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越南的焦虑看越南的

　　成功的有一个前提，就是人们对于的目标有共识；而关于目标的共识又有个前提，就是这个国家得能够说明白“我是谁”的问题，也就是它有清晰的意识。

　　而越南的“他者”，就是中国。从越南的各种历史叙述中都能看到，它的潜意识里最大的焦虑就是，面对中国这样强大的邻居，如何保障自身的性。这种焦虑与中国具体的对越政策是鹰是鸽无关，只与两国体量上的绝对差距有关。

　　面对中国，如何能够保障自身的性呢？越南只有参与到另一个强大的秩序、也就是美国所主导的秩序当中，才能化解内在焦虑。而美国所主导的秩序，在今天的世界上就是一种“普世秩序”。

　　于是我们可以得出一种结论，越南面对中国时所产生的焦虑，在潜意识里催生了一种民族主义追求，这不一定是无脑的民族主义狂热，但一定是对自主的强烈追求；为了实现民族主义追求，它就必须参与到美国主导的秩序中。结果是，越南越是民族主义，就越会普世主义。

　　对越南来说，其他的意识形态都是其实现民族主义追求的手段；而只要是手段，往往可以为目标让步。越南步子迈的大，其背后的根源也正在这里。

　　这一期的正文发送一段书摘，是我在2020年出版的新书《溢出》当中的一节，讨论了越南对自身的历史叙事与其民族主义本能之间的关系。

　　身份通常包含两部分—基于过去的“我是谁”和朝向未来的“我想成为什么样子”。所以，更准确地说，一个国家的身份就是：用表达出自己的价值观，即“我想成为什么样子”；用历史叙事讲述“我是谁”，进而表明“我如何理解那个样子”以及“我为什么想要成为那个样子”。

　　现代越南在身份上的表达是三个词—、、幸福。越南会在各种场合强调这三个词，甚至小学生写请假条时，都要先在抬头写上“、、幸福”，然后才进入正文，“阮小七同学生病了，要请假”。

　　要了解一个国家有什么样的表达身份的历史叙事，有两个办法：一个是看它的国民教育是如何讲述历史的；另一个是看它的国家历史博物馆，博物馆的展示方式就是其历史观的表达。越南的国民教育我们是没法儿体验了，便专门安排出半天的时间去参观越南的国家历史博物馆。

　　我们能从博物馆的策展思中一眼看出，它是北圻的人设计的，因为中圻和南圻的历史在其中都是作为补充性的外围内容出现的，真正贯穿性的主线索是围绕北圻历史展开的。

　　但北圻的历史里，有一件事情很难处理。在有文字记载的前1000年里，北圻基本都处于中国王朝的之下，越南本国称其为“北属时期”。如果明确说自己的文明和历史是通过中国王朝的发展起来的，越南在面对中国的时候注定会抬不起头来，甚至越南人有可能会不认同本国，而更认同中国，那越南就谈不上什么“”了。可不承认那段历史，也说不过去，这1000年毕竟是抹不掉的。因此，我进入博物馆后，最先关注的就是它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的。

　　意料之外却也在情理之中的是，博物馆里第一个展区讲述的是石器时代的历史，而且这段历史在整个展览中的占比异乎寻常地大，远远超过我在其他国家的博物馆中看到的占比。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要想让国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产生强烈自豪感的话，通常都会追溯到一个很古远的传统上去。而且，这个传统必须是发展出来的文化。只有是发展出来的，这个国家应该自主的理由才充分，而古远悠长的历史会带来某种神圣感，自带正当性。

　　对越南来说，有文字可考的历史起于中国王朝的，那它就必须把自己的起源追溯到有文字记录以前的时期，也就是石器时代，强调这才是越南历史真正的本源。而之后的历史，只不过是自身性的某种中断而已。因此，它当然要多加叙述那个“真正”的本源，让“”的说法成立。

