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净值人群，指可投资资产在1000万人民币以上的个人，简单来说，就是我们通常意义上理解的富豪。中国人富起来的时间很短，范围也一度局限，根据招商银行与贝恩咨询联合发布的《中国私人财富财富报告》，2006年时，只有广东一个省的高净值人数超过了2万人。
时间走到现在，情况已经完全不同。截至2016年末，高净值人数超过2万人的省份有22个，而东部沿海的5个省份广东、上海、、江苏、浙江，高净值人数率先突破10万人，成为了中国财富区域第一梯队。5个省份的高净值人士总数占全国的约47%，他们持有的可投资资产则占全国高净值人群财富比重的约62%。
而在2017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中上榜的2130名富豪中，设立总部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也与高净值人群所在省份完全一致，不过是先后顺序有所不同。
如果说高净值人群或者富豪所在地代表的是对某一地区政商和居住条件的认同，那富豪的出生地更多代表的是文化与观念的差异。广东、浙江、江苏、福建、山东是2017年胡润中国百富榜中富豪出生地人数排名前五的省份，不同地域的商帮文化可能是个中原因。
明清时代现代商业文明真正进入中国，同时以乡土亲缘为纽带，产生了中国式的商业集团:商帮。而在此之后的五百多年里，相继崛起了十大商帮，正是一本完全的中国富豪的编年史。
中国的十大商帮，具体为山西晋商、徽州(今安徽黄山地区)徽商、广东粤商(分广商、潮商、客家帮)、陕西秦商、福建闽商、江右(江西)赣商、洞庭(今苏州市西南太湖中洞庭东山和西山)苏商、宁波、龙游(浙江中部)浙商、河南豫商、山东鲁商等。其中又以晋商与徽商、粤商、浙商、苏商影响最深远，合称“五大商帮”。
2018年3月29日，随着融创中国计提超过165亿的减值拨备，孙宏斌对于乐视的投资正式宣告失败。时间回到2017年1月，在乐视之际，孙宏斌以150亿元拉了贾跃亭一把，把他们二人联系在一起的，或者说他们身上共同的标贴便是“晋商”。
大多数人对于晋商的印象来自张艺谋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和电视剧《乔家大院》。晋商最早可以追溯到武则天的父亲武士貜，他是唐朝初期山西有名的木材商人。在漫长的历史中，晋商以山西富有的盐、铁、麦、棉、皮、毛、木材、旱烟等特产，利用自己特殊的地理进行长途贩运，设号销售，套换江南的丝、绸、茶、米，又转销西北、蒙、俄等地，贩运销售范围遍及全国。特别是到清朝中叶，晋商逐步适应金融业汇兑业务的需要，由经营商业向金融业发展，咸同年间山西票号几乎独占全国的汇兑业务，成为中国最强大的商业金融资本集团。
晋商之所以能活跃500年，成为中国最早崛起的商帮，除了守信、讲义之外，“学而优则贾”是其重要的传统，晋商家族中一二流的读书子弟去经商，三四流的子弟才去参加科举考试，甚至出现过获得后不做官而从商的进士。
南方的徽商有着不同的取向。徽商萌生于东晋，成长于唐宋，盛于明，衰于清末。徽州人靠贩运盐、茶、山货，经营文房四宝，他们的贸易线堪称教科书，曾以“无徽不成商”叫遍天下。因为徽州是南宋大儒朱熹的故乡，徽商便有了“商而兼士,贾而好儒”的特点，从乾隆到嘉庆十年的70年间，同样在两淮经营盐业，徽商子弟有265人通过科举入仕，而晋商仅区区22人。
对于徽商而言，从商似乎总是手段，而求做官才是归宿。一条徽杭古道，不仅拉近了安徽和浙江的距离，更是让从徽州走出的胡雪岩成为了“红顶商人”，成为徽商和浙商共同的骄傲。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2017年以610亿身家位列胡润百富榜第26位的史玉柱，出生在安徽蚌埠，而求学却是在浙江大学，2017年5月20日，浙江大学建校120周年前夕，史玉柱向浙江大学教育基金会捐资人民币5000万元。
粤菜的分类一样，粤商也包括广府帮、潮汕帮和客家帮。粤商的崛起要晚于晋商与徽商，早期的粤商以康熙年间建立的十三行为代表，近代经济实力的侵入让传统的晋商与徽商日渐式微，粤商却因为商品流通与海外移民而崛起，在广东、、东南亚都有他们的身影，海外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太阳无时不粤人社会”。广东人经常开玩笑，只要单出一个潮汕帮，就可以扫平天下商帮，粗看整个全球华人富豪榜的抬头，你会有种潮汕名单的错觉。2018年胡润全球富豪榜中有79位祖籍潮汕的富豪上榜，总财富达到20561亿元。
如果说其他商帮要找出一个名闻天下的富豪代表颇为费神，那潮汕帮的“烦恼”便是代表太多不知道该选谁:连续20年蝉联首富的李嘉诚，泰国首富正大集团老板谢国民，新加坡涂料大亨“立邦漆”创始人吴清亮，中国家电零售教父“狱中”大佬黄光裕，与王石相爱相杀的“宝能系”卖菜老板姚振华，“女星与股市狙击手”刘銮雄，还有中国最大的“企鹅养殖商”马化腾。
