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故事揭秘大历史

　　女人面部痣相图解这是2019年10月13日我与《红莓花儿开——相簿里的家国情缘》（以下简称《红莓花儿开》）的作者男老师的微信对线日，我们俩一起到安徽师范大学外语学院参加“一带一与两江流域”国际学术研讨会，当聊起她的新著时，英男提到出版社希望找一些同志写写书评，问我愿不愿意。我当即应承道：“没问题。不过，书评不敢当，试试写点读后感吧！”

　　英男比我年长两岁，可谓同龄人，但我一直尊她为师。这不仅因为她是名门之后，更主要的是她本人平易谦和，而且俄语纯正，是我们国内首屈一指的同声传译高手。每当参加国际会议中翻俄时，我总是惯性地拿起，聆听她对一些关键词的翻译把握，每每受益匪浅，也算是的一个函授学生。再者，20世纪70年代初我曾在北外俄语系，后来英男到北外教书，还当过俄语学院院长，是名副其实的老师。

　　出差返京后，我静下心来，认认真真地了《红莓花儿开》，而且一拿起就放不下了，一边细细品味，一边浮想联翩。一件件看似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个中却大有奥妙，正所谓小故事揭秘大历史。

　　英男出生于一个跨国家庭，1962年考入北外学西班牙语，因是混血儿，穿戴、发型都与众不同，汉语四声掌握不好，在大家眼里是个“小”；我却是土生土长的农家子弟，1964年考上北大学俄语，讲家乡话人家听不懂，说俄语“怪腔怪调”，被认为是“小老土”。60年代，她曾到崇文区向劳动模范时传祥学习淘大粪，走街串巷，到四合院公共粪坑淘粪；我也于1965年春节跟着时传祥的徒弟，背着大粪桶挨家挨户转，并有幸与时传祥一起合影留念。此外，我们也分别到郊区上山下乡，访贫问苦，与老乡同吃、同住、同劳动。至于书中提到的汪嘉斐、周圣、武秋霞等老师，也都曾是我的授课老师，他们不仅俄文水平高，而且教学严谨、为人师表，他们都是英男妈妈的学生；而其中提到的许多俄罗斯人，他们不是我的同事，就是我的朋友……更重要的是，我们共同亲身经历了中苏关系的风风雨雨和关系的红红火火，对书中描述的众多情节都感同，自然引起共鸣。

　　《红莓花儿开》这本书的精华，也是最为感人的部分，应是作者讲述的她妈妈——女主人公的传奇故事。丽萨·基什金娜是俄罗斯人，中文名为李莎。20世纪30年代，她与早期领导人李立三相识相爱，并在莫斯科结婚。他们二人年龄与身份背景大不相同，但这位天真烂漫的俄罗斯姑娘，看中的是其不平凡的阅历和“提着脑袋干”的献身。不幸的是，他们俩的跨国婚姻却历经坎坷，受尽重重。

　　1937—1938年，苏联“肃反”运动扩大化，李立三也因的被投入，但李莎自己的丈夫不是“人民公敌”，宁愿放弃团籍，也不和他“界限”，并想方设法帮助他，患难与共；1946年，她毅然决定背井离乡，带着女儿，跟随丈夫，奔向战火四起的陌生国度——中国；1962年，中苏关系恶化后，许多跨国家庭不得不“一分为二”，而她却留下来，并放弃苏联国籍，申请转入中国国籍；“”中，她也遭受，并于1970年孤身一人被发配到人生地不熟的山西运城，加之语言不通，其艰辛可想而知；1980年，李立三同志后，她才得以重返，与家人团聚，并回到俄语教学领域。

　　随着两国关系解冻、升温，她家的住处木樨园，也开始门庭若市，中外宾客纷至沓来。围绕人文交流这个中心，木樨园逐渐演变成“俄罗斯之家”，而这个家的“灵魂”，理所当然地是饱经风霜的洋妈妈，她的感染了身边所有的人。从莫斯科到，无形之中筑造“相通的友谊之桥”。而她自己，一如既往地与一部老式外文打字机“形影不离”，在浓浓的俄罗斯文化氛围中，也一步一步地融入到了中国文化。正如作者所写，“民间交流拉近”“人与人之间的亲密交往，促进了之间友好”“文化交流，由一条溪水变成波涛滚滚的大江河”。

　　受人尊敬的李莎在中国执教50年，培养了一千多名俄语人才。1998年，国际俄语教师联合会向她颁发了普希金银质章，表彰其在俄语教学方面的突出成就，可谓实至名归。过了8年之后，英男也荣获同样的章。母女双双获得俄语教学方面的最高荣誉，恐怕空前绝后了。百年之终成书。2009年，95岁高龄的李莎出版了《我的中国》回忆录。据

　　当有人问作者，她是俄罗斯人还是中国人时，英男自豪地回答说：“我是一个有俄罗斯情结的中国人。”而作者的妈妈，我却要夸赞她为“有中国情怀的俄罗斯人”。令人高兴的是，她们母女俩精心培育的一代代人，正踏着她们的脚印，继续为世代友好事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