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事，有汉儒的泥古，就有魏晋人的讲玄学。有的偏于出世，就有宋学的反之而为入世。
即太极亦是合两种现象而立名，亦不过归纳各种现象的两个观念，并非实有其物。且非实体，无极太极，更不必说了）。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因其一动一静，而生五种物质，是为，再以此为原质，组成。人亦是之一，所以其性五端皆具（五端，谓仁、义、礼、智、信。汉儒之说，以仁配木，礼配火，信配土，义配金，智配水）。但其所受之质，不能无所偏胜，所以人之性，亦不能无所偏。当定之以仁、义、而主静。张载像
张子名载，陕西郿县横渠镇人。他把，看成一汇。物的成毁，就是气的聚散。由聚而散，为气的消极作用，是为鬼。由散而聚，为气的积极作用，是为神。所以就在的本身，而幽明只是一理。气是一种物质。各种物质相互之间，本有其迎拒的。人亦气所组成，所以对于他物，亦有其迎拒，此为的根原。此等，不必都能合理。所以张子分性为气质之性和义理之性，而说人当变化其气质。周、张二子所发明的，都是很精妙的一元论。二程所发明，则较近于实行方面。
二程是弟兄。洛阳人，大程名颢，小程名颐。大程主“识得此理，以诚敬存之”。小程则又提出格物，说“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敦颐后居江西庐山峰前，峰下有溪，西北流，合于湓江。敦颐即以其故乡濂溪之名名之。学者因称为濂溪先生）。朱子之学，是承小程之绪的。他读书极博，制行极谨严。对于宋代诸家之说，都有所，而能折衷去取，所以称为宋学的集大成。但同时有金溪陆九渊，以朱子即物穷理之说为支离。他说心为所蔽，则物理无从格起，所以主张先发人本心之明。大抵陆子之说，是为天分高，能直探本原的人说法的。朱子之说，则为天分平常，须积渐而致的人说法的。然正惟天分高，然后逐事检点，不虑其忘却本原；亦惟天分平常，必先使他心有所主。所以清代的章学诚说：朱陆是千古不能无的同异，亦是千古不可无的同异。以上所说，是宋学中最重要的几个人。此外在北宋时，还有邵雍，则其学主于术数。南宋时，张栻、吕祖谦和朱熹，同称乾淳三先生（
乾道自一一六五至七三，淳熙自七四至）。祖谦喜讲史学。永嘉的陈傅良、叶适，永康的陈亮，都受其影响。其说较近于事功。讲宋学的人，不认为正。然实亦互相出入。宋学家反对释氏。他们说“释氏本心，吾徒本天”。而他们所谓天，就是理，所以其学称为理学，尊信其说的人，以为其说直接孔、孟；而孔、孟之道，则是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传下来的，所以又称为。后来的考据家，则谓宋学的根原，是《先天》、《太极》两图；而此两图，都是出于宋初华山陈抟的，所以说宋学实出（《太极图》为众所共知，不必再说。邵子的《先天次序图》如右：其图以白处代《易经》的阳画（—），黑处代易经的阴画（－－）。最下一层为太极，是不能分白黑的，图上的白色，白色看。第二层为两仪。第三层为四象。至第四层则成。合二三四三层观之，其次序为乾一，兑二，离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又的方位：旧说是离南，坎北，震东，兑西，乾西北，坤西南，艮东北，巽东南。邵子说：这是文王所改，是后天卦位。邵子所传的图，则乾南，坤北，离东，坎西，兑东南，震东北，巽西南，艮西北。说这是先天方位，伏羲所定。案邵子的哲学，是一而二，二而四，四而八……如此递推下去的。其《先天次序图》，表现这种思想。其《卦位图》，则赞成他的人说：天位乎上，地位乎下；日生于东，月生于西；山镇西北，泽注东南；风起西南，雷动东北；自然和天地造化相合）。又有因宋儒好谈，以为实是释氏变相的。然后一时代的学问，对于前一时代的学问，虽加反对，势不能不摄取其精华；而学问的渊源，和其后来的发展、成就，也并无多大的关系，往往有其源是一，其流则判然为两的。所以此等说，都无足计较。宋学总不失为一种而有特色的学术。
