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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高饶事件是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厘清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线索，不仅能够丰富和匡正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可以拓展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重大事件提供新的解读径。当今互联网资讯范围甚广，体制外和非主流民间史学研究的影响愈益扩大的新形势下，党史研究应更加注重应用现代史学方法，引入现代学理论和研究分析框架，力求还原历史，切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挥中史的资政作用。
庞松，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
一、概况
1953年发生的高岗、饶漱石事件，亦称高饶事件，是中国成为执政党后第一次严重的党争。当时高岗位高权重，任中央局委员、中央人民副兼计划委员会。饶漱石任中央组织部部长。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关于高岗、饶漱石联盟的决议》，将高、饶定性为篡夺党和国家的领导的毫无原则的集团，高岗、饶漱石的，撤销他们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在中，高饶事件被列为十次线斗争之一。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彭德怀、等错案相继。1980年春，中央酝酿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高饶联盟问题被重新提出来研究讨论。在对起草《历史决议》的意见中说，揭露高饶的问题没有错。……高岗想把少奇同志推倒，采取搞交易、搞的办法，是很不正常的。所以反对高岗的斗争还是要肯定；高饶事件是党的性质，现在看来，处理得也是正确的。根据上述意见，《历史决议》仍维持了高饶事件的基本结论，概括为：一九五五年三月召开的党的全国代表会议，总结了反对野心家高岗、饶漱石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的重大斗争，增强了党的团结。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1991年5月，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出版，首次以专章叙述了高饶事件的始末。其基本脉络是：在从新主义向社会主义转变时期，主要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工商业、民族资产阶级、新富农、农业互助合作及工会作用等问题上，出现认识分歧。对的一些言论做法表示不满；对新税制问题提出严厉，并对主持政务院的领导工作做了调整。高岗认为这是对、的不信任，在1953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借中央财经工作中错误缺点之机，批薄射刘，向发难。同年秋，饶漱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配合行动，讨安（子文）伐刘，也进行反对的活动。全国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华东和中南进行活动，所谓军党论，将中国分为根据地和军队的党与白区的党两部分，并称党是军队创造的，以根据地和军队的党的代表自居，认为现在和国家领导机关掌握在所谓白区的党的人们手里，应该彻底改组。提出中央的领导班子分一线、二线后，高岗私自活动，拱倒，由他来担任总或副，还要改换政务院总理的人选。同年12月，主持中央局会议揭露了高岗问题。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高岗、饶漱石，通过《关于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后，中央分别召开关于高岗、饶漱石问题的座谈会，继续和对证他们活动的事实，对他们进行教育和。但高岗党的教育，身亡。
著《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
1991年8月，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的七十年》，以史书的形式叙述道正是在过渡时期总线提出的时候，发生了高岗、饶漱石进行活动的严重事件。书中未沿用联盟的提法，所列高岗进行活动的基本事实，与薄书所述一致。书中的基本评价是：反对高、饶的斗争，是按照党的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进行的，着重从思想上上吸取教训，从而使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受到教育，是中国在全国执政以后进行得比较成功、比较健康的一次党争。此后的史书，如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著的《传》、《传》、《传》、《传》等，分别使用相关档案资料叙述了事件的经过，基本形成对高饶事件的叙史框架。
