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世，该书以彻底反帝反封建的立场，主要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及其与中国者相的历史。一文，提出“三次”（即太平；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辛亥）为中国近代史主要架构的史观。把“三次”说详加叙述。以上三著述，使胡绳成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史观”学派的主要奠基者和代表者。
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跨入的历史新时期，思想解放大潮冲击“两个凡是”论（即“凡是”的决策，我们都；“凡是”的，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胡绳对此曾一度迟疑，因而受到。在新时期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有人提出以“四个阶梯”（即太平；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为线索的现代化史观，对此胡绳曾表示难以认同。
然而在胡绳生命的最后几年，他的学术研究突然迸发出了超越的新思想和新观点。他敞开，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在八十自寿铭中，他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二十一世纪，略窥门庭。九十无望，呜呼哀哉，尚飨！”[④]胡绳说自己“四十而惑，惑而不解，垂三十年”，是“不理解”又“不能辨识”“党在思想理论领域内的‘左’的指导思想”，内心产生困惑和矛盾。他表示：“展望21世纪的世界与中国，我们必须进一步解放思想，不受一切过时的成见的约束，大胆地又是用最严谨的科学态度提出适合时代要求的新观点，新理论。”[⑤]
1998年胡绳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一文；次年，又发表长篇论文《的新主义再评价》，在这两篇文章中，胡绳说，正在疾驰而过的20世纪这一百年中，中国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巨大变化，而且从自己的经验中学到了许多新东西，要说这些新东西是哪些，我以为不可不提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他指出，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连，这是困扰几代中国人，特别是其中的先进的问题。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加上在此以前80年的正面和的经验，大体上可以使我们得到如下结论：（一）为克服任何形式的民粹主义倾向，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以所说“三个有利于”[⑥]为判断标准。（二）社会主义的大厦只有在人类过去世代（也就是阶级社会，其中主要是资本主义社会）积累的文化遗产基础上建筑起来。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社会的一切，绝对无助于社会主义。（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能建立在社会化的大生产之上。有关大生产的知识和本领可以从若干不同的途径获得，但最便捷的途径是向发达的资本主义学习，不善于学习（分析、扬弃、、发展），几乎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四）社会主义能够而且必须善于利用资本主义并克服其负面影响。在“三个有利于”前提下，以公有制为主体，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其中包括私有经济，它的社会性质与资本主义相似，但它是和现在资本主义国家中的资本主义有所不同的特种的资本主义（“一国两制”，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一个小地区实行资本主义，则是利用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胡绳对在抗日战争时期提出的新主义进行了再研究，认为其主张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方针符合中国的实际需要；建国后毛又放弃了新主义，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以为中国可以从农业国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到达社会主义。这是具有民粹主义倾向的错误观点。[⑦]
胡绳后来对用现代化史观来叙述中国近代史也采取了宽容的态度，认为史观与现代化史观并不是完全对立的。他还承认洋务派是近代中国第一代讲现代化的人，洋务运动对中国的现代化起了启蒙作用。从洋务派中分化出了维新派，维新派的活动为后来的辛亥做了准备。[⑧]
