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白寿彝先生100周年诞辰，也是白寿彝先生担任总主编的12卷22册、1400万字的《中国通史》全部出版10周年。《中国通史》系统论述了自远古时代起讫1949年的中国历史。全书由22位著名历史学家分别担任分卷主编，近500位作者参与撰写，是一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充分反映20世纪学术界最新研究，体例新颖独特的恢宏巨著，被誉为“中国历史学二十世纪的压轴之作”。
正因为《中国通史》，让我们更加近距离地走近白寿彝先生。因为白寿彝先生，让我们与更多的学界朋友相知、相识。几十载风雨，我们与白先生及诸多作者共同走过。那一段段往事，不会因岁月而流逝，反而更加清晰地记忆在我们脑海。
早在参加上世纪70年代的“二十四史”和《清史稿》点校工作时，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即与白寿彝先生结下了友谊。1978年，我社编辑王界云在为一部书稿的出版征求专家意见，白先生得知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在后，特意托人带话给他，约他到家中见面。王界云认真地听着白先生对《中国通史》整个系列工程的编写计划，他异常振奋，立刻意识到这将是中国当代史学界的一项创举，既然白先生属意、厚望于上海，上海出版人决不可错失良机。从白先生家出来后，他直奔邮局打长途电话到出版社，详细汇报了与白先生的见面经过和白先生关于中国通史的一系列构想。第二天，他就在所住旅馆接到了时任出版社领导、资深出版人宋原放的回音，“白寿彝先生的这个通史工程我们上海人民社一定做，而且一定做好！”
所有与白先生接触交往留下的记忆都是愉快而温暖的。有一次，当时的历史编辑室主任叶亚廉到白先生家请教商谈出版事宜，谈完，白先生特意让助手拍照留念，并风趣地对叶亚廉说：“通史系列项目的出版就是你们的了，我们立照存证！”
1979年10月，在师范大学化学系一幢简陋的校舍内，已年届70的白先生亲自主持召开了多卷本《中国通史》的第一次编写会议。参加会议的分卷主编有徐喜辰、杨钊、何兹全、陈光崇、王毓铨、龚书铎等几十位专家学者，上海人民出版社的编辑林烨卿和张美娣作为出版社的代表出席了会议。为了做好前期准备工作，上海人民出版社尽可能为白先生提供各种编写所需的帮助，列出专项资金用于编写“通史通讯”、支付在京的编委和部分作者的每月交通费用以及其他相关开支，协助白先生联系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各分卷主编及诸多作者，并参加各分卷提纲和写作要求的讨论。一位作者在今年白先生百年诞辰之际，仍然深情回忆到：“当时上海人民社还给我们报销每个月的月票。”
我们所做的有限的一切都被专家学者们记在心里，在白先生的主张和极力邀约之下，我社的王界云、叶亚廉和张美娣三位编辑先后加入了通史编纂委员会。早在通史导论卷还未出版时，白先生就多次写信给叶亚廉，“希望出版社有一位同志参加编委会，以便利于工作进行”，“导论排版情况进行如何，请注意把您的大名列入编辑委员会名单”。
与《中国通史》的成稿一样，这部巨著的出版也曾有过曲折。随着市场经济的影响，出版社的经营体制发生了极大的变革。在商品经济的汹涌浪潮中，出版社普遍面临着严峻的。有的出版社开始以压缩学术著作的出版来维持经济效益，社会上出现了“出书难”的现象，出版社内部甚至也有人提出如此巨大的出版项目费时长、见效慢，是否可以暂时搁置以待时机成熟时再行出版。然而，即使是在出版社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历任主要领导和有关编辑都始终通史系列的选题和出版计划。特别是在1994年，出版社新一届领导上任，明确提出了“创一流”的口号，肯定了出版高品位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方向，《中国通史》相继被列为出版社、上海市和国家的重点出版工程。之后的5年中，在陈昕社长、郭志坤总编辑等人的高度关注、亲自督促下，经过编辑、校对、美编人员的共同努力，《中国通史》的后11卷得以相继顺利出版面世。
今年5月，在师范大学举办的“白寿彝学术思想研讨会暨纪念白寿彝先生一百周年诞辰”大会上，上海世纪出版集团总裁陈昕致辞说：上海世纪出版集团和上海人民出版社与白寿彝先生有着很深的感情。特别是通史项目的出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至今仍流传着这么一段表述：一位总主编担纲主持、呕心沥血，几任出版社领导班子具体负责编务，十几位编辑通力合作、参与组稿，22位分卷主编共同完成，才终于有了千万余言的巨大规模。也正是这个“一到一千万”，了上海人民出版社与白先生、与北师大、与所有相关的专家学者朋友，共同合力打造而成的这一部后人难以逾越的史学巨著，一部后世难以企及的文化高峰。
会上，当主持人最后宣布“白寿彝学术基金会”正式成立时，北师大教授龚书铎先生立即举手，高声补充道：“这里面还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钱，这一定要提！”这哪里是普通的作者与出版社的关系？这分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出版人听到这样的声音还有什么理由不更好地为中国史学的研究与出版，为中国学术的研究与出版恪尽职守、多作贡献呢？
同样值得大书一笔的是，白先生去世后，白先生的6个子女高风亮节，于2005年12月16日与北师大正式签署了协议，将白先生的稿费捐赠给历史学院，作为基金，用于今后历史学的研究与出版，这不正是白先生的在其身后的延续与体现吗？白先生留下的岂止是一部《中国通史》，更多的是他对祖国、对人民、对事业、对学术的大爱。上海人民出版社为能够与白先生及诸多专家学者共同合作完成包括《中国通史》在内的一系列高质量的学术著作而感到骄傲。我们始终把那份留在心里，不会忘却与白先生、与诸多专家学者、与师范大学等相关单位历经数十载风雨结下的深厚情谊，也将一如既往地加强与学术界、文化界朋友的交流与合作，“做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文化脊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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