梦见金色蟒蛇修水地处赣西北边陲，西邻湖南平江、湖北通城，北交湖北崇阳、通山，自古便有“吴头楚尾”之称。幕阜山横亘西北，黄龙山既是其中有数的高峰，也是湘、鄂、赣三省的天然分界线。九岭山蟠结东南，派生出五条支脉：靠西的一条，成为修水与铜鼓的分水岭；靠东的一条，则是修水与武宁的分界线；其馀，向修水中部绵亘，呈南北方向延伸，形成无数山间小塅。鸟瞰全境，北、西、南三面山脉蟠结，地面崎岖，峰峦重叠，仅中部有丘陵，沿河有狭缓的谷地。
不难看出，早在修水各姓客家人迁入之前，山川纵横、土地硗薄的自然已经开始了移民命运的孕育。
在修水，客家人普遍被称为“怀远人”，客家方言也被称为“怀远话”。“怀远”这一名称的由来，包含着一部修水客家人奋争与融合的历史，而义宁陈氏的一段段往事也同这个特殊的名称有着莫大的关联。
明末清初，宁州（今修水、铜鼓）连年兵燹。直至康熙初年，州城一带仍然战乱不息。加上水旱，死丧众多，背井离乡者不计其数，境内东南部安、崇、奉、武四乡人口骤减。仅康熙十四年（1675）一年，全州就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田土山塘被抛荒，一万馀石赋粮无人完纳。到了康熙十七年（1678），时局稍为平稳，宁州知州班衣锦招引外地垦荒。福建、广东、赣南等地的无产贫民闻讯后，挈妻负子，呼朋引伴，蜂拥而来。康熙二十年（1681），祖籍福建宁化石壁的谢元高、谢元健、谢元纲兄弟率先从侨居地江西长宁（今寻乌）迁入宁州下武乡。此后，迁宁人数由少至多，在康熙三十五年至四十五年（1696—1706）间达到。即使到了康熙五十五年（1716），自闽、粤两省迁入者仍有数万之众，其中尤以福建上杭、武平和广东平远、长乐（今五华）、兴宁、龙川等地农民居多。
客民流入宁州之初，负倚深山穷角，或搭建棚屋，或栖身岩穴，人称“棚民”“棚客”。棚民并非宁州独有，宁州棚民的种种辛酸也与各处移民毫无二致。清人熊为霖有一首题为《过桃树岭》的短诗，颇能反映当年宁州棚民生活的异常：
棚民除了广植苎麻，还种蓝制靛供应染坊之需。同时，番薯经由棚民从外省引进，既增加了宁州的粮食产量，更为山民提供了一种防御的重要食物。
无数客民勤奋垦殖荒地，几经耕作，地力日增，产量有所上升，在完纳赋税之馀，不少人家渐渐有了田产、房舍。沿河居住的客民则以造船为生，辛勤多年，生活也日渐有了起色，客民修造的船只一度数以千计，遍及修河上下，对促进当地水运起了一定作用。
康熙五十五年（1716）以后，闽、粤等地的移民活动渐入尾声，但就在十馀年后，宁州安乡护仙塬（又名“护仙坑”）又搬来一户客家移民。这户人家姓陈，迁自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来苏乡中都林坊，兄弟三人——公远、公元、公升，主事者是排行第二的陈公元（1711—1795，名腾远，字公元，号鲲池，后以字行）。
陈公元的父亲陈文光（1677—1733，字君里，号斗垣），是上杭来苏的一位塾师。陈文光“性敏好学，诸子百家书罔弗搜览”，“年未冠，处贫窭，耽读于家之‘淡然轩’，以古人事业自期许”，“作文常以古大家为法，虽雄深浑括不及前人，而规模尺寸不敢或失”，“所著《寡过录》《敦孝格言》《小窗语林》等篇，足以挽颓风而敦古道，有益于世教大矣”。尤为难得者，“德配刘孺人挑灯佐读，纺声、书声相唱和于五夜鸡鸣时”。文光“学博家艰，友教四方，馆居日多，而家居日少”，“一切井臼中馈抚育诸事，皆赖孺人经理佐助之力”。陈公元自幼“随馆”，每月一次回家探望母亲时，总能把从东家那里得来的礼物恭敬地献给母亲，次数一多，在乡里便有了“小颍考叔”的美名。做塾师的父亲安贫乐道，“家无担石之蓄，手不失卷”，“有气节，行方远俗，任人目为书呆诗痴而若为不知”，家中的生活自然清贫。