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的七十年》
事实上，高饶事件的背景及其发生、发展过程，远比传统叙史更为复杂：一是事发突然，定性严重，变化太大、太快；二是关键问题牵涉最高层，真正知情者寥寥无几；三是对后来的党争影响深远，如彭德怀、等都联系到高岗活动，造成错案；四是中的，基本上还是高岗当年反对的那些材料。这给高饶事件蒙上层层，其本来面貌更加模糊不清。由于《历史决议》遵循的是对待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的原则，史书囿于为尊者讳，在一些重要关节点上语焉不详，留下许多历史疑团。多年来，社会上流行的一些作品，或因袭陈见旧说，或情节，主观臆断；散见于报刊的所谓记实文学，多采用戏说的手法，发挥想象，更为厘清高饶事件添加了混乱。
2000年以后，随着中国社会度的提高和当代史研究的史源扩展，有关高饶事件的许多新史料陆续浮出水面。特别是高岗事件中的一些历史当事人，出于对历史负责的责任感，相继写出他们的回忆史料。其中，原东北局第三副张明远的《我的回忆》，原东北局第二副张秀山的《我的八十五年--从西北到东北》等个人著述，均有涉及事件发生时他们与高岗、饶漱石及、谈话的内容，披露了重要的第一手史料，掀开被厚重的帷幕遮蔽的历史一角，使看到了事件原委的复杂性。许多史料首次公布于众，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关注。
曾参与高饶事件处理的历史当事人，在《党的文献》2001年第1、2期发表了关于高饶事件的谈话记录。谈话录虽仍沿用传统叙史方式，但提供了一些有关高岗、饶漱石所作所为、中央处理过程的历史细节，其中有关饶漱石案的后续发展情况，为首次披露。2001年《日记》出版，更以原始记录展现了1954年初杨受中央委托赴杭州听取意见，商讨召开七届四中全会的方针，如何应对会上可能发生冲与攻等问题的内情，为理清对高岗问题的态度和处理方式等关键环节，拓展了研究分析的思。
2008年，大风出版社出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一书，作者是原高岗秘书和组长赵家梁和张明远女儿张晓霁。赵家梁作为跟高岗最近的历史当事人，依据后幸存的高岗检查草稿和笔记材料，以十几年的持续研究，将散落的历史断片一一拼接起来，呈现了一种与传统叙史相当不同的分析论证框架。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钩沉史料，提供了一批珍贵的原始史料，披露了许多不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有助于再现这段复杂历史的本来面貌。这本书是迄今第一部较全面、真实地披露高饶事件发生的过程，评价其社会历史背景及对执政后生活重大影响的著作，并第一次明确提出高饶事件是一个冤案的观点，为此作了许多论证。
大风出版社出版《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岗在》
2011年，戴茂林、赵晓光合著出版了国内第一部《高岗传》，对高岗一生的功过做了实事求是的评述。该书通过访问原东北局多名历史当事人，根据陆续公布的档案、史料，汇集、吸收学界各方面的研究等，对高饶事件发生、发展的全过程作了较为翔实、客观的叙述和分析，对社会上流传的一些不负责任的传闻也作了若干，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
《高岗传》
多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高饶事件以及错综复杂的毛刘关系、毛高关系进行了大量学术研究，各种观点参差互见。其中，原国防大学教授林蕴晖持续研究不断出现的新史料，撰写了关于高饶事件的系列论文，重新梳理了这一事件的历史脉络，拂去覆盖其上的尘埃；中央党校教授王海光的研究论证也颇具影响，堪称学界及时跟进研究，推陈出新的作品。
二、有关高饶事件的新史料
高饶事件是执政后的第一次高层角逐，影响巨大而深远。厘清这一重大事件的来龙去脉和基本线索，不仅能够丰富和匡正人们的历史认识，而且可以拓展执政史的研究视野，给建国后的历次重大事件提供新的解读径。
按林蕴晖的梳理，高岗被定性为，历史上多指他反对的言行。但众所周知，高岗当年因反对而落马，但最终还是在中被。所以，重要的不是高岗在上与的意见不合或公开反对，而是高岗所进行的一系列非组织活动，了最重要的组织纪律。有关新史料大体为以下几个方面：
1、关于对的不满言论
据张秀山、张明远回忆，高岗从中央开会回来，或在东北局常委中间，或是几个人闲聊的时候，过一些中央内部的情况，特别是在一些问题上对不满意的言论。如毛讲过，七大以后把刘抬得太高了，几年来证明刘不够成熟，左右摇摆，掌握政策不稳，在不少政策问题上出了毛病。例如，刘在日本投降后提出和平新阶段；指导土改工作发生左倾错误；进城时关于资本家和剥削问题的一些不妥言论；对农村互助组织提高一步的等。由此，认为不是合格的人。高岗还说中央准备在八大调整机构，和他交换意见时，说、不能让人放心。还对高岗说，等人对他搞，许多事不向他请示和反映。1953年5月，毛两次、等不经过他就擅发，高岗看见毛大发脾气，深为。他曾向东北局的同志谈及此事，说从来没有见过毛生这么大的气。
1948年，中央东北局会议。左起：、高岗、、张闻天、吕正操。
