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木水火土查询表大学的已经令人难以，但教育仍然沉醉于少数者的，至今未能深切，因此在错误道上愈走愈远。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跨越”发展之声不绝于耳，且见诸声势浩大的行动。成绩似乎令主事者陶醉，经常挂在口上的主流线年，我国高等教育在校生总规模超过2700万人，居世界第一，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23%，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大国。”但这些耀眼数字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所谓“跨越”发展带给教育的是祸是福？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甚至存在深刻分歧。
2009年初，发布了《国家中长期教育和发展纲要》并公开征求意见，随即引发一场全国范围的讨论，网络上的各种争议更为火热。3月2日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提出《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一、废除自学考试制度；二、取消不合格的在职研究生学位；三、砍掉一半大学的博士授予资格；四、大学必须与所谓“学院”脱离关系；五、让教育回归职业教育；六、停止大学办分校；七、整顿大学的科技开发园和研究院；八、实行教授定编制；九、砍掉2/3的大学出版社和学报；十、整顿“大少爷作风”，严查大学财务支出。据《长江商报》“高教十症”调查结果（3月12日公布），近两千网友投票，除第一、九两条外，其余8条意见均获“7成以上的网友力挺”。当然，高教之病并非仅限这10条，而这10条也不一定都是最为严重之症，但这毕竟是一位资深大学校长率先响应号召，全面系统地坦陈自己的与，理应给予应有的尊重与理解。我与刘道玉教授相识已久，而且都是在1980年代出任武汉地区中央直属高校的校长。他虽然比我年轻，但在高校行政管理方面却比我出道早得多，而且还曾在教育部主持过重要工作。我非常他对教育事业的革新与执著追求，对他此次提出的更深有同感。应该说，刘道玉是1980年代那批大学校长的杰出代表之一，他的意见包含着众多师生积压已久的共同。但我不想重复列举或补述当今高等教育的各种弊端，而宁可探索我国高教何以在错误的道上走得这么久、这么远，危害又这么深！记忆所及，1980年代的高教基本上是正常发展的，尽管体制、教学、科研等方面的革新步履。1990年代以后，“教育产业化”作为决策开始推行，主要驱动力来自比教育部更为强势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我至今还记得若干权威人士在报刊和电视上发表的那些梦呓或狂想，仿佛高教一经形成规模宏大的支柱产业，就可以财源滚滚，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没有经过任何咨询，决策究竟有多少科学性也不得而知。——1999年就从上而下仓猝地敞开“扩招”的大门，加上此前也是从上而下促成的高校大合并，一味追求扩展办学规模的狂热浪潮开始形成了。中国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诚然需要加速高等教育的发展，国民素质的普遍提升，也需要高等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型；但无论从哪方面说，都不能整体质量，否则教育即令成庞大的产业，也只能视之为高成本、低效益而的。很不幸，有关部委，并且以“跨越”一语要求高等教育勉力推行21世纪新一轮“”，大学遂成为重灾区。紧接着又是在“跨越”号召下，出现弥漫全国的“升级”狂热。中专升为大专，大专升为学院，学院升为大学，其实好多学校根本不具备升级条件。许多正规大学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甚至连“教学型与研究型”这样的双重身份都不满足，一定要往“研究型综合大学”蹿升，而已经具有“研究型综合大学”特殊身份的所谓“985”大学，又纷纷向“世界一流”狂奔——真可以说得上如痴如醉，举国癫狂。大学内部的各系也不安于现有定位，纷纷争先把握这个千载难逢的“升级”良机，于是好多系、所上升为学院，个别系还分身为几个学院。有些研究所也不甘落后，自行提升为牌号甚大的研究院。某些“特大”大学由于下属学院太多，校领导管不过来，又在校、院之间设立“学部”，俨然气派。相形之下，原有许多系、所的地位则江河日下，往往自嘲为无非“教研室”。