对于胡绳晚年的学术飞跃，人称“胡绳现象”。解释这种现象，需要从历史学自身和中国近代社会历史两方面来分析。克罗齐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⑨]即是说历史认识是与时俱进的。随着时代的进步，历史学家对于历史的认识也会发生变化，这属于正常现象。中国近代以来的社会，是一个被外敌入侵，做出反应，在求索中发展的社会，救国与曾经是时代的主题。胡绳的前半生首先是者，而者的历史认识显然是不同于一般学术研究者的。
者以为压倒一切的要务。这是因为是你死我活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更重要。学术必须为服务。如果“以论代史”（学术的原则是“论从史出”）是的需要，那就应该加以。新时期初，批“两个凡是”，胡绳之所以迟疑，不是他对的错误没有过困惑，而是他觉得一旦否定了毛的东西，会对的大局不利。这是者思维的惯势。
者对的对象充满，以之消灭之为己任，听不得对敌人有任何肯定之辞。胡绳撰《帝国主义与中国》，指出：“有许多研究中国近代史的著作有意无意地造成了一种错觉。他们把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政策描写得这样单纯，以致把清写成是不断地受着帝国主义国家的可怜的存在。这种描写是不合于历史事实的。”帝国主义是的敌人，封建主义也是的敌人，他们之间是互相、的关系。清搞洋务运动，目的是为了维持自己的，在者看来，这没有任何值得肯定的理由。
者对无限，引历史上的同道为战友，认为只有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唯一动力。胡绳提出太平起义、义和团运动、辛亥是近代中国的“三次”，是这段历史的进步主线和叙述重点。戊戌维新则“只想通过集团来进行渐进的，对于既存的秩序从来不敢设想基本的变化”。在面前，其“思想也就失掉了改良主义的意义，而把的实质极端地表现出来了”，这当然应该被历史所否定。[⑩]总之，者持史观，乃题中应有之义。
须知我们在这里所讨论的学者型者，是指像胡绳那样在前加入的知识。他们当时能够地参加，是为了追求真理，是为了救国救民。他们是一群有、有理想的志士仁人。[⑪]这就和在后那些“靠吃饭”（语）的人们，有着根本的不同。胡绳说他“四十而惑”，其时正值1958年，年前的“反右”斗争，他的秘书成了“资产阶级”。随之而起的“”狂潮，造成严重饥馑，农村甚至饿殍盈野。接着又是“”的扩大化，国家被“”身亡，“亲密战友”则仓皇出逃，整个社会经济短缺、崩溃、遍于国中……这不能不使一个有着和追求的人陷入困惑：到头来为什么会是这样？胡绳说自己“惑而不解，垂三十载。七十八十，稍知。”正是在、人民生活改善、国家经济腾飞的新时期，眼见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事实，他开始思考、省悟。他把以往的失误归于“左”的指导思想，认为在20世纪中国之的探索中，最困扰人的问题便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以及如何认识这种关系”。
上述胡绳所点出的问题，具体说来即：“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它与社会主义究竟有何关连？”这在近代中国的历史思考中，并不是新问题。1920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就说过，兴起的社会主义，是绝对要采用的，至于实行方法，“总要本国现时社会的情况”。欧洲为什么有社会主义？是由工业孕育出来。在没有工业的中国，想要把他悉数搬来应用，“是挠不着痒处”。要与资本阶级对抗，就要先问国内是否有资本阶级，若没有，便是无的放矢。[⑫]梁是读过马克思唯物史观的，他主张中国应该先发展实业，解决贫困问题，才能更上一层楼。这也是戊戌维新时期全国朝野曾经达成的共识。可是随着和平的失败，发展实业的安定不复存在。1920年代的中国陷入军阀混战，谁还有心思搞经济？梁氏本来不错的话，这时已没有人要听。面对国内糜烂的乱局，的青年蔡和森致信陈独秀道：“我们早已痛不堪痛（今日由段祺瑞下动员令送到这个战场去死，明日由曹锟、张作霖下动员令送到那个战场去死！，，穷困死亡，日日团着我们！！！）忍不堪忍了，还论甚么的经济条件具足不具足？”[⑬]尽管蔡所谓“”，其真正属于产业工人的还凤毛麟角，但谁又能否认那些被穷困死亡包围的一无所有的贫困者们有着最强烈的要求呢？这便是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一种“静悄悄”的变迁，而的思想（哪怕先进思想）所为；[⑭]也不是所能代替的。马克思在《资本论》序言中更是明确地说：“一个社会即使探索到了本身运动的自然规律，——本书的最终目的就是现代社会的经济运动规律，——它还是既不能跳过也不能用取消自然的发展阶段。”[⑮]这是唯物史观的原意。然而近代中国由于遇到帝国主义侵略这个特殊情况，民族危机使人们急不可待，因而认为“与受资本家的，是一件平行的现象”[⑯]，反帝与反资本主义的社会正逢其时。对此胡绳写《帝国主义与中国》的时候就是这样看的，当年的他只着眼于论证反帝反封建的理由，而对事物的另一面注意不够，那就是资本主义入侵与封建主义自救（洋务运动）所造成的新生产力引进，客观上对中国社会有进步的意义。