高岗说，自从把各大区的调到中央工作以后，中央内部的情况已经有了改变，、、他们再不能像过去那样毛了。现在除了周总理是中立态度，林伯渠、董必武因年老体衰不大管事之外，中央其他许多同志都对等人不满意。高岗还说过，白区干部爱犯错误，有帮派。对干部有，对华北干部的使用，在情绪上有偏向。、、安子文、刘澜涛等有圈子，对干部有偏有私，支持他们，等等。
赵家梁在书中进一步披露，高岗到以后，几乎天天与见面，颇多交谈。高岗在时讲到对他说过许多私房话，如：进城以后，没有做什么工作，对帮助不大；少奇过去只搞过白区工作，没有建设根据地的经验；少奇没有搞过军队，军队不听他的，不能掌握全局；少奇要架空他，许多事情不让他知道，擅自以中央的名义发表讲话、发文件；少奇的思想仍停留在新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说他讨嫌迎送外宾和接递国书之类的事情，他不想当国家，只当党的，以便专心研究主义理论和国际主义运动问题。他想让少奇当国家，搞荣誉职务，说少奇喜欢那一套。
以上表明，高岗作为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如此随便地小道消息，扩散中央内部特别是毛刘之间的意见分歧，讲了不少出格的、不利于党的团结的话，确实违的组织纪律，犯有严重的错误，但其错误的性质是不是，是不是篡党的家、野心家，还须有更多的事实依据。
2、有薄无林名单的外泄扩散
被列为高岗的财经会议期间会外活动，是他 有薄无林的中央局委员名单。传统说法是，安子文从高岗口中得知要改组中央局，未经中央授权就草拟了两组名单，其中一组有薄无林，并送高岗看过。
赵家梁引述了高岗在时的另一种说法：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的机要秘书送来一份文件，要他亲自签收，并立等阅后收回。在一般情况下，，即使是很机密、很重要的文件，都是由中央机要局派专人传递，由秘收。唯有这一次例外，是由的机要秘书直接送给高岗本人，而且阅后马上收回。可见此文件之特别机密和重要。后来得知，这就是安子文拟的八大局委员和各部委分工名单。高岗惊奇地发现，在局委员名单中有而没有。这个名单，他以前从未见过。换句话说，高岗只看过有薄无林的名单，并未看过所谓有的另一组名单。安子文从未将任何名单送高看过。
有薄无林，在当时看来确实不正常，虽然安子文承认这个名单是他搞的，但高岗认定这是的，是刘要安排局、处、各部委的人事。以当时高与毛的关系，他本应马上将自己的看法向汇报，却和、等谈了。这是高岗的一大错误。更大的错误是，在中央的小会上严厉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那么大的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说，这件事到此为止，不许扩散。高岗却不听毛的招呼，在财经会议和到南方休假期间，利用与地方和军队领导干部接触的机会，扩散了名单，藉以。这是违反中央纪律的行为，并且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
1953年12月，、谭政从广州来京开会，问及有薄无林名单是怎么回事。毛很生气，在中央的小会上追问是谁泄露出去的，并说这件事一定要在中央的会上清楚。会议结束时，毛让高岗单独留下，问他：你看是谁泄露出去的？高岗依然不敢承认，了毛。这件事引起毛的怀疑和。赵家梁认为，有薄无林名单的扩散，是从借助高岗反对，变为联合除掉高岗的重要转折点。
与高岗
3、高岗领头去看望在西山休养的
因生病在西山休养，没有参加财经会议。一些大区负责人想去看望他，高岗便出面联络，带领几个大区和军队负责人，还有一些地方领导干部前往，总共去了二三十人。事后，参与探望的王鹤寿曾对人说：林总（）的水平确实很高，看问题深刻、尖锐，击中要害。现在这些白区党的人控制着中央的，有篡权的性和可能性，是毛身边的人物。当时讲:看来，现在中央的中，毛年纪大了，是不行了，只有高（高岗）是久经的……
财经会议结束后，分别各大区负责人，在同高岗、张明远的谈话中，毛讲到：谭震林对我说，中央有两个司令部，白区党的人掌握着党权（组织、人事部门）、（部门）和财权（财经部门）；另一个是以我为首的司令部，旁落，这很，应该把权夺回来。毛说：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已经了谭震林，不能说什么白区党、苏区党。只有一个中国，一个司令部，就是。这应该是高岗去西山看望后，又一次从口中听到有人讲苏区党、白区党问题。
上述两件事，按传统的分析，说明在对的看法上，与高岗是一致的；高岗在这个问题上的言论在高层是有共鸣的。实际上，这时高岗的南下活动尚未开始，和谭震林关于苏区党、白区党的议论在前，高岗南行这些议论在后。赵家梁引述的高岗的说明了这个问题：我苏区、白区的二元论；编党史的问题，说趁在，以根据地武装斗争为中心编写党史等等。这些都是别人讲的，我拣起来，好像自己很有水平。其实，这里有许多意见本来不是我自己的，而是我把别人的意见拣起来，作为自己的意见，加以，借此贬低白区工作的作用，贬低少奇。问题是、谭震林都讲了这些话，却唯独高岗受到整肃。
平津战役总前委指挥部合影，左起：黄克诚、谭政、、萧华、罗荣桓、刘亚楼、高岗、
4、高岗的南方之行
1953年财经会议后，高岗到南方休假的一系列活动，是高岗的重要之一。赵家梁书中谈到高岗在上海、杭州、广州等地逗留活动的经过。10月8日高岗到杭州，不久即去看望在此养病的。24日马洪等六人在刘庄向高岗汇报时，人来了，一进门就很兴奋地嚷嚷：高呀！这下可好了！组织会议可热闹啦！把盖子揭开啦！这是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安子文受，并牵涉到。高岗偶尔插几句话，主要是询问情况，没有发表多少意见。25日高岗抵达广州，住在广州军区招待所。高岗与陶铸很熟，交谈较多，其间自然谈到的问题。、谭政等都与高岗有所交谈，故有叶、谭来京开会向毛谈及局委员名单之事。
