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朝晖丨书籍史理论与中国书籍史研究

　　何朝晖教授，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古典文献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明史、文献学、中国古代书籍史。

　　著有《明代县政研究》、《书史导论》（译著）、《书籍的社会史——中华帝国晚期的书籍与士人文化》（译著）、《印刷与市场国际会议论文集》（合编），代表性论文有《明道制考论》《试论中国传统雕版书籍的印数及相关问题》《山人与出版：俞安期生平、著述与刻书活动考》《明清间文献出版的演变》《对象、问题与方法：中国古代出版史研究的范式转换》等。

　　5月30日晚，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何朝晖教授光临中传编辑出版研究中心，为同学们带来了一场具有开阔视野和国际视角的，以书籍史理论研究领域的三个重要命题为主要线索，展现了一场精彩的书籍史理论与中国书籍史研究的对话，清晰分析和评估了已有的书籍史理论模型以及存在的缺陷，性地探讨了书籍史理论对中国书籍史研究的影响，同时展现了中国书籍史，尤其是中国古代书籍史研究范式转型的可能。下面对本次重点内容进行简要回顾。

　　首先，何教授主要以历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在1982年提出的“交流圈”模型以及两位英国的目录学家托马斯·亚当斯和尼科拉斯·巴克在达恩顿基础上所做的修正模型为主要核心线索，为大家陈述了这两个理论模型的主要内容和价值所在。

　　在何教授看来，这两个重要的模型虽并不能概括全部书籍史理论的研究，该领域尚有很多理论，但这两个模型却是影响最大，且能统合书籍史各个方面研究的理论模型。

　　在这个部分，何教授主要以书籍史上三个重要命题“印刷”“阅读的”和“印刷资本主义”与“想象的共同体”为线索，分析了中国书籍史理论是如何受惠于书籍史理论的。首先他谈到，书籍史命题的核心是“印刷术是变革的重要力量”。大概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一批研究中国文化历史的学者从中受到，开始思考中国存在上千年的印刷术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到底产生了哪些影响？从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我国古代书籍史的研究发展。

　　其次，关于“阅读的”这一命题。学者认为对历史上关于阅读的变革主要有三个方面：朗读转变为默读；精读转变为泛读；公共阅读到私密阅读。研究中国书籍史的学者则开始思考这种转变在中国是否也一致，他们比较之后发现了异同之处。大学的教授马兰安认为，中国也存在从经典文本阅读到通俗文本阅读的过程。因此，在这点上，中有着大致相同的发展规律。

　　最后，关于“印刷资本主义”与“想象的共同体”的重要命题。在文化层面，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提出了两个很重要的概念，一个是“印刷资本主义”一个是“想象的共同体”。其中更重要的论断是，印刷资本主义催生了近代的民族主义和国家观念——即“想象的共同体”。中国的印刷出版业显然没有催生印刷资本主义。但印刷出版业和民族主义观念的兴起，以及印刷业的发展和国家认同之间的关系这本身是有意义的问题。

　　何教授以达恩顿的“交流圈”模型和亚当斯和巴克的修正模型的缺陷和局限为点切入分析，认为书籍史理论主要存在以下四个方面的缺陷：

　　此外，两个“交流圈”模型还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其中的箭头都是单向的，强调的是经济、、文化的因素对书籍流通的作用，但并未考察书籍的生产流通对经济、、文化所造成的影响。

　　何教授指出，现有的书籍史理论、模型反映出很强的欧洲中心主义、技术决和单线发展的历史观。因此他认为，中国的书籍史研究应该立足于中国自身，深入挖掘本土书籍史研究资源，提出具有“本土感”的问题，而不是借鉴的经验来移植他们的问题，应该建立切合中国书籍史实际的研究框架，建立对话、体现多元文化的书籍史研究生态。同时可以看到，近几年来学者们对书籍史也在做一些纠偏和补缺的工作。中国学者也对书籍史研究的理论，提出了一些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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