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这些资料的，我们重新审视1971年青州市（原益都县）傅家村出土的一批北齐画像石，可以获得一些新的认识。傅家画像石出土于一座墓葬中，墓志和其他石构件被，仅收集到9件厘米，原有配置关系已失去，所幸在发现时有目击者记得墓志有573年的纪年。近年青州市博物馆在整理库房时，又发现一件石板的残件，也属于这座墓葬。
我注意到，傅家画像石与虞弘墓出土的石棺画像有许多令人惊异的相似之处。如傅家画像石的边饰与虞弘石棺的边饰极为相近。虞弘石棺所见颈上系绶带的鸟，出现在傅家的5个画面中。这种鸟纹即塔吉克斯坦境内著名粟特城址片治肯特（Panjikent）的壁画中表示财富与吉祥的衔环鸟hvarnah。
傅家第二石刻一头戴折角巾、身穿褒衣的人坐在筌蹄上，左手持小杯，右脚横置于左膝上，正与一胡人对饮，后面有一人手捧珊瑚，应是胡人进献的异宝（图1）。而虞弘石棺西壁的一幅刻一带头光的神，右手持曲口碗坐于筌蹄上，前有一人“胡跪”进献供品，一人弹琵琶（图2）。这两幅画像的构图左右相反，但人物组合关系大同小异，特别是两图中的主角，坐姿竟完全相同，这种坐姿也见于片治肯特壁画中。十分明显，这两幅画像应是在同一粉本的基础上修改而成的。
但是，傅家第二石与虞弘石棺这幅画像的主题并不相同。后者坐在筌蹄上的人物深目高鼻有胡须，身著胡服，有头光，姜伯勤先生考为6世纪在波斯流行的佐尔文（Zurvan）神；而前者的主角广额丰颐，头巾与袍的形式与山东、、山西一些北齐墓壁画中的墓主像十分接近。这一形象显然不是粟特人，而是一鲜卑人或汉人，属于北齐阶层。傅家第二石中的胡人深目高鼻卷发，身穿联珠纹长袍，应是粟特人的形象。傅家的这一画面情节性较强，但是不能理解为墓主生前某一具体事件的真实再现，因为它的画面构图形式源于现成的画稿，而内容也是程式化的。
承姜伯勤先生指教，傅家第八石的主题应为万灵节（Hamaspath-maedaya）（图3）。万灵节是祆教从伊朗—雅利安人教中继承的节日，定在每年最后一天的夜晚。人们相信死者的灵魂在这时会回到生前的居所。人们为迎接亡灵举行庆典，奉献祭品和衣物。在新年的曙光即将到来之际，人们在房顶上点起火把。天色渐明时，灵魂又离开。《隋书·石国传》中的一段记载应是对万灵节宫廷活动的描述：“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第八石描绘郊外景象，远处的屋宇可能象征“置座于中”的房屋。大象背上的台座应是《石国传》中的床，只是省略了盛烧骨的金瓮。
傅家第九石所刻画疑为送葬场面（图4）。图中四马抬一木构房屋前行，房屋体量较小，应是一木棺。生活在西域的粟特人葬俗与汉人不同，流行盛骨瓮而不用棺椁。入华粟特人的风俗发生了很大变化，也使用中原流行的石棺和石棺床。但是在汉化的总趋势下，原来的习俗还会有所遗留，墓葬中出现一些奇特的现象。在傅家第九石中刻一犬，我曾推测与粟特故地野犬食尸的葬俗有关。后经乐仲迪（Judith Lerner）、荣新江等学者，认为应属粟特葬仪中的“犬视”（Sagdīd），进一步证明该画像表现的是送葬的场面。
乐仲迪谈到，根据《阿维斯塔》（Avestar）经中“温底达”（Vendidad，意即“祛邪典”）的记载，琐罗亚斯德教葬礼包括连续三个昼夜的与仪式，在此期间，作为核心礼仪，犬视共举行三次。据信以代表善良与的犬凝视死者，其目光可以祛除侵害死者尸体的以及死亡的不洁之灵（nasā）。第一次犬视在死者咽气后立即进行。第二次是在第三天尸体被洗净、礼仪之火点燃之后。第四天，死者的尸体被运往“寂静之塔”（dakhma）。衬以砖或石的寂静之塔可以尸体不接触地面或污染地面，在这里，尸体将逐渐。在送葬队伍到达寂静之塔时，犬视最后一次举行。乐仲迪认为傅家第九石所见，应是第三次犬视时的送葬场面。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场面中使用了中原房屋样式的葬具，故不一定能够真实反映琐罗亚斯德教葬礼原有的习俗，而有可能是一种混同了中原和粟特两种文化因素的葬礼形式。
此外傅家画像中的牛车和鞍马，则是中原北朝丧葬美术中最为习见的题材。类似的构图在Miho石棺床画像中也可以见到。其中过去被解释为与墓主生前经历有关的胡人牵骆驼画像，实际上也是这一时期墓葬中所流行的艺术题材。
傅家画像既继承了中原北魏以来的艺术传统，又借用了入华粟特人丧葬美术的许多成分，我们思考中原民族传统的丧葬美术对异质的粟特美术的吸收、与利用问题。这两种因素都具备一些既有的绘画格套。对于这些画像的来源进行分析，可以使我们对解释画像主题的方法有所反思，避免将作品形式的写实与内容于原型这两个不同的问题等同起来。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否定这套图像所具有的鲜明个性，相反，在许多看似雷同的图像程式中，都有与墓主特殊身份相关的损益，反映出死者文化趣味的独特与复杂。该墓墓主可以判断为汉人或鲜卑人，而虞弘、安伽均为中亚人的，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差别。一方面，在画像中的墓主形象身份高贵，粟特人身份低微，这种关系表现出墓主对其本土文化的优越感。另一方面，傅家画像石又大量借用了粟特美术的绘画样本，表现出对于异质文化的欣赏和认同。对于文化类同和文化利用的研究来说，这种矛盾的现象非常微妙，耐人寻味。
既然傅家画像石与萨宝墓葬的图像有许多相似之处，墓主应与萨宝等粟特人有密切的交往。文献中没有明确记载青州有无萨宝。653年龙润墓志对于解决这一问题十分重要。龙姓是西域焉耆国东迁中原以后所用的姓氏。龙润曾出任唐代并州（今太原一带）萨宝府长史，与粟特聚落有直接联系，而龙润的曾祖父龙康基在北齐时曾出任青州刺史，这就完全有可能将粟特文化的因素带到青州地区，因此出土于并州的虞弘石棺与傅家画像石出现一些相同的图像也就很可以理解了。
青州曾是南燕建都之地，此后相继属东晋、刘宋、北魏、东魏、北齐。青州曾有半个世纪的时间处在南朝前期文化的氛围中；北魏以后，也不断受到来自南朝的影响。因此，这一地区的考古学文化中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因素，即来自京畿地区的影响、来自南朝的影响，以及当地的文化传统。这些因素在佛教造像和墓葬资料中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傅家画像石所表现出的与粟特美术有关的新因素，可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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