可见，高岗南方之行，将对他说的有关和中央体制问题的意见，不仅同私下交换过看法，而且在不少高级干部中过，议论过中央调整机构及人事变动的问题。在195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王鹤寿、陶铸、人、刘亚楼等在发言中，都讲到高岗与他们谈过毛对的意见。其中，陶铸说在广州陪同高岗期间有一次三个小时的谈话，是高岗较系统的一套纲领，并详细列举了谈话内容。
赵家梁说，在去广州的专列上，高岗与我和梅行多次聊天，内容广泛，讲得较多的是对的看法。高说七大时，实际上确定少奇是毛的人。但后来，毛对少奇感到失望，不满意。尤其是这几年，少奇没有帮什么，没有做什么工作，而且不少意见与不合拍，毛深感少奇不是个好帮手。中央也有不少同志有这个看法。少奇不那么稳，要不是毛掌舵，而由少奇掌舵，是的。在干部问题上，少奇有他的圈子，主要是把原来华北的那些干部安插在各个方面，乘八大之机，肯定要安排他的人。刘不从全局出发，不从党的利益出发，这是很的。高岗还对他们说：说，中国的马林科夫还未定，要当中国的什维尔尼克。赵家梁说，高岗讲对少奇不那么满意时，给我们的印象是，他是直接听毛讲的，有一种深为忧虑的心情。
林蕴晖总结道，高岗南方之行的一系列谈话，可以说是财经会议批薄射刘和组织工作会议讨安伐刘意图的总概括。它集中反映的是在即将召开的八大上，苏区党和白区党的要重新分配。而高岗因深得器重，将成为这次分配的主要决策人。
高岗与家人合影
5、关于高岗主张轮流说的考证
1953年12月，准备去南方休假，关于由谁代理主持中央工作，历来有多种说法。传统说法如《传》记载，在一次中央处会议上，依照前例，提议在他外出休假期间，由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谦逊地提出，还是由处的同志轮流负责为好。与会同志同意由主持，不轮流；高岗反对，说轮流吧，搞轮流好。高岗反对的面目又进一步。还有彭德怀的说法：在会上提出，他外出后谁人主持日常工作？三是的说法：毛要外出休假，拟请少奇同志临时代为主持中央工作，问大家有什么意见？后两种版本略有差别，但均为征徇意见的语境，并未明确指定由代理。
应该说，没有依照惯例指定由临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而以征询意见的方式提出，是有原因的，即上述毛与刘在新主义政策等诸方面出现认识分歧，以至刘不仅在上，甚至在组织上失去了毛的信任。但终究是七大以来的第二号人物，还必须观察一下其他领导人对刘的态度。按的说法，毛有意亲自测试一下。正是在这种背景下，立即表示由处同志轮流主持为好。一种观点认为，高岗显然了解毛的意图，故而说出：轮流吧，搞轮流好。的判断则相反，说：这一试，果然使他（高岗）露了底。
据林蕴晖考证，历史事实是中央先后作过两个决定。最初讨论问题的会议，按《年谱》的最新记载：1953年12月15日下午，（邓）出席主持召开的中央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外出期间中央处会议由、、、、、高岗、彭德怀参加，集体讨论解决问题。显然这次会议并非决定由代理主持，这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的本意。
另据赵家梁补充的细节，会前对高岗说，他要到南方休息一段时间，中央的工作是由少奇主持好，还是轮流主持好，你先找几个人酝酿一下。高岗立刻去找商量，思量毛是不是另有考虑，犹豫道：我看可以轮流？在会上，提出他不在时，是由代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还是由中央几个同志轮流主持，请大家考虑。首先：按照过去的惯例，不在的时候，都是少奇同志主持工作，这次当然还是少奇同志主持！说：不妥，不妥！我看还是轮流好些。高岗马上说：我赞成轮流，轮流好些。接下来，和赞成主持；、林伯渠、饶漱石等人表示轮流好。见一时难以统一意见，便说：此事今天不作结论，以后再议！
论者认为，在中央的会议上发表不同的意见，应属正常现象，何况球是由抛出来的。可见把高岗的轮流说作为意欲篡夺党和国家最高的，是不能成立的。后来有人也赞成轮流，是想黄袍加身，有野心，在高、饶问题上有帐等等，是经不住历史事实检验的。
问题在于12月15日会议以后，事情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于是，在12月24日的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提出：有两个司令部，揭开了高岗问题的盖子。为了表示对的信任，会议另作了一个决定：由于请假休息一个时期，在休息期内，由代理。据《年谱》记载：下午，出席主持召开中央局扩大会议。会议揭露高岗问题，一致同意的，决定起草增强党的团结的决议。会议决定，在去杭州休假并主持起草草案期间，由代理主持中央工作。这与高岗提议轮流，根本不是一个会议了。
6、高岗在中央高层的非组织活动被揭露
所谓根本性变化指什么呢？一是《年谱》所说，12月15日会后，高岗又分别找、，动员他们也赞成轮流。二是据赵家梁补充：大家从会议室出来，三三两两向停车场走，一边继续议论。高岗走在身边，说少奇上不稳，不宜主持中央工作，还是轮流好。说，少奇的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应该由少奇主持。当时高岗没有回东交民巷的家，而是径直去陈家，为什么说话不算数。两人争执起来，不欢而散。