　　越南的这样一种历史叙事策略并不是孤例，就后发国家而言，几乎是个通例。典型的例子是土耳其在一战之后由其“国父”凯末尔主导制定的历史叙事策略。

　　凯末尔构想的国家目标是，努力让土耳其摆脱伊斯兰教的，然后全面西化，迅速进行现代转型，重获界上应有的地位。但问题是，土耳其是从奥斯曼帝国脱胎而来的，而奥斯曼帝国的荣光与伊斯兰教紧紧在一起。拒斥了伊斯兰教，就意味着拒斥了奥斯曼帝国的历史，那土耳其的历史根基何在？说不清这个问题，就无法打造国族的认同，国家会陷入内在的，进而带来不断的动荡，西化、现代化就只能是个梦。

　　要解决这个困境，只能找到比奥斯曼帝国更古远的历史来源。于是，土耳其的历史叙事便表达为，人类文明的起源在中亚地区，由于气候变迁的压力，创造文明的先人们开始向各个方向迁徙，并与当地的土著相遇，进而发展出了各个地方的文明，诸如中华文明、波斯文明、印度文明、欧洲文明。迁徙的队伍中有一支来到了小亚细亚一带，这就是土耳其人的祖先，他们可是保留着重要古代文明内核的人群。后来这群人归信了伊斯兰教，才有了奥斯曼帝国这段历史。但是这群人并不是通过伊斯兰教获得自己的身份定义的，他们仍然通过来自中亚的古老传统获得身份定义。所以，凯末尔让土耳其摆脱伊斯兰教对一切事务的，并不是要国民放弃自己的历史身份，而是要回归到更古老、更本质的那个历史身份。

　　通过这样一套历史叙事，土耳其的身份认同困境就解开了，伊斯兰教也从一种本质性的身份属性为一种附属性的身份属性。有了这种新的身份共识，现代化的政策才能相对顺利地推展开。

　　在这套叙事中，人类文明起源于中亚这一点，就当时的历史研究而言，并不是无稽之谈，但起源于中亚的文明和当时小亚细亚的这个人群的关联，基本上就只是通过一种历史叙事建立起来的。它是不是一种历史真实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构成了一种真实，就是一种共享的历史身份被打造出来了。共同体身份便随即形成，而凯末尔的核心目的就在这里。

　　这种历史叙事的价值与意义，完全不适合用学术标准来评价。任何一个体要想成立，打造共同体身份都是第一步，因为它是后续所有价值追求、制度设计的基础前提。没有共同体身份，其他东西都无法找到自己的现实载体。土耳其在今天是伊斯兰世界里现代化最成功的国家，由此可以看出，凯末尔的目标基本达到了。以此为标准来评判，他所构造的历史叙事基本上是成功的。

　　这样做的还有墨西哥。墨西哥曾经是西班牙在美洲最重要的殖民地，但是殖民者的在发动战争的时候，把西班牙描述为墨西哥人的外来侵略者，同时把本国的历史追溯到玛雅文明，视玛雅人为祖先。即便很多墨西哥人身上确实混有玛雅人的血统，但他们的历史、文化、语言主要是西班牙人塑造的，与玛雅人没多大关联。然而，若不把历史追溯到玛雅文明，墨西哥的所有历史都只能来源于西班牙的，要追求便欠缺历史根基。所以，追溯到玛雅文明的历史叙事，是不是历史真实并不重要，它所能带来的真实，也就是打造出共同体身份，才是最重要的。

　　再回到越南。它先是通过石器时代的历史，证明自己有自主的起源。然后，把西汉到宋初的“北属时期”表达为自主的越南被北方强邻但不断的一段历史。这1000年间， 在中国王朝、无力直接北圻地区的间歇期，就是越南的短暂成功阶段；没多久，中国王朝恢复稳定，重新了北圻地区，越南就进入继续的阶段。

