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上海社科院历史所研究员为《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一辑撰写的序言《那些寥落、湮没和远去的星辰》，4月3日刊于《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标题为《上海法租界史那些湮没的》）。此处发表的是先生的修订版，现题为编者所拟。另，《上海法租界史研究》第一辑由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印行。
翻阅本书便能发现，除了多数是专题论文外，还收录了一篇1983年著名翻译家章克生先生为罹患癌症而去世的倪静兰女士所写的悼文。倪静兰早年毕业于大文专业，1957至1983年间长期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从事研译工作，其最重要的学术是离世前不久出版的40多万字的译著《上海法租界史》（法国梅朋C. B. Maybon、傅立德J. Frédet原著，1929年巴黎法文版，1983年、2007年中文版），这使她在上海史领域名闻遐迩，居功至伟。正是受益于她的努力，国内史学界得以克服法文障碍，了解到了上海法租界的形成梗概和早期历史，“上海史”才有了相对的“完整性”。
然而，在署名“倪静兰译”的这部译著中，事实上还隐匿着另一个人的贡献。这还得从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前身——中国科学院上海历史研究所筹备委员会最早编纂的一部资料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9月第1版）谈起。翻开该书便可发现，其中的第780页至872页，收有“上海法租界史（选译二章）”，署名是“梅朋（C. B. Maybon）、弗莱台（J. Frédet）合著，范希衡译，倪静兰校”。字里行间，除了修辞上略有改动外，其内容大致等同于1983年上海出版社版《上海法租界史》的第55页至168页，亦即该书第一部分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换言之，通常被认为是倪静兰全译的1983年中文本，其中有约五分之一篇幅，实际上是来源于50年代末的“范希衡译，倪静兰校”，亦即两人的合作。
那么，为什么在1983年出全译本时，只署了倪静兰一个人的名字呢？而且，当《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在1959年6月第1版第2次印刷和1980年7月出第2版时，似乎是修订者特意将“范希衡译，倪静兰校”这几个字删掉了。
在那个时代，将真正的责任者或责任者之一湮没掉的做法，并不鲜见，其缘由也各有不同，几十年后的今天当然是没有必要再去深究了。但令人感兴趣的是，范希衡到底是谁？他的法文素养从何而来？他为什么会在倪静兰之前选译了《上海法租界史》？他是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翻译人员吗？
笔者带着这些疑问，开始搜诸互联网。所获可归纳如下：范希衡，名任，号希衡，1906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省桐城西乡。4、5岁时即能吟诗作对，10岁时习读五经，在乡里被誉为“神童”，名噪一时。16岁考入上海震旦大学预科学习法律。1925年因参加五卅运动被追捕，逃亡。同年秋，考入大文系，1927年毕业后任中法大学孔德学院法文。1929年秋，破例获庚子赔款资助赴比利时鲁文大学，专攻法国文学、比较文学、历史语法、比较语法，先后以优异成绩通过硕士和博士论文，获得双博士学位。1932年，回国任中法大学教授兼中法文化出版委员会编审。七七事变后他转到上海，参与组织上海市抗日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负责对法宣传。1941年任苏皖学院教授兼教务长，旋任重庆中央大学教授。1945年后他怀着知识救国的热忱短时从政，出任安徽省委员兼社会处长，主管黄泛区救灾、社会服务工作。1948年在上海震旦大学重执教鞭，其间与徐仲年合编《法汉字典》。1950年代初，到南京大学外文系教法国语言文学。1958年，他被打成“历史”，10年，身陷。1970年，被原籍强制劳动。1971年8月2日，病死在安徽省桐城县挂车河前进二队第一生产队一间破败的祠堂里。1979年，他的冤案得到。在人生的最后十几年，范希衡作为“囚徒”、“犯”，了巨大的耻辱，但却以超常的意志完成了《圣勃夫文学文选》、《波瓦洛文学理论文选》、卢梭的《录》、伏尔泰的《中国孤儿》等译著，写下了《论＜九歌＞的戏剧性》、《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中国影响》等论著，留下了凄惨中的美丽……