第二天，形势骤变--12月16日，下午，（）在处谈话。12月17日，下午五点，（）同前往住所谈话。至晚八点，请前来一起谈话。12月18日，晚，（）同、、彭德怀前往住所谈话。12月19日，晚，（）同前往住所谈话。12月20日，先同彭德怀、、陈毅、贺龙、五人谈，继与谈，又同谈。21日，与谈，再与陈毅谈。22日，再次与彭德怀谈话。
这样频繁的谈话，都是围绕着如何解决高岗、饶漱石的问题。从时间表看，找谈话在先，之后才有邓与一道去谈话及后来的一系列谈话。事隔多年后，谈到此事说：同志1953年底提出中央分一线、二线之后，高岗活动得非常积极。他首先得到的支持，才敢于放手这么搞。那时东北是他自己，中南是，华东是饶漱石。对西南，他用拉拢的办法，正式和我谈判，说不成熟，要争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同志。我明确表示态度，说同志是好的，改变这样一种历史形成的地位不适当。高岗也找同志谈判，他说：搞几个副，你一个，我一个。这样一来，同志和我才觉得问题严重，立即向同志反映，引起他的注意。
赵家梁书中说，与高岗发生争吵后，感到高岗这样下去，实在太，于是先向报告了高岗的非组织活动；周向毛报告之后，去处作了。关于这件事，在1955年时说：同志提出他退居第二线的时候，这个时候，高岗匆匆忙忙来找我，他估计党的处对党的总或副的人选就会讨论，他估计少奇同志可能被任总或者副，因此高岗提出他要任副。为了找个陪客，他对我说：多搞几个副，你也搞一个，我也搞一个。这件事情是最本质地了高岗反对少奇同志的目的。我向中央了高岗的。
林蕴晖分析说，在、高岗私下进行活动时，下决心解决高岗的问题，显然是经过反复权衡的。在此之前，、谭政已向毛问及有薄无林的名单问题。当高层把高岗的这些活动一一摆到的面前，就使高岗在处于极大的被动地位，即了的组织纪律，属非组织活动，这在是犯了大忌。而从财经会议到组织工作会议，一直对自己的错误进行公开检讨，显得磊落，无懈可击。
正是在形势发生如此变化的情况下，于24日中央局扩大会议上，提出了增强党的团结的，不点名地对高岗进行了严厉。会后，为消除高岗非组织活动的影响，随即派代表中央到上海、杭州、广州、武汉高岗游说过的地方，同有关负责人打招呼，通报高岗反对、党的活动。特别嘱咐，到杭州向转告他的话：不要上高岗的当，如果不改变意见，我与他分离，等他改了再与他联合。这句话的核心是：我与他分离。故早年出版的《年谱》出于慎重，删掉了这个我字。
到杭州向原原本本转达了的话，并向他介绍了高岗利用四野旗帜，在全国财经会议上各大区负责人中财委的种种问题。说，反对少奇的不只是高岗一个，还有许多人，应该给楚。高岗在东北做了大量工作，这时我们应该为他分担一部分责任。他最后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岗。其实，还就提谁当中央副同交换了意见，认为除外不要再提别人了。向汇报时，讲了自己不想当中央副的意思。
1954年2月七届四中全会，中央处代表中央局作了《中央局向第七届第四次中央全会的报告》，报告揭露和了高岗、饶漱石的活动
高饶事件之后，在1955年4月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局委员，又在1958年八大二次会议上增选为中央副。显然，兑现了改了再与他联合的承诺。此事与的崛起密切相关。主动高岗活动的，也在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局委员。由此可见在中央人事安排上的精心布局。
7、交给高岗的绝密任务
历史当事人的回忆，提供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史料。如张秀山首次披露了交代高岗调查在奉天情况的事情：1953年初，高岗对我说，毛让看一下东北敌伪档案中有关1929年在奉天的情况，要我去组织落实。我当时问高岗这件事跟其他人说过没有，他说跟说过。我又问他，东北呢？他说没有。我说，这件事不能扩大，传开不好。说这事时，高岗的秘书在场。之后，我在东北局组织部布置工作时，将审查干部工作分成两个组，一个组查现实表现；一个组查阅敌伪档案，查阅的对象不做特别限定，避免给人留下是专门查看某个人的印象。这件事即使是后来任组织部长的郭峰，和具体承办这项工作的同志也不知道查阅敌伪档案的目的，查阅结果是按敌伪档案的原本情况的。
赵家梁引述高岗的检查说：在亲眼看到毛好几次对少奇发脾气的这个时候，毛让我亲自去查阅东北的敌伪档案，了解二十年代少奇在奉天（沈阳）后的表现。把这么绝密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那是对我的特别信任。我也由此意识到，对少奇的品质已产生了怀疑。显然，这已经不是一般的思想分歧问题，而是事关党和国家命运的大事了。这更使我坚定了要把少奇从毛人位子上拉下来的思想。我想，毛对我如此器重，什么话都跟我讲，什么事都叫我过问，我也应该为分忧才是，要帮助他解决的问题。我以为这是为党和国家、也为毛办一件大好事；以为这样做，完全符合毛和相当多的负责干部的意愿呢。
最能反映高岗孤注一掷反对的思想背景的，是他时说的这段话：现在有人说我反对少奇是想自己取而代之，是为了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我做梦也没想过，根本没有这个思想！我哪有那么自不量力！比我资格老、有能耐的人多着呢，怎么也轮不到我呀。这点自知之明我还是有的！我的想法很简单，既然毛已经不信任少奇了，我就应该帮助他除去这块心病。至于谁来接替少奇，我并没有想那么多，反正谁上去都行，就是少奇不行。
