘和调查工作，并逐步将田野工作扩大到了岭南和西北地区。其中新疆阿勒泰地区的洞遗址和郑州老奶奶庙遗址是近年来两处重要的新发现。洞遗址出土了典型莫斯特石器组合，这是中国境内的首次发现，遗址还为建立新疆地区史前文化发展框架提供了史前至历史时期连续的地层堆积。郑州老奶奶庙遗址出土的石制品则为东亚典型的石片工业传统。综合研究发现在晚更新世时期，中原及周边地区仍然延续早期的砾石-石片技术传统，但遗址数量剧增，且开始出现栖居形态复杂化的现象。而洞的发现，则说明在MIS3阶段莫斯特文化的人群扩散至新疆、和内蒙等北方地区。

　　最初有关商王朝的面貌，我们只能在《尚书》、《诗经》等文献中得知，甲骨文发现为我们提供了商王朝的的世系传承等资料，直到殷墟遗址大规模的开展，才彻底改变了商王朝研究的面貌。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唐际根研究员认为，今天，以安阳殷墟的考古发掘为 起点，辅以其他地区的考古发现，我们完全可以从社会组织、日常生活、生产技术、艺术成就等方面，对商王朝的历史面貌进行复原重建。

　　作为人类稳定的肉食蛋白质来源，家养动物的养殖与贸易交流是必不可少的，而这一切都是由人类主导的，家养动物的遗传结构反映了动物交换的模式，因此，通过对不同地区饲养的家畜进行古DNA分析，能够准确反映地区间的文化交流活动。大学蔡大伟教授利用古DNA技术分析了数十个遗址近400例古代家养动物样本，通过重建不同时期家养动物群体遗传结构，了中国家马、黄牛和绵羊的起源和，对东史前人群的文化交流进行了探讨。以黄牛为例，通过数个遗址中出土的动物样本的分析，可知中国古代黄牛起源于近东地区，主要是通过河西走廊进入甘青地区并进一步向东扩散的，至迟在龙山时代就已经到达中原地区，这一过程可能和史前人类的贸易或人群迁徙有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徐良高研究员从西周时期各封国考古发现出发，探索了西周地理格局与体制。除了周原和丰镐遗址外，发现的西周时期的中亚诸侯国有，东方的齐、鲁、滕、莱、卫，北方的燕、邢、黎，和西北方的晋、杨、倗、芮、霸、虢、鱼（弓鱼）、秦，南方的应、曾、噩、吴等。将考古材料与文献和青铜铭文相结合进行的研究，使我们对西周时期分封制出现的原因、诸侯国的性质、周王与诸侯国的关系以及诸侯国之间的关系有了更清晰的认识。西周的分封制最终导致了西周的，带来了文化多元的东周，并在中国历史区域文化整合和大一统观念形成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岩石研究员从中国秦汉以后都城形制布局特点和发展的阶段性、都城考古的工作方法和中国历史时期都城考古学的成熟、发展和挑战三大方面全面介绍了中国古代都城的时代变迁和当今考古现状。秦汉以后中国古代都城的发展大致可以分成秦汉时期（公元前3世纪-公元3世纪）、三国至隋唐时期（公元3世纪-公元10世纪）、宋元明清时期（公元10世纪-公元20世纪初）三个不同的阶段。秦汉时期都城的布局特点是：多宫制度，都城方向从面向西转向面向南，防卫系统严密发达；三国至隋唐时期则确立了单一宫城制度，形成了中轴对称的平面布局和封闭式里坊制度。宋元明清时期最重要的改变是以长巷式街区取代了封闭的里坊制度。经过60余年的实践，中国都城考古形成了一套“土中找土”的工作方法，并将传统铲探技术和遥感测绘相结合，引进多学科参与，中国都城考古的方法逐渐完善。

　　上海大学罗宏杰教授对考古发掘现场脆弱文物临时固型新技术及应用进行了介绍。针对考古发掘现场脆弱文物提取的需求，罗宏杰教授提出了可控去除临时固型材料的设计原则，合成了薄荷醇及其衍生物作为考古现场可控去除临时固型材料，详细阐述了这一材料的可行性、安全性、规范性；同时研制出多重屏蔽及微构建技术，获得了性能优异、适合考古现场第一时间文物的屏蔽材料，构建了以温控只能薄膜为核心的微控制体系，有效支撑了考古发掘现场脆弱文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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