　　北圻地区在唐末一度脱离了中国王朝的。等北宋一统中原之后，又试图重新征服越南，一生过两次战争。第二次是发生在宋神时期的熙宁战争（1075—1076年），宋军一南下，连捷。就在越南士气低沉快要崩溃的时候，其大将李常杰作了名为《南国山河》的诗：“南国山河南帝居，截然定分在。如何逆虏来，汝等行看取败虚。”据说越南上下受此诗鼓舞，士气大振，奋力反击，最终击败了大宋的军队。中国王朝从此基本放弃了直接北圻的想法，越南第一次获得了持久的。

　　《南国山河》因此被称作越南历史上第一个宣言，被翻译成越南现代语写入越南七年级的语文教科书中，后来还被配上音乐，由越南歌手演唱。《南国山河》构成了现代越南人意识的一个基本范型，也是“”从成为现实的第一个标志性意象。

　　之后的历史叙事就是越南君主带领人民不断北方强邻，保障得来不易的自主。特别有意思的是，展览中有一幅亚欧的地图，展示的是蒙古帝国崛起之后，蒙古骑兵征服了几乎整个欧亚。从图示来看，蒙古大军朝各个方向全都是锐不可当的箭头，代表蒙古大军所向披靡，但唯独在越南了牢固的一堵墙—蒙古铁骑在这里失败了。姑且不去管蒙古大军在各个方向的征战过程实际上是怎样的，仅就这两种区别化的图示而言，毫无疑问是很容易激起越南人民的民族自豪感的。

　　在元朝之后，越南又经历了明代初年一段短暂的北属时期—明成祖朱棣征服了北圻，将其纳入明朝的直接。二十几年之后，越南人再次赶走了明朝的军队，建立了后黎朝。后黎朝的开国君主发布了《平吴大诰》—因为明朝征服北圻之际仍定都南京，所以越南称其为“吴”。文中说道，大越“自赵丁李陈之肇造我国 , 与汉唐宋元而各帝一方”，意思是大越自视为与中国王朝平起平坐的“南帝”。

　　《平吴大诰》被称作越南的第二个宣言，在越南后世有“千古雄文”的称誉，后来也被翻译成现代越南文，以《我大越国》的题目被节选收录到越南的初中语文教科书中。这是“”的第二个标志性意象。

　　“中国”原本是指天下的中心，内在包含着文明的中心的意涵。在文化中，中原有着一种虽未明言却心照不宣的特殊地位—只有占据中原的才会被默认为文明的中心，也就是“中国”。但是清朝入关，曾经的“蛮夷”占据了中原，这让周边的儒教国家陷入一种观念困境。它们直觉上会认为，“蛮夷”无论如何不应该被承认是文明的中心，大清也就不应被称为“中国”，否则，它们就为比“蛮夷”还不如了。但大清毕竟占据着中原，按照那心照不宣的共识，这已经被视作“中国”的代名词，不承认也说不过去。

　　在这种左右为难的困境中，这几个外围儒教国家发展出一种策略。虽然中原的特殊地位是心照不宣的，但儒教经典中毕竟未曾明言，那干脆就不再认这个没有明言的心照不宣，只从抽象的文明角度来理解何谓“中国”。既然中原已经被“蛮夷”，那么占据中原的也不再自动拥有“中国”的身份，谁能保持文明，谁才是“中国”。日本由此发展出“华夷论”，主张中原的王朝已经变为“夷狄”，今后的日本才是“中国”。

　　越南也发展起类似的观念。博物馆中有一幅越南人在18世纪画的《外国图》。图的核心是“中国”，周边围绕着一系列前来朝贡的外藩，比如高丽国、日本国、大琉球国、小琉球国、爪哇国、暹罗国、浡泥国、吕宋国、哈密国等，以及穿胸国、女人国等《》中描写的国度。但它们投奔而来的“中国”，实际上是越南。因为越南人认为，在明清易代之后，越南才是文明的担当者，进而是天下的中心，是“中国”。