雍正十一年（1733），父亲去世，年轻的陈公元不得不面对维持生活的现实，他忍痛中止了读书考试的正途，决定效仿同村人的做法，往江西迁移。翻山越岭，历尽辛苦，陈家最终沿着修河来到宁州安乡护仙塬。
陈公元身后只留下为数寥寥的几篇墓志铭、传略，这一段即使是今天也仍然充满艰险的征途，当年这个一无所有的年轻人究竟是怎样完成的，后来的人们已经很难知晓了。这个异常顽强的年轻人可能一直到死都不会明白，他的这次历尽艰辛的迁移，将会为后代、为宁州留下些什么。
也许是一种历史的巧合，也许是一种客民的天性，也许是一种家族的遗传，在整个陈姓的发展史上，曾经发生过好几次对后代产生重大影响的迁徙。
义宁陈氏的源头可以远溯至有虞氏，有虞氏的三十三世孙满被周武王封在陈，此后就以封地“陈”为姓，满公遂为后世陈姓奉为受姓大始祖。东汉名士陈寔（谥号“文范”），正是满公的四十二世孙。“始，陈氏在汉居颍川，至文范先生而世益显，由是以颍川为族望。”
第一次重要的迁移，发生在满公的七十四世孙陈旺时代。陈旺的祖先是如何从中原迁移至南方的，此处暂且按下不表。比起先辈的长途跋涉，陈旺带领族人从江州庐山迁居德安县太平乡常乐里的短途搬迁也许不值一提，但恰恰是这一次算不上特殊的搬迁，在历史上留下了十分特别的意义。江州陈氏日后的渐渐兴起、昌盛，也为陈旺赢得了江州义门陈氏始迁祖的美名。
江州义门不断壮大，最终却因为过于“盛大”而不得不分家析产。北宋仁嘉祐七年（1062），江州义门陈氏奉旨分庄。陈旺的十世孙进士陈魁，“挈眷九十七人，自江州徙汀州，为入闽之始迁祖”。陈魁有五个儿子：陈崑、陈、陈嵩、陈岳、陈峰，兄弟五人一同生活在福建宁化石壁寨葛藤坳陈德村，“传十一世，乃复由闽播迁，散处粤东、江右、楚南诸郡县”。
陈峰的第十二世孙陈中兴生有十八个男孩，第十一郎字扶桑。陈扶桑（尊称其为“十一郎公”）再次发挥了先辈择善而居的秉性，从福建宁化迁往广东潮州，又由潮州迁至福建汀州府上杭县来苏中都林坊，后来他被尊为杭邑一世祖。
陈扶桑的第十六世孙有一个叫陈文光的，陈公元正是陈文光的第二个儿子。陈公元的这次迁移（从上杭到义宁），使他顺理成章地成为竹塅陈氏的始迁祖。
与历代祖先相比，陈公元绝对称不上幸运儿，但他在移民潮过后才来到宁州，这个万般无奈中做出的抉择倒是为他和他的子孙们省去了许多麻烦，而且带来了更大的机遇。
客家人迁来宁州后，一部分土著的排外情绪始终十分强烈，视之如异民。有的客民落户几十年，田地房舍齐全，粮赋如数缴纳，依然不准入籍、不准应试、不准当差，无法获得同等的社会地位。客民中饶有实力者不断上奏、，无奈地方官员迫于土著，往往敷衍了事，不敢公断。直到南京人刘世豪出任宁州知州，顽强，几经周折，问题才得以解决。
雍正元年（1723），宁州客民黄、刘、谢、张、余等五姓代表具文请求入籍。“知州刘世豪遵循已有的朝旨宣布：‘凡流寓二十年，置有田产庐墓者，准予入籍考试，依率课税。’”刘世豪计划设立“广福乡”安插客户，以满足客民的合理要求。不料，土著闻讯后群情鼎沸。适值州内有人聚众叛乱，上上下下忙于平叛，入籍之事因而搁置。