查看档案之事，当时并没有作为高岗的，可见这是的绝对机密。查阅结果由中央归档，立此存照，长期不为人所知。耐人寻味的是，十几年后在中被定为，就是因为他1929年在奉天过。戴茂林等所著《高岗传》提供了一个相关历史情节：初，中央专案组曾让饶漱石写的材料。当时刘任满洲省委，饶任共青团满洲省委。饶在材料中证明，刘是因为到沈阳奉天纱厂等候工人谈话被敌人把他当作小偷而的。因为敌人未得到刘的其他材料，故刘只在住了十天左右即被。刘被后即到我家将上述情况告诉了我。因反对而身陷的饶漱石，写了一份不能证明的材料，当然不能为中央专案组所用。流年倒转，后为的中央复查小组，却引用了饶的这份证词。历史留下了给人们长而思之的空间。
8、高岗、关系之谜
《高岗在》一书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高岗与的关系和交往。是高岗特别信赖的人，他曾说：我把当。交办的查阅档案一事，高岗迫不及待地告诉了。高岗说，看来，毛与刘的分歧已不是一般的问题，而是对少奇的品质产生了怀疑。说：这件事非同小可，你先不忙作结论，等调查清楚再说吧。在事情没弄清楚之前，你可不要随便到处乱讲！联系到查敌档的事，他们一致认为，过去在政策上不稳，不能在中央掌舵，现在上又受到的怀疑，作人的确不合适。
高岗在未遂之前，给写了一封绝密信，其中交代了当时的谈话内容。说：看来，考虑人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的大事，也是他心头的一件大事。但是，他自己不好出面，我们现在就应该着手帮他解决这个问题，除去他的这块心病。考虑到、都难当此任，高岗认为只有出来牵头最合适。说：我不行，你比我行。你的本钱比我大，你有陕甘宁，毛信任你，给你。你在军队和地方都有条件活动，能得到他们的支持，你出来挑头最好。你怕什么！见高岗不语，又说：你先干起来，先不忙告诉毛，等搞确实了再说不迟。到时候，大旗一倒，你不，我先！这些对话，有秘信被烧时让赵家梁等当场复述其内容的文字记录，虽然是高岗交代的一面之词，但鉴于这是高岗以最后遗言方式写给的秘信，造假的可能性甚微。
1953年，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的国家制度、是否增设副或总的问题，征求高层的意见。传统叙史的表述为：高岗对采取搞交易的办法，说搞几个副，你一个，我一个。可是高岗在时却另有说法。高岗把自己的看法告诉，说：设总的确不好。要设就多设几个副，你一个，我一个，都可以参加。高岗说：这个办法好。这样一来，他们就不能架空毛了。高岗说变成了说，这对传统叙史而言，显然是一个性情节。对于上述高岗检查中涉及的与的谈话，在高岗座谈会的总结发言中说，高岗这是血口喷人，临死还要拉上一个垫背的。孰是孰非，无以对证。
今天看来，既然中央就是否增设副问题征求意见，在当时毛、刘裂痕凸显的语境下，提出多设几个副，无非是担忧被架空。在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发言说：我把高岗和我讲的话向党说出来，高岗可能觉得我不够朋友。但我讲出来，是党的原则，不讲出来，是哥老会的原则。这里透露了高、陈之间确有许多私房话。这反映了当年高层生态的复杂性。
9、回避与高岗对质的考证
林蕴晖研究《日记》发现，1954年没有参加解决高、饶问题的七届四中全会，但在会前他断然了高岗提出到杭州与他会面的请求，同时、等事先招呼好与会人员对高岗不要冲（发动），不对任何同志展开具体，会期不要拉长，力求避免回京处理等。由此，人们不能不提出疑问--发生像高岗如此明目张胆地要拱倒中央核心中的第二三把手的事，此前是绝无仅有的。对这样的重大事件，作为第一把手为何极力采取回避姿态？如果与高岗发难之事毫无瓜葛，他完全可以回京主持会议，当面高岗党的言行。毛不这么做，显然是事出有因。
《日记》
林蕴晖还发现，毛在与谈话前曾对高岗一事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是否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曾发生错觉？这句颇为晦涩的话的意思是：曾与高岗谈论过某同志（即）的若干个别错误，这使高岗发生错觉（即以为毛不信任刘了），因而犯了错误。由此可见，曾与高岗谈到过的一些错误，而高岗的言论基本上是照着毛的话说的，所以毛要力求避免与高岗面对面时的尴尬。透露了一个细节：他把高岗想在会前去杭州见毛的要求代为转达后，按照毛的交代，托词正忙于修改草案，没有时间，把高岗回绝了。这便是电告我认为全会开会在即，高岗同志不宜来此的内情。
关于曾与高岗有对某同志若干个别错误的谈论，上述史料已列举很多。提到，高岗在全国财经会议期间曾对人说某个领导同志曾经说过，中国的大正统是井冈山，小正统是陕北，现在有一个圈圈，有一个圈圈，咱们搞个井冈山的大圈圈。众所周知，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创始人，高岗是陕北根据地的创始人之一。以毛的身份和说话的口气，有论者认为，这某个领导同志当指。虽然断言高岗是，是，但就当时的氛围来说，这并不是空穴来风。不排除出自井冈山的会讲这样的话，但书中为什么能够指明却不指明呢？留下一个疑问。
面对复杂形势，、等拟出七届四中全会的方案，让交定夺。如《日记》所录：1、（高岗）去杭（州）--不好处理；2、主（席）回，也不好处理；3、由主（席）指定处谈话，组织（措施），目前太重，也不好处理……对此，稳坐杭州遥控，指定刘、周与高谈话，（邓）小平可参加，陈（云）不参加为好。这后半句，暗含蹊跷。毛复电：高岗已表示要在会上作，让主持会议完报告后，接着已准备的；属于刘圈子里的、、林枫等重点应放在上。总之，全会的方针是应尽可能避免对任何同志展开。还在杭州与陈伯达商改刘的检讨。这已是继财经会议、组织工作会议后，第三次作检讨，并于1955年10月七届六中全会上，继续检讨。
