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8日-19日，复旦大学上海市历史教育教学研究举办了“近代以降的历史教学与历史教科书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会上，香港浸会大学社会科学院历史系研究助理朱维理通过分析香港1960年代最具代表性的两部初中历史教科书，讲述了历史教科书对港人二战记忆的影响。
在朱维理看来，历史教科书其实是和社会共建过去、创造集体记忆和身份认同的“大众化记忆工具”。他介绍，香港基础教育将历史分为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两个科目。在香港上个世纪60年代，两个科目各有一部最具代表性的初中历史课本占据了当时七八成教科书市场。它们分别是由历史学家孙国栋编撰、钱穆校订的《中国历史》和由现代教育研究社编辑委员会编、现代教育研究社创办人之一黄福銮校订的《中学外国史》。 在这两本历史教科书之前，1950年代香港对二战的论述中有“重光纪念日”与“中国抗战胜利日”两种说法。
1946年起，港英把8月30日定为香港重光纪念日，以纪念英国于1945年同日正式重新管治香港，并列为假期。尽管当天不作庆祝以示尊重，各部门、银行、学校等均需休假。当时港英与香港本地还多番强调二战结束与香港重光的关系。与此同时，香港“”如《大公报》也引进“抗日战争胜利”作为二战纪念的论调。
1960年代以后，继续转载内地的消息，在香港进行宣传。朱维理说，在港英及本地社会的影响力之下，“抗日战争胜利”难以在香港纪念二战的话语中占据主流。国共内战期间，不少难民涌入香港，而南下对香港的军事令香港社会弥漫心态。另一方面，香港本地华人亦痛恨的贪腐和施政，对内战后来港的士兵更不欢迎。
换言之，当时香港本地普遍对国共两都不支持，他们转以接受和支持不涉及之分的“文化民族”。也是出于这个原因，港英允许体现“文化民族史观”的《中国历史》出版。在朱维理看来，这是基于港英切合香港民情与自身对塑造中立的需要。
而另一方面，纪念二战的“重光纪念日”却日渐成为香港的集体记忆。如1968年《华侨日报》在中指出，虽然“目前出生二十三岁以下的一辈”没有经历过抗战的岁月，但是“同属这一代，甚至我们的后代，永远不该忽视这一天的意义”。发展至1960年代末，“重光纪念日”具备了完整的纪念活动及地标，并被赋予香港繁荣发展重要基础的意义。到了1970 年代，《中学外国史》的二战殖民论述开始与香港本地论述结合。香港皇后像广场的和平，用以纪念“重光纪念日”。
朱维理分析，以往只以“重光纪念日”叙述二战结束对香港发展的影响，但在《中学外国史》出版以后，开始吸纳教科书对二战的诠释理论，继而发表。1972年，《香港工商日报》便指出二战前日本已锐意侵略亚洲，在侵占中国后又“再发动太平洋战争，侵略英、美、法、荷的属地……香港遂告沦陷”，因此嘱咐香港要“对于日本现和日本财经界的一举一动，要认真的”，以避免“又一次侵略悲剧”。
在朱维理看来，《中学外国史》的二战论述成为议论当下局势的历史背景，丰富了香港社会的二战论述，强化了社会间的凝聚力。“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开始出现互动，香港有关二战的社会话语由是建立起来。此正是皮耶·诺哈（Pierre Nora）‘历史化记忆现象’之言。”
《中国历史》与《中学外国史》分别以“七七事变”和入侵波兰作为中国抗战和二战爆发的原因。前者形容“八年艰苦壮烈的抗战中，凶顽的敌人”，在划分抗战发展阶段时，分为七七事变至武汉失守、武汉失守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及太平洋战争至战争结束三部分；而《中学外国史》则以入侵波兰及日本投降为二战的始末，论述重点为盟军与轴心国之间的军事冲突，中日冲突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火头”，而非二战爆发的关键。
在对战争终结的描写中，《中国历史》在《抗战胜利》一章中指出“三十四年（公元一九四五年）春，我军发动大规模”，令“日军已再衰三竭”。及后，日本在美国投放后大势已去，“乃于八月十四日宣布无条件投降。九月九日，我国接受日本投降，八年艰苦的抗战，终于得到最后的胜利”。
而《中学外国史》在叙述意大利及战败以后，指出“已降，惟日本军人仍继续顽抗”，直到美国于八月中旬在日本投放，“大势已去，日本十五日宣布投降，第二次大战完全结束”。
朱维理指出，两本教材都指出日本在被投放后投降，但《中国历史》将战争的结束定于日本向中国投降的日子，《中学外国史》则视日本向世界投降为二战的终结。
论及二战影响时，《中国历史》提出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升，而《中学外国史》则强调了二战对整体世界发展的影响。《中国历史》在追溯大战时指出“这轰轰烈烈的八年抗战，实在是我民族百年来存的一大关键”。由于中国英勇抗日，“中国百年来与所订的，至此全部废除”、“(中国)百年来的耻辱，至此乃完全湔雪”。而《中学外国史》则指出，在“经过战争的，炮火洗礼”的大量死伤之后，“人类劫后余生，对于世界和平，又成为共同的愿望”。
朱维理介绍，编辑了三册法国大集体记忆巨著的皮耶·诺哈认为历史书写与集体记忆是对立的──集体记忆“是人类面对现实生活的具体现象，是现实社会的呈现”，是浮动存在的；而历史书写则是国家或政用史事赞颂自己的“重建史事”项目，是单一存在的。
“历史书写会群体自发构成的记忆，所以二者的历史意识是二元的。”朱维理介绍，此前便有学者提出历史记载、研究以及教科书是建构集体记忆的媒介之一。由于以文字保存的史料只能记录“过去史实”的很小部分，它们都是经过筛选、组织以及“被创造”的过去，有关的诠释、演绎都是受社会现实所制约及调整的。由此推演，历史研究并非对过去事实的复原，而是在特定的社会情况下对过去史实的重组与重建。
“正如其他历史论述一样，历史教科书由于受到、实际教学以及社会需要的现实，只能选择符合以上三者的需要浓缩叙事。”朱维理因此认为，历史教科书 成为和社会共建过去、创造集体历史记忆的“大众化记忆工具”。
“如今香港的教科书已经有很多版，变化也很多。但是中国历史科方面就保留了很多以前的色彩，‘文化中国’的概念依然还在的。”朱维理告诉澎湃新闻，“这对于现今香港人的身份认同有很大影响。现在很多香港人都强调文化上的中国，就如中国的礼仪、节日。香港大学学生会的刊物《学苑》也提出这种观点，反映出这种‘文化中国’对现今香港的影响力。”文章马伊琾度假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