根据历史所一些老同人的回忆，当年在编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时，因所内力量不足，时间又紧，曾聘请了一些所外人员参与工作。笔者曾经推测，范希衡可能就是因此而介入的，从时间上算，差不多是在他被打成“历史”的前后。但实际上，根据南京大学历史系太平史研究室所编《江浙豫皖太平史料选编》（江苏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第383页所载“说明”，范希衡在1952年即完成了第一部分之第三、四、六章（全系梅朋所撰，本已成篇）的翻译。该《选编》的第384至468页，还根据范氏后人提供的译稿，以“上海租界与太平运动”之题，将《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并未收入的第三章一部分和第六章予以刊发，文前还有范希衡所写的“说明”。由此，笔者再作推测，1957至1958年间历史所在编纂《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时，很可能是通过某些渠道，将范希衡1952年的两章初译稿“接洽”过来，然后再付之倪静兰予以校订。而这之后，在60年代上半期，倪又完成了其余章节的翻译。
事实上，范希衡仍不是《上海法租界史》的第一个。最早的节译本，甚至早在1932年——法文本出版后的第3年——便已告成，只是未刊行，以抄本的形式保存在上海图书馆二楼的古籍阅览室里。笔者偶然间获悉此讯，便特地前往调阅。只见该抄本索书号是513044，小开本，共5册，计1014页，每页200字，钢笔正楷字，总计约20万字。首页上写着“上海法租界史”、“聂光坡节译”字样，末页则记“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完于沪滨”。由于采用的是文言，再加删去了导言和全部附录未译，所以和1983年的全译本相比，篇幅要少了一半。
那么，聂光坡是谁？他为什么会译此书？既然译竣又为何没有刊行？原稿又是如何被保存到上海图书馆的呢？
根据现有材料，尚无法回答上述的所有问题，笔者目前仅知：聂光坡，湖南衡山人，字尚线年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后加入美国籍，成为电力工程专家，担任过联合国和平利用原子能委员会高级顾问，1992年在美国因中风去世。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是晚清封疆大吏曾国藩的曾外孙、上海道台聂缉椝的孙子。从他毕业于上海震旦大学这一点看，他应当受过良好的法文教育。而翻译这本法租界史则是在毕业之前，所以很可能是他的习作。
说到这里，笔者还想提一下最近在上海市档案馆查阅到的一卷缩微档案，档案号是Q244—1—420，档案标题是“汪景侃译述之上海法租界史略”。笔者利用阅读机打开一看，首页有如下字样——“1931年译述原稿，侃注”。查诸全档，共151页，由毛笔行书而成，涂改较多，明显是草稿。笔者初以为是汪景侃译的另一个译本，但经与聂光坡的译本仔细比对，实系后者的后半部分。故由此推测，档案整理人员很可能是受了“侃注”两字的，以为该译稿是出自汪景侃之手。同样毕业于震旦大学，又担任过该校训育主任的汪景侃，或许只是的保管者而已。
聂光坡的译本虽然没有正式出版，但其抄本至少被两个学者借鉴过。其一是编著《上海近代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5至 1987年版）的刘惠吾，其二是上世纪30年代上海市通志馆的兼职编辑董枢。
董枢，福建闽侯人，时为上海法租界公董局法文翻译。他受上海市通志馆馆长柳亚子之邀，负责撰写《上海市通志》中的《法租界编》，短短数年，便告完成。先行刊于《上海市通志馆期刊》的便有“上海法租界的摇篮时期”、“上海法租界的长成时期”、“上海法租界的发展时期”、“上海法租界的多事时期”、“法公董局内各机关的沿革”、“法租界市政沿革”、“法租界公用事业沿革”等若干篇。他的资料来源除了上述《上海法租界史》的法文本和中文译本外，还主要依据了法租界公董局的公报、年报、档案，以及《申报》、《中法新汇报》（法文）等。虽然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董枢《法租界编》的学术价值，并未享有较高的评介，但他毕竟是第一个进行上海法租界史研究与资料整理的中国人。
不幸的是，抗战爆发后，董枢在渝沪两大阵营之间似乎徘徊不定，1941年4月3日上午12时零5分，他在麦赛尔蒂罗（今兴安）5号泰昌西服号门前，竟突遭两名刺客狙击，当场殒命，年仅45岁。其死因至今不明。
盘点一下，中国人与上海法租界史译介与研究的早期关系，除了聂光坡、董枢、范希衡、倪静兰以外，很难再举出其他什么人了。在他们之后，法租界史研究也长期处于停顿状态，成了“上海史热”中的一个大缺角。说到底，这是由于始终缺乏既有志于上海史研究，又熟谙法国语言文字的双面人才。
记得在1995年前后，本所前辈、已故的书老师也曾鼓励我要学好法语，将来好好开发法租界研究。之后，我确实想过要努力一番，但毕竟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终告不济。现在想来，真是惭愧得很！
随着，蒋杰、朱晓明、徐翀、侯庆斌、谭欣欣、刘喆等一些长期在法国留学攻博，并专注于上海法租界史的青年学者，或已学成归国，或即将买棹东返，再加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现代史”创新型学科团队、历史研究所现代史研究室的相向努力，我似乎看到了那寥落、湮没和远去的星辰背后，正酝酿着一个群相辉映的新。
梦见掉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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