三、高岗问题谜团：焦点与拓宽视野
高饶事件过去近60年，仍可称为中史上少数未曾解密的重大历史谜团，学界和社会上对事件性质、过程的追问和探讨从未停止过。随着上述历史当事人著作的公开出版和各方面史料的汇集，高饶事件不时成为人们关注和热议的话题，并且把它作为解读建国后分歧和斗争的一个轴心。许多观点直接指出，高饶问题实质上是毛刘问题，其斗争也是毛刘斗争；高饶事件了犹未了，余波一直持续到发动。弄清楚毛在高岗问题上的态度和作用，是解开这一历史谜团的焦点所在。
1、关于批薄射刘风波
说，在财经会议分组讨论中，高岗等人看到对新税制意见较多，就一些同志放炮，进行不适当的。而据张明远回忆：高岗曾对我们说，东北代表不要先发言，要谦虚谨慎，提意见时不要太尖锐。所以东北代表的发言比较和缓，我的发言主要是中财委对东北在抗美援朝中负担过重的问题重视不够，中央调拨的物资不能及时到位等。他认为高岗没有那么大的能力足以会议的进程。实际上，真正引导并涉及到的，是6月15日那篇关于过渡时期总线的讲话，并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来，从思想上组织上楚。这样一来，原来只在领导小组范围对进行，后来变成在大会上进行，其声势自然就大不一样了，一些人联系到在天津对资本家的讲话及关于东北富农问题的讲话等进行，这就是后来所说的批薄射刘。
许多分析认为，关于过渡时期总线的讲话，发出了资产阶级右倾思想的号召，他所列举并的右倾观点，虽未点名，但大家都明白，是在（当时刘一再检讨就是明证）。这个讲话传达后，会议很快便转入学习总线和资产阶级右倾思想，并以此指导会议的进程，不仅批薄，而且联系到刘。所以出现批薄射刘的局面，是顺理成章的事。高岗在财经会议上的讲话，就是在毛把薄放到桌面上斗争之后，让马洪等几个人起草的，根据毛的要求，从思想上、理论上。据赵家梁说，其中有的话确实不是单纯批薄，而是右倾。高岗将这个稿子拿给、看后，都是同意的。毛还在个人主义之前都加上资产阶级四个字，比原稿的提法更重了。高岗发言以后，去找他交换意见，认为上纲太高，难以接受。高岗把毛批改过的发言稿给薄看，薄。8月11日作总结时也说：同志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最突出的地方，我同意高岗等同志的意见，就是个人与党的关系摆错了……
历史上认为高岗的活动，是为了篡党，故意制造批薄射刘的歪风。其实，财经会议批薄如此，引起许多猜度，一时四起。据张明远的回忆材料，在会议期间召开的一次会上，说：有人说，这次会议有两个司令部，说另有后台。这种说法是错误的！我虽然没有参加会议，但对会议的情况完全清楚。如果说有后台的话，这个后台是谁呢？那就是我！没有两个司令部，只有一个司令部，我就是司令！显然，毛并不认为批薄射刘有什么不妥，也没有借批薄而批刘的决心。既然批薄射刘是毛的意思，谁不踊跃响应？有人甚至把比作布哈林或季诺维也夫。以高岗与历来思想观点相一致的情况，他跳得高是很正常的。若是他不跳，或跳得不高，反而是不可思议的、不正常的了。
2、关于讨安伐刘风波
接下来召开了全国组织工作会议，这时高岗已到南方休假，与饶漱石并无接触。原准备在组织工作会议上，检查组织工作中存在的资产阶级右倾思想，以保障过渡时期总线的贯彻执行，不料饶漱石一直纠缠安子文在工作中的错误，揪住安私拟局委员名单一事不放，并将名单给所有参加会议的人，引起哗然。东北局张秀山的发言又节外生枝，其中有关组织不纯问题的，被认为暗指等61人经中央同意自首出狱仍受重用，引起华北代表的强烈不满。讨论时，华东、西北、东北代表的意见一致，华北代表反对，双方争吵得厉害，使会议无法进行下去。只得会议暂停，先解决团结问题。会议由原先组织工作中的资产阶级右倾错误，转变为饶漱石不利于团结的言行。
张秀山在会上的发言，曾被指受高岗，助长了讨安伐刘风波。而据张秀山回忆，正是远在杭州的高岗让王鹤寿、郭峰向他传达，不同意他提的那几条意见，反而是支持他这样讲。会前，问他准备在会上讲些什么，他向毛当面汇报了对组织工作的几点意见。毛听后说：我支持你的意见，你可以去讲，但有些问题是属于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谈谈，少奇同志会作的。第二天未及找谈，刘说就先讲吧。发言后，对张秀山说：你会上讲的这些问题，有的不是安子文的问题，而是我的错误。这在以后适当的会议上，我要作。据当时的反映，各大区组织部长多数认为张秀山讲的意见是对的，是有根据的。可见要求各大区负责人认真中央组织部工作中的右倾错误，大家是心领神会的。而且在这次会议的总结中，也就富农问题、有关农业互助合作不妥当的谈话作了，安子文也作了检讨。可是高饶事件发生后，张秀山的这篇发言却成为有配合高饶进行的和。
张秀山回忆录《我的八十五年》
3、态度陡转与高岗的悲剧
有论者指出：虽然没有足够表明高岗的言行背后有的，但向高岗多次表达对的不满，是不争的事实。或许毛是要借高岗这门大炮在财经会议上敲打一下，并没有让高取代刘的想法；或者的确有让高岗来分割的考虑，并他可以有所行动，但由于高岗做得太、太过份、太，引发了高层的混乱，损害到党的团结和稳定，所以只能保刘而弃高。
有关史料表明，财经会议批薄容易，批刘难。这次较量相持了两个月，直到毛让周去搬兵，请回、到会讲话始得降温。结果是在总结大会上，对天津讲话、过早提出和平新阶段、土改过左等错误作了检讨而暂告一段落。接着，组织工作会议又发生轩然大波，不得不转而强调团结。虽然两次会议都敦促在会议总结时做了检讨，但都未能很好地达到团结全党贯彻执行过渡时期总线的预定目的。随着高岗的非组织活动被揭露，权衡利弊，决定保刘弃高，立时风云陡转--高岗作为被抛了出去，还被了子乌虚有的里通外国的。高岗实在想不通，又无法向毛面陈，愤而。但毛刘的恩怨并未就此了结。十几年以后，终于发动，一举了。