创造粤商成就的，不仅是前沿阵地的“天时”与毗邻港澳台的“地利”，更是源自中国人血液中少有的冒险开拓进取的粤商。二十年那部电视剧《我来自潮州》，是按照亚视名誉林百欣先生的发迹史而改编，它的主题曲《胜利双手创》就是借助了《爱拼才会赢》的曲调重新填词。
有趣的是，粤商如此厉害，广东省的首富却是豫商许家印果然“专治各种不服”。
明清时期苏商的主体是洞庭商人，明代苏州的小说家冯梦龙把这商帮的情况最先写进了他的小说集《醒世恒言》里:“洞庭两山之人，善于货殖，八方四，去为商贾”，所以江湖上有“钻天洞庭”的口号，“钻天洞庭”便是形容洞庭商人经营范围广，商品种类众多，经商手段高明。
而到了清末民初，上海开埠通商后，大量的苏商在上海(当时属于江苏)投资建厂，兴办实业，如南通张謇和无锡的荣氏兄弟，当时上海经济命脉的一大半都控制在苏商手中。与其他几大商帮因为自然条件恶劣成为“行商”而奔走异乡成为不同，身在鱼米之乡的苏商条件优渥，是典型的“坐商”，因此重实业求稳健，文化底蕴深厚，中国民族资本家首户的荣家便有“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的家训。
中国历代状元籍贯统计，江苏状元人数第一，建国后的两院院士籍贯人数统计，江苏也是第一，因此苏商多出管理型、型企业家，如联想集团的柳传志，而少战略型企业家，正所谓“绍兴出师爷，苏州出管家”。好不容易出了一个“骨骼清奇”的刘强东，结果最近跑去了湖南认祖归。
浙商最早的发源地是春秋时期的越国，有“商圣”之称的范蠡就是越国的名臣，其“三致千金”的经历使他被很多人尊奉为经商鼻祖，最终位列古代富豪榜《史记·货殖列传》的首位。唐代以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江浙一带成为中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之一。明初天下首富是湖州人沈万三，相传沈万三最富有的时候财产达到了20亿两白银，换算民币有6000亿元，他为朱元璋出资修建了三分之一的金陵城。
如果细分的话，浙商还可以分成湖州商帮，龙游商帮，宁波商帮，萧绍商帮，绍兴商帮(越商)，温州商帮，台州商帮，义乌商帮等著名浙商群体。与粤商一样，浙商也遍布全球，比如船王董浩云(董伯伯的父亲)、世界船王包玉刚、新加坡富商胡嘉烈。
浙商常以传统行业(如银楼业、药材业、成衣业、海味业)经营安身立命，以支柱行业经营为依托，新兴行业经营为方向，而往往一家经营数业，互为补充。算是半个浙商的胡雪岩开办了 “胡庆余堂”中药店，赢得“江南药王”之美誉，如今坐拥662亿的上海首富浙商郭广昌也是依托生物建立了多元化商业王国。
浙商低调务实，号称“东方”，有人总结浙商的成功是源自“四千”:千言万语,千山万水,千方百计,千辛万苦。浙江桐乡不出羊毛，却有全国最大的羊毛衫市场;浙江余姚不产塑料，却有全国最大的塑料市场;浙江海宁不产皮革，却有全国最大的皮革市场;浙江嘉善没有森林，却有全国最大的木业加工市场。
4月3日晚间，摩拜召开股东会议表决通过了美团高达37亿美元的收购案，而马化腾和腾讯的意志了此次收购。而就在前一天，阿里巴巴集团联合蚂蚁金服以95亿美元对饿了么完成全资收购，创下中国互联网现金收购的新高。
这两桩收购案的背后是阿里巴巴与腾讯的明争暗斗，更是新浙商与新粤商首富之间的对抗。浙商与粤商，前者号称中国第一商帮，后者号称世界第一商帮，EMD试图通过资料梳理来看看谁的第一含金量更高。
广东连续第二年成为拥有最多千万资产高净值家庭的地区，但是考虑到广东省人口为1.1亿，而浙江省人口只有5590万，几乎只为广东省人口的一半，人均高净值家庭数浙江省甚至高于广东省。
2017年，粤商首次在富豪榜入榜人数上超越了浙商，究其原因主要是广东省新增上市公司数量远超浙江。
商人的数量一直缺少直接的数据来源，不过在信息越来越透明的今天，还是可以用一些数据找出端倪，比如市场主体数，所谓的市场主体，就是指在市场上从事经济活动，享有和承担义务的个人和组织体。
虽然从数据上看，广东省市场主体数高于浙江72%，但人均数量上广东省领先浙江不多:广东每9.3人中就有一人从商，而浙江每10.6人里就有一人是老板。
截至2017年1月，浙江省与广东省豪车(法拉利F12、兰博基尼LP700、宾利慕尚、迈、劳斯莱斯幻影以及其他同档次超跑)登记数量:
浙江终于搬回一程，毕竟，杭州是超跑之都另外根据《2016互联网汽车金融》透露目前开ABB(奥迪、奔驰、宝马)份额占比最高的地区是浙江省，占比达33%。
浙江在民营企业500强中的数量超过了广东，但是在企业资产总额还是输给了广东，浙江企业数量多，不过在规模层面则不如广东。
尽管广东基尼系数高于浙江，同时人均P7.4万也落后于浙江的8.49万，综合数据来看，粤商可能的确是当之无愧的中国第一商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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