雍正二年（1724）初，朝廷准允户部尚书张廷玉所奏，浙、赣两省督抚“慎选廉能州县”安辑迁自闽、粤的“棚民”，“严加约束”之馀，“其有读书向学，膂力技勇，察明录用，庶生聚教训，初无歧视”。几乎与此同时，宁州的少数土著士绅、童生为客民入籍，一面，知州刘世豪为“福建上杭人”，异民纯属出于，旨在“版图”“养虎贻患”；一面向全州八乡发出通关告示，本地童生参加该年州考，用以州主。闰四月初四日，果然有二百馀名童生在学宫前聚众滋事。不顾拦截、冒死赶考的客家童生遭到土著的围追，以致数次更换考棚也未能顺利举行。刘世豪不畏，公断，严加惩处聚众滋事者，随后又于五月详情，继续。南昌府知府查明原委，亲自到州城晓谕童生参加考试，此时业已是六月中旬。土、客之间至关重要的这场较量，客民因为州主刘世豪的而获得胜利。
风波暂告平息，客民入籍问题依旧悬而未决。次年（1725）五月，宁州土著熊某刘世豪谋划另设都图“并非众议”，及至南昌府饬令熊某到堂力为剖白，的熊某却“潜匿不出”。少数土著的颟顸成性不但引起了当地正直绅民的反感，也强化了督抚加快了断客民入籍难题的决心，指斥顽劣乡绅“假公事以济贪私”“大干法纪”的批示迅速下达。刘世豪一鼓作气，旋即召集合州士绅会议，共同议定黄、刘、谢、张、余等姓客民另设一都，取名“怀远”，隐寓“招携”之义。境内的客民被编为四都八图八十甲，分别补入高、崇、奉、武、安、泰六乡，宁州八乡之中只有仁、西二乡没有安插。
雍正三年（1725）七月，“怀远都”正式设立。泰乡七都竹塅里，“属怀远都四都二图十甲”。童生的命运随后也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课习满五年者均准予参加科考，另设名额，卷面加注“怀远”字样以示区别。科举的大门终于向历尽的客家子弟敞开了，生性吃苦耐劳的客家人在此后的科场上一次次出类拔萃，一次次扬眉吐气。陈公元的曾孙陈宝箴、玄孙陈三立正是由“怀远籍”入学，以至逐级考获各种的。
尽管外在条件已大为改观，摆在陈公元面前的仍然是不容乐观的现实。权衡再三，他最终放弃了恋恋不舍的科场，了靠农耕立足、以耕读传家的道。十多年后，这个上无片瓦、下无寸土的外乡人终于凭着自己的勤奋和精明改变了命运。安乡护仙塬的陈宅虽说早已荡然，但从陈公元墓前的两篇碑文仍能窥见当年陈家的一片兴旺气象。其中一篇这样写道：“力勤耕稼，尽三农之苦，阅十馀稔，家道日侈，置田园，新栋宇，俨然有大家风。”另一篇则显得更加夸张一些：“经营相度，谋事而事就绪，无复去国怀乡之感。勤垣墉，立家室，不十数年，裒然充裕，清川修竹，遂与千户侯等”，“督耕外，课读维勤，食指以百计，内外肃穆，无间言”。耕读之馀，陈公元不再像父亲那样仅仅满足于书斋生活的其乐，他
“重信义，轻财贿，在交游以好信闻，师儒以好礼闻，戚党乡闾则缓急推解，以好义乐善闻”。公元自觉继承父亲“联族建祠，奉祀先祖”的遗志，直到晚年仍积极创立怀远陈姓祠，虽然时未能目睹工程的完成，但仍然“以其事属诸后人”。
也许是陈公元的业绩过于辉煌，以至于嘉庆十三年（1808）南昌府义宁州儒学学正黄文棨在为他撰写墓志铭时，除了对这位才识过人之士深表景仰外，还习惯性地将他的成功归结于中幸运之神的庇佑——“回忆自汀来宁，无尺寸凭藉，此数十年间遂能有此，此固才与识足以相胜，而又非才识所及，遂谓可操券而致者则甚哉！公之福命有以交济，所谓中若有厚于其躬者，不其然欤？”
陈公元将宁州“隐君子”何觐光——同为护仙塬移民——的第二个女儿迎娶为妻，何氏为他生育了六女四男。长子克绳（1760—1842，字显梓，号绍亭，又作韶亭），继承并光大了父亲的事业。