与过往相比，现在的大学管理机构名目繁多，层次重叠，越来越像庞大而又复杂的官僚机构，与原先标榜的“精简、效率、效益”革新目标背道而驰。大学现在确实很忙，因为学校越办越大，学生越来越多，教师的教学负担也越来越重。特别是年轻教师，为了从助教升为，升为副教授，每年还要达到发表若干论著的所谓“刚性指标”。校、院、所各级领导更忙，因为“扩招”也好“升级”也好，并无足够的财政拨款，还得“自筹”财源弥补经费不足，于是便想方设法“创收”，乃至变相推销形形色色的“学历”，当然更少不了“跑部前进”，争招生数额，争项目经费，争科研课题，争学位授予点等等。而教育部及其下属各司局又巧立名目，精心设计繁琐的申报、评审、验收等手续，其中仅本科教学评估一项，就把全国高校得人仰马翻……试问，在这样的纷纷扰扰之中，大学领导又有多少余闲精力用于改善管理以期实实在在地提高教学、科研水平呢？高校素质的整体下降已成为有目共睹的事实，而更为严重的是急功近利、弄虚作成的诚信流失。我们现在还有大学吗？今后大学的重建恐怕不是一两代人的真诚努力所能完成。高教的积弊不仅年深日久而且盘根错节，彻底整顿谈何容易。从深层根源来剖析，主要问题仍在于主育者对教育本身缺乏正确的认知。教育的对象是人而不是物，教育者与被教育者之间需要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单向的“”、“塑造”。教育的起点与归宿都是爱，都是人性的完善与提升。所谓“以生为本”，就是以人性为本。现今教育主事者把各项重大措施都名之为“工程”，实际上是忘记了人性不同于物性，学校不是工厂，教育更不同于制造业的生产流程。说到底，教育是细致的而不是简单的制作。
把教师比喻为“灵魂工程师”未必完全确切，但教育的根本毕竟是人格的养成，这已经是人所共知的常识。积60年高教工作的亲身体验，我总觉得教育应该是慢工细活，教师更像精心培育花木的园丁，必须按照植物的生长规律与季节的变化，循序渐进地从事本职工作，而最忌急于求成和揠苗助长。与其主观地通过行政命令推行一个紧接一个大学师生的所谓“创新”或“跨越”，倒不如让大学保持相对安宁的校园，也许顺乎自然的“萧规曹随”比什么“开辟新”之类豪言更有利于高教的发展。从历史上看，无论，成功的教育往往表现为渐进式积累及作为其结果的“水到渠成”。“”以前，多次急风骤雨式的，不仅未能实现“教育”的预期目标，反而严重损害教育本身，特别是挫伤了众多师生员工的积极性。这个教训极为沉痛，但似乎早已为现今教育所忘却，并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新的形式重蹈覆辙。现在虽然不再有人公开侈言挂帅的，但是动辄以行为推行全国一盘棋的举措，依然忽视教育的连续性与相对稳定性。朝令夕改，而且政出多门，让许多大学无所适从。以前“教育”主要靠，现在却主要是靠“利益驱动”，以形形色色的各类“工程”与相应的“课题”、“项目”经费促成“跨越”导向。同时，又拟订各种繁琐而脱离实际的指标体系与评审程序，大学就范。如果说过去的大学是于压力，现今的大学则是倾倒于的魔力。“跑官”，大学“跑点”，而且都一同“跑步（部）前（钱）进”，这已经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潜规则”。大学的已经令人难以，但教育仍然沉醉于少数者的，至今未能深切，因此在错误道上愈走愈远。最近，为浙江大学所谓院士课题组“抄袭舞弊”事件，教育部也曾痛陈要下“猛药”，但“猛药”似乎只是针对大学，学术教育主要针对学生，真是匪夷所思！我认为，追根求源，如果现行教育体制依然原封不动，中国教育也只能停留于修修补补，根本难以革除错综复杂的各种积弊，因为大学根本没有完善的空间——而恕我直言，许多大学校长也没有完善的胆识，甚至没有完善的内在。因为其中有些人已经习惯于唯命是从，，把学校作为个人晋升之阶，千方百计在“跨越”与“创一流”的虚热中显耀自己的政绩。种种事实表明，在目前教育部这样强势的管理体制下，大学很难在教育中有根本的转变。教育，千头万绪。我认为，当务之急是两个回归：一是回归大学主体，一是回归教育本性。而关键首先是体制，让大学自主地按照教育自身规律来办好教育。我，大学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大学必须完善，大学也能够完善，大学的希望在于大学自身！
学者简介：章开沅，著名历史学家、教育家，祖籍浙江省吴兴县，生于安徽芜湖。美国奥古斯坦那学院（Augustana College）荣誉博士、日本创价大学与关西大学名誉博士。
1951年 9月入华中大学(即今华中师范大学)，在历史系先后任教员、、副教授、教授等职。1985年8月～1991年3月曾任华中师范大学校长。2015年任武昌首义学院（原华中科技大学武昌分校）荣誉校长。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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