清代的汉学家，对于宋学，颇力。其实考据之学的根源，亦是从宋代来的。宋儒中如著《困学纪闻》的王应麟，著《日钞》的黄震，都是对于考据很有工夫的。所以宋朝人对于史学，亦很有成绩。自唐以后，正史必出于合众纂修，已成通例。只有宋代，《新五代史》是欧阳修所独撰；《书》为修及宋祁所合撰。虽出两人之手，亦去独撰的不远。司马光修《资治通鉴》，自战国迄于五代，为编年史中的巨著。朱子因之而作《纲目》，虽其编纂不如《通鉴》的完善，而其体例，则确较《通鉴》为优（
司马光因此另编《目录》三十卷。然《目录》与本书，分而为二；而小事《目录》中又不能尽载，检阅仍苦不便。朱子因此而创纲目之例。纲用大书，且用分注。要检查的，只要看其纲就得了。《纲目》一书，朱子仅发凡起例，其编纂则属之天台赵师渊。师渊编辑得不甚精善。所以考求事实的人，都据《通鉴》而不据《纲目》。但编纂尽善与否是一事，体例的善否，又是一事。论事实的考订去取，《纲目》确不如《通鉴》之精，论体例则《纲目》确较《通鉴》。试取两书，略一翻阅便知）。袁枢又因《通鉴》而作《纪事本末》，为史书开一新体。马端临因《通典》而作《文献通考》。其事实的搜辑，实较《通典》为备；而门类的分析，亦较详。郑樵包括历代的史书而作《通志》，虽其编纂未善，然论其体例，确亦能囊括古今，删除重复的。而二十略中，尤多前人未及注意之点（
）。此外宋朝人对于当代的史料，蒐辑之富，亦为他时代所不及。而史事的考证和金石之学，亦始自宋人（考证之学，如刘攽、刘奉世的《两汉书刊误》，吴缜的《书纠缪》等。金石之学，如欧阳修的《集古录》等）。唐朝虽为古文创作时代，其实当时通行的仍是骈文。至于宋朝，则古文大盛。如欧阳修、王安石、三苏父子、曾巩等，都为极有名的作家。宋朝人的骈文，亦生动流利，和唐以前人所作，虽凝重而不免失之板滞的不同。诗，亦于唐人之外，别开新径。唐人善写景，宋人则情。比较起来，自然是唐诗含蓄而有余味。然而宋人亦可谓能开拓诗的境界，有许多在唐代不入诗的事物，至此都做入诗中了。词则宋代尤推独绝，南北宋都有名家。宋学家是讲究道理，不注重词华的。所以禅家的语录，宋学家亦盛行使用。又其时平民文学，甚为发达。说话之业甚盛。后来笔之于书，就是所谓平话体的小说了。
印刷术的发达，是推动宋代文化的巨轮。古代的文字，书之于简牍。要特别保存得长久的，则刻之于金石。不论金石和简牍，总是供人观览，而非以为摹拓之用的。汉魏的《石经》，还是如此。但是后来渐有摹拓之事。摹拓既兴，则刻之于木，自较刻之于石，为简易而省费。据明代陆深所著的《河汾燕间录》，说隋文帝开皇十年——公元五九零年——敕天下废像遗经，悉令雕板。这是我国印刷术见于记载之始。然当隋、唐之世，印刷之事，还不盛行。所以其时的书，还多是钞本，得书尚觉。至公元九三二，即后唐明长兴三年，宰相冯道、李愚，才请令国子监校正《九经》，刻板印卖。是为官家刻书之始。此后官刻和私人为流传而刻，书贾为牟利而刻的就日多。宋以后的书籍，传于世的，远非唐以前所能比，就是受印刷术发达之赐。活字板是宋代毕昇所创，事在仁庆历中——公元一零四一至四八——其时字以泥制。到明代，无锡华氏，才改用铜制（
本书原名《复兴高级中学教科书本国史》，商务印书馆1934年初版，畅行多年。这是史学大家吕思勉为高中生撰写的一部中国通史。书中全面且细致地讲述了中国自上古时代到20世纪三十年代的、社会、文化等，平实流畅，通俗易懂，史实丰富并多有新解，不失为一本上乘的中国通史读物。马谡败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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