陈公元晚年最大的心愿，除了创立怀远陈姓祠之外，就是希望在开阔之地“建一堂屋，上以安先灵，下以聚儿孙”。护仙塬一带虽然风景秀丽，但毕竟位于崇山峻岭之间，“基址狭隘”“仅堪容膝”的旧居因此日益成为他的一块心病。八十三岁这一年，他地将修筑新宅之事托付给儿子。
陈克绳谨遵父言，择地于泰乡七都竹塅，自乾隆五十七年壬子十一月十三日（1792年12月26日）肇修新宅，“经营材料，雇倩工匠，每日以百计，少亦数十”，“越次年五月，工始告竣”。癸丑（1793）六月，喜气洋洋的陈公元被儿孙们迎进新居。欣喜之下，他亲自为新宅取名“凤竹堂”——“盖凤非梧桐不栖，非竹实不食，凤有仁德之征，竹有君子之节，后之子孙，必有仁居义由昌大乎门闾者。”后来的一段段历史，也屡屡了陈公元的良苦用心没有被儿孙们。
“凤竹堂”正是今日修水竹塅的“陈家大屋”，历经两百馀载风风雨雨，至今仍在为陈氏后人遮风避雨，仍在向默默着昔日的辉煌。
陈克绳的坟茔就在陈家大屋后的长埚里南坡，根据残损的碑文记载，墓地是克绳本人在道光元年（1821）选定的。凤竹堂的建成，不仅仅完成了陈公元的心愿，而且也在一定意义上成为陈家彻底摆脱贫贱的一个重要标志。
陈克绳对墓地的安排，可能既是出于对父亲的永远怀念，也是出于对山坡下那座他亲手修建的凤竹堂的无限眷恋。
仅从的两篇碑铭，已能管窥陈克绳的一生行迹。对于义宁陈氏而言，陈克绳的最大功绩至少有以下三点：一是发展了父亲的遗业，二是延续了耕读的传统，三是巩固了陈氏家族在地方上的地位。
尽管克绳聪颖过人，枕经葄史，学足三馀，但仍然屡试不利，直到嘉庆七年（1802）年过四十时，才循例入了太学。科场的连连受挫，使得克绳只能效仿父亲生前的做法，通过积极参与家族以及地方的公益事业，将怀远陈家的影响力进一步加以扩散和提高。怀远陈姓祠在陈公元去世不久就顺利建成，巍峨的祖庙一时雄冠义宁各姓之上。为了彻底改变数代陈姓子弟名落孙山的宿命，克绳又倡建“仙塬书屋”，“拨立租田为膏火应试卷资”，“士之贫者不无小补”。族侄陈书洛对克绳的首倡之功深表：“是举也，虽美成于众力，藉非先生之矢公矢慎，信服于人有素，乌能一倡百和，使同姓者亲如同父哉？”
在陈克绳留存下来的文字中，有一篇短短的碑序，此序是他在聚众集资安乡、泰乡三峡河后应邀撰写的。虽说这只是道光十九年（1839）冬一次规模很小的地方公益活动，陈家依然不落人后，在其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陈克绳之弟克调是五位“首事”之一；克调第四子规铢捐助五百文；克绳本人则是二十九位捐助者中捐款数额最大的一位——总数一万二千七百文中，陈克绳一人捐资两千六百文。
陈克绳同父亲一样，从小就有“孝子”的美名。父亲年过六旬时仍然领着儿孙在祖母床前游戏让老人开心，此情此景一直铭刻在克绳的心底。父亲八十馀岁时“病目翳”，克绳“日以舌舐，夜则焚香吁天，愿以身代”。也许是心诚则灵，父亲的眼疾居然很快痊愈了。类似的“奇迹”，在克绳的后人身上也曾发生。人们有理由相信：同无数普通家庭一样，这种“奇迹”的一再出现和着意渲染，必然强化了陈氏后代对孝悌之道的严格遵循。
克绳“自幼聪颖迈伦”，“稍长，肆力于诗古文辞，欲以驰骋”。虽“淹博精通，所养者裕”，然“艰于一衿”，“因援例入太学”，“应乡试不录，退而甘隐林泉”。“小斋无事，拈韵不辍，都人士以诗学与公相切劘，称公诗有盛唐风”，作有“《溪上吟》《仙源春晓》《小斋录》等篇”。“晚年尝泛舟江湖，与程太史赞采辈相唱和，故一时文人皆称为‘绍亭先生’云。”