尽管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集团目的，但历史往往会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地“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中日甲午一战，使洋务派中分化出了维新派，当时朝廷上下，从、疆臣，乃至举国士子，都认定举办新式工商业为强国之，于是中央设立农工商总部，地方设立商务部，推行“恤商惠工”政策，全国出现了第一次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然而戊戌变法因急于“变官制”导致而归于失败，接着国家一步步踏向乱局，发展工商业的社会越来越，令人。胡绳等爱国青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选择作为出，寄望能够改变一切和创造一切。可是却没有能够解决中国的脱贫致富问题。这个问题是在“20世纪最后20多年的实践”中找到解决之的。抚今追昔，作为近代史专家的胡绳，对“在落后的农业国家中，资本主义是否可以一笔勾销？”终于有了答案；他也必定会对“与改良”重新做一番思考。他晚年不再以“目的”而完全否定洋务运动，也不再以“反对”而完全否定戊戌维新，大概就与这种反思有关系。
反思中，胡绳认为当年在经济落后的基础上，跳过资本主义（跳过工业化），直接进入社会主义，是受民粹主义思想的影响。胡的观点被一些人公开，他们举出在20世纪40年代民粹主义、说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言论，证明毛对民粹主义并非没有认识。笔者有幸也参加了那次论争。笔者的意见是，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并非要“跳过工业化”，而确是要“跳过资本主义”，主张用“不断”来实现“直接过渡”。这是否有民粹主义色彩，可以讨论。它反映了对建设社会主义存在认识上的误区，那就是以为用的方式即可解决建设的问题，解决生产力大发展的问题。正是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实践中一系列重大偏差的发生。[⑰]后来笔者又发表论文《历史地看待的新主义论及其变化》，对何以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言论，而在10年后又力推“让资本主义绝种”的社会主义，做了历史的说明，指出当年的新主义，具有政纲和政策两重的性质，其制定的依据，是列宁关于资本主义后进国家的策略。列宁提出“两步走”，即先参加并争取领导，掌握后，再“不停顿地”转向社会主义。关于中国需要资本主义广大发展的言论，正是在参加并争取领导的过程中，在力图获得美国支持的背景下发表的，其策略的成分更多一些。[⑱]应该感念地说，笔者的这些研究，都是在胡绳晚年学术探究和讨论的导引、下进行的。
中内如胡绳等老一辈学者爱用“‘左’的指导思想”，来说明党在历史上的一些失误。左，在他们心目中即是，而带引号的“左”，则变成了一种错误，其性质是革过了头。在的话语里也是这样，他说“左”看似，但在历史上给党造成的损失更大。即便如此，在中内还是人人都遵循“宁左勿右”的规则办事，因为革过了头，是认识问题，或者说本质不错，而“右”则是不甚至的问题，其性质属于敌我矛盾。为什么“‘左’的指导思想”问题，在中内会是这样一种存在呢？没有人做过更深的研究。胡绳晚年一再提到这个问题，提到“”的问题，只是重病在身的他已经无力再做剖析了。其实问题也有简单的一面。正因为本身是党，是左（即）的产物，那么更（更左）的巨轮滚动便是不可遏制的惯性和趋势。法国大中的雅各宾派最后革到自己头上也是同理。要想解决“左”的问题，只有党自己和平转型一途。胡绳等者晚年的冷峻、认识的产生，亦是他们个体发生转型的结果。
胡绳离世后，笔者继续沿着他的思，思考半个多世纪以来的中国历史，思考在中国执政的党如何和平转型的问题。笔者的结论是：如果不能完全走出“‘以为纲’的错误理论和实践”（文件语），那么建设和谐社会便是空话，和平转型也不可能实现。[⑲]换句话说，所谓转型，就是要彻底放弃“以为纲”的思维惯势和方针，只有如此，才能真正解决胡绳一辈人念兹在兹的“左”的问题。应该看到，这还要走很长的。
[⑥]即“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⑦]参见《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前瞻》，《中史研究》1998年第6期；《的新主义论再评价》，《中国社会科学》1999年第3期。
[⑪]在中内，与胡绳相仿的学者型者，还有如、田家英、周扬、李锐、于光远、曾彦修、黎澍、吴江等一批人，作为党的高级干部，他们中很多人后来为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线做出了贡献。
[⑱]王也扬：《历史地看待的新主义论及其变化》，《中史研究》2001年第3期。
（作者附识：此文为拙著《当代中国近代史理论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版）中的一节，今纪念胡绳先生诞辰100周年，特摘录上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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