　　这样一种观念反映出越南北圻地区对于儒教秩序的深刻，这在河内的文庙中也有清晰的表达。文庙建于11世纪，是一座规模很大的中式建筑。我们走过若干进院之后，来到大成殿。殿正中供着孔子，两边配享着四大，也就是复圣颜子、圣曾子、述圣子思和亚圣孟子，格局与中国一模一样。从大门到殿内，到处都是中文对联，大殿正中的主联更是气象非凡—上联是“一元磅礴周流天地所生天地小”，下联是“万代褒封尊敬帝王而后帝王师”。对联的意思是，帝王只不过是的载体，他们也必须服从于文明的秩序，一介布衣，倘能养成磅礴之气，便可为天下范。在看来，这是一个体于简单、达于文明的根本表现。越南认可这种理想，并认为自己在努力实践这种理想。反过来，它认为大清是以力取胜，所以自己更有资格成为“中国”。

　　参观博物馆的展览时，我时时可以感受到，越南不断以中国作为他者来确认自身，表达着很强的主体性意识。在谁是“中国”无从质疑的时候，越南的主体性表现在对“”的强烈追求上；在谁是“中国”似乎可以争议的时候，这种主体性甚至表达为越南要自封为“中国”。

　　可以说，文化上的“中国”给了越南较强的主体性追求；而现实中有了中国这个强大的他者，又让越南的主体性追求只能表现为对“”的追求。现代越南所表达的“”，很大程度上是对其古代表达的重释而已。

　　古代越南的“”，是君主带领人民一起追求的，但在近代，君主成了法国殖民者的傀儡。越南的历史叙事就此转为，君主了人民，投靠了殖民者，越南人民开始面对君主者和殖民者这两座大山的。既然君主了人民，人民就要凭借自己的努力去追求“”，而且还要追求不受两座大山的“”，以及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生活的“幸福”。

　　如何成功两座大山呢？越南人民必须自主地组织起来。这就意味着要不断地去发动群众，尤其是底层群众。要发动群众就需要一系列新的，所提供的民族主义因此成了越南人重要的思想武器；还提供了另一种更高效的底层动员的意识形态，那就是主义。最终，正是主义把君主者、殖民者（包括后来接替法国人的美国人）都了，从而建立起“、、幸福”的国家。

　　由此，越南的历史叙事就可以无缝对接到它的主义这段历程。也因此，越南人有了他们的第三个宣言，就是越南领导人胡志明于1945年在河内发布的《宣言》。

　　从《南国山河》到《平吴大诰》，再到《宣言》，这三个“宣言”接续下来，越南就打造出一个自己不断强邻和殖民者、追求自主的千年历史，而“、、幸福”这三个观念，作为现代越南的意识，也在其历史叙事中（古代越南北方强邻，近代越南殖民帝国）不断被现实化、被直观化，在方方面面渗透到现代越南人的日常生活之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幸福”这三位一体的观念里，占第一位的是。一定是有一个对象的，也就是我相对于谁。这个对象肯定是身边的强者。越南作为一个中等规模国家，身边永远会有强者，也就永远会有能够清晰识别出来的他者。在这个意义上，越南从古到今的所有努力，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一种民族主义的努力，其他的观念都只是用来达成民族主义目标的手段。

　　手段是可以为了目标让步的。如果想要，更好地实现“、、幸福”的目标，手段是不会对构成实质性阻碍的，最多只会构成一些需要处理的技术性问题。所以，越南在中的弹性和度都相对较大，这也是它在最近几年能够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就的重要原因。

　　第一，越南通过历史叙事，打造出了一个有着较强自尊心和意识的民族。第二，现实的国际处境让越南的各种追求在根本上都是一种民族主义追求，任何意识形态都是帮助它实现民族主义追求的外衣，所以它在问题上、在观念层面有更大的灵活度、度。第三，强大的意识让越南在二战后陷入了长期的战争，但这个过程也锻造出东南亚首屈一指的强大军队，从而带来了东南亚国家中最强的国家能力。第四，强大的国家能力，再配合越南庞大的人口数量、年轻的人口结构、优秀的人口质量，以及文明较强的入世取向，都促使越南在机会来临时比其他东南亚国家更能够把握住机会。返回搜狐，查看更多梦见吃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