克绳之弟克调（1766—1840），一名少东，字徽声，又字旭升，号五园，雅号竹筠。太学生，赠文林郎。在兄弟四人中，克调是“文士风雅气息比较浓的一个”。在父亲去世二十馀年后，克调缅怀亡父之遗训——“士君子须知礼之在人，如竹箭之有筠，当日孜孜求进于学，慎无甘自暴弃，而竹之不如也”——遂筑“竹筠居”于凤竹堂之东南隅，“居以自励”。竹筠居“藏史籍诗文”，“积书千卷”，克调“静览群书，缅维庭训”之馀，“漱石枕流，呼酒酌饮”，“骚人墨客”多有过访，“皆称山水奇观”。所著“多传记、简扎〔札〕、赠送诗”，“摹欧苏文，仿五七言古，皆佳妙”。克调曾自题《五园自写喜照》：“我从田间来，尔在书房坐。观者齐相见，说道尔像我。我学孝悌慈，升堂由也果。有义有信交，无谄无骄可。经史书，半生不敢惰。屡挫文场锋，困顿如许夥。尔与我周旋，动容中礼么。噫嘻尔我，我惟爱彼丈夫我丈夫，尔毋学尔为尔我为我。”乡人或赞其为“美士”，或戏称曰“书呆”。
克调之弟克藻（1771—1853），字西玉，号崑，例授登仕郎。克藻自幼与兄克调师事族叔陈光祖，“性聪敏，勤读书，贯通淹博，具远大志”，然“数奇，不获售”。历代陈家儿郎不乏久困场屋者，克藻在重复挫折的同时，无形中也获得了同样的“待遇”——在他人为其撰作的小传里被塑造成“有气节，不以得失计”的“隐君子”。克藻“乐韬晦于护仙之源，豹钱雾隐；结英奇于凤竹之屋，鸿谈座盈”。“一时士君子，往往略车笠之嫌，欢与把臂，晋接无俗客。”克藻又曾“南游闽楚，北走赵燕”，至则“览胜寻幽，题咏写怀”，所作皆“别有佳致”。与兄弟稍有不同，“才气闳博”的克藻精通堪舆之学，“登山论水”，“造葬选课”，“或称为‘黄石公’，或颂为‘青鸟子’”，故能独力返回福建上杭原籍，兴工修葺数代祖坟，并且将祖父文光公之遗骸迁葬于义宁竹塅。
克藻之弟克修（1776—1843），字兼万，号介田。“幼警敏，言笑不苟，有风”，“读书明，敬养以亲亲，笃爱以长长”，“比闾族党之间，谦尊有光，皆以称”。生性仁厚的克修，“慕善乐施”，“困窘者赒贷之，疾病者药石之”。嘉庆十九年甲戌（1814）、二十五年庚辰（1820），乡里两度歉收，克修与夫人张氏倾其所有，救饿殍、扶饥民，赒急难、恤贫乏，“远近咸称惠人”。恩义所及，“闾里间有宿忿积怨难排解者”，克修至，“发一二语”，双方“皆弭首蛰伏而去”。
父亲去世（1795年）后，克绳昆仲继续沿用古老的“义门家法”管理家政，督耕课读，毫不懈怠。大家庭上下协和，内外肃然，子孙“皆知绳趋矩步”。陈家成了当地修身齐家的典范。“义门陈氏”之外，自此开始有了“竹塅陈氏”的另一种称呼。
嘉庆十年乙丑（1805），鉴于“生齿日繁，度支日广”，“合而易入于奢，或者分而可从乎俭”，克绳、克调、克藻、克修四房“暂析烟爨”，“分家而未分产”；嘉庆十五年庚午（1810），母亲何太夫人辞世；二十三年戊寅（1818），四兄弟再次“合同商议”，“分产而定分租”。分家析产时，敦延族戚，由德高望重的族叔陈光祖主持，“将田山高低品搭，屋宇新旧均匀”，“祖，矢公而更矢慎，凭阄拈定，式好而戒毋尤”。“二、三两房因本命与凤竹堂之龙山砂水不合住坐，以致二、三两房自愿另建屋宇”，长房克绳留居竹塅凤竹堂，四房克修分得护仙塬崇福堂，长房、四房分别补偿二房、三房建屋款若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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