高岗当然有自铸大错的一面。据赵家梁研究分析：高岗沉浸在对他的器重，以及的明言与暗示之中，又被当时中央和地方一些犯主义的干部对的种种议论所，便认准了让挪挪位子，把从人的位子上拉下来，不仅是的意图，也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他心甘情愿担当重任，以为这是对尽忠尽力，除去其心病；以为这既是为了党和国家的利益，也是对他的知遇之恩。所以，他对财经会议草草收兵很不甘心，为实现毛在八大前解决问题的意图，继续在一些高级干部中对的不满，完全没有觉察到这时已经更弦易辙。他最大的失误是事先没有向请示报告就干起来，正好成为他背着搞的。特别是他自恃深受信任，把他们之间的私房话到处张扬，不仅泄露了毛的，打乱了毛的战略部署，而且让自己背上了打着毛旗号进行活动的。这就是高岗自铸大错的历史悲剧。
1949年8月，东北人民代表大会在沈阳召开，高岗在第一次委员会上当选为东北人民，图为高岗在东北检查工作
4、从中国执政史的角度拓宽研究视野
就历史唯物主义史观而论，仅从毛、刘意见不合或个力之争的角度，或纠结于的权谋看问题，显然不足以高饶事件背后折射的高层生态，以及当年复杂的社会历史背景。王海光的研究，从执政史的角度拓宽了重新审视这段历史的视野。
王海光指出，高饶事件发生的时段，是从战争向经济建设转轨的关键时期。在国家战略上，中国经过三年国民经济恢复，开始转到大规模经济建设。在线上，中国开始了从新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全面引进苏联计划经济体制；在国家体制上，从中央和大区两级分权的过渡性体制转到中央高度的一元化领导体制，执政党开始了新一轮的再分配。在这个历史转轨过程中，各种矛盾集中于执政党，此时出现的高饶事件，兼有冲突和利益冲突、之争和之争的双重性质。政争和权争相互胶着，互为，是解读高饶事件的关键所在。
第一，从上看，分歧的焦点是：是先搞一段时期的中国特色的新主义，还是现在就去实现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围绕是否新主义线，分歧迭出，在实际工作中发生了一些冲突。这个分歧虽以和为代表，同时也发生在高中级干部之间。其中，既有认识上的差异，也有政策上的抵牾，集中表现为前述对的不满和。反映在层面，是临时《共同纲领》与七届二中全会决议的冲突。、等《共同纲领》原则，不采取超越发展阶段的政策。则以七届二中全会决议为根据，、等人巩固新主义秩序的右倾。从当时的情况看，在长期战乱后，国家各项事业百废待兴，城乡社会需要休养生息，巩固新主义秩序是适应这一要求的。由于分歧，又导致了战略和策略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等。
第二，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从执政后的现实来看，最迫切的问题是缺乏搞建设所需的干部。首先国家管理前台的，是一些文化程度较高、现代经济知识较多的干部。这些干部大都出自白区系统。这种国家配置上的成分变化，不免让根据地和军队干部很有些失落。所以高岗此言一出，呼应者甚众。虽然这是从对的不满而起，同时也反映了其它山头对和华北山头占居中央中枢的不满情绪。高岗并不是一般地歧视白区干部，他反对的只是和北方局山头的干部。并且，当时对一派不满而站在高岗一边的，不仅有苏区党人，也有白区党人，不仅有东北山头的人，还有其他山头的人。高饶事件的主角之一饶漱石，本人就是白区干部，是一手提拔起来的。但他初到中央后，马上站到反对华北山头的立场上。可见这时的派系之争，只是在大区山头层面上进行的利益博弈，是新进中央工作的外来户和原在中央工作的本地户的冲突，与历史上苏区和白区的山头派系并没有直接的联系。
所谓白区党和苏区党问题的提出，表面是要突出领导中国的正统地位，实际上是要贬低系统的人马；表面看是贯彻过渡时期总线的之争，更深层次的问题是在新的分配中的利益博弈。当然，高岗强调根据地的主体和正统地位，也有自己的利益，因为只有在最高权威的名义下，才可以在新一轮的再分配中争取到更多的份额。
第三，地方削权和中央分权制衡问题。伊始，实行中央和大区两级中央的行政分权体制。随着国内形势的稳定，加强中央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这个中央过程，是在实现过渡时期总线、全面引进苏联计划体制中完成的。其要旨，一是结束诸侯分治局面，建立大一统中央体制；二是调整中央政制，建立以为轴心的中央分权制衡体制。在架构的调整中，含有真实的利益再分配。
1952年8月，和中央决定，将各大区等一批干部调到中央工作，以加强中央的领导力量。大区机构随后撤销。毛要借重各大区来的力量，改变刘、周主持中央工作的格局，并在组织上采取措施削弱和分割刘、周的，使大区干部中的领头羊高岗权倾一时，成为举足轻重的角色。到1953年6月，中央实际形成了管党务，管外交，高岗管经济的格局。这个三足鼎立的中央格局的形成，改变了过去内阁制的体制，初步实现了中央分权制衡的意图。进而，提出中央领导人分为一线和二线的设想。高饶事件正是在这新一轮结构变动的背景下发生的。
诚然，高饶事件的背后是毛刘之争。但对高岗的重用，并不意味着要用高岗取代的地位。中央分一线二线的设想，主要考虑把年富力强的人（高岗时年48岁）放到处理党政日常事务性工作的前台，毛则居于主持大政方针的后台。这样，既能摆脱日常事务的繁冗，又能防止旁落出现分散主义的，并非是更换人的走马换将。在这个格局中，刘、高各有其位，相互替代不了。这种体制性的分权，要比人事上的换马更具制度上的稳定性。由此可见，高岗本来是嵌入新体制中平衡刘、周的棋子，但这个棋子的鲁莽行动却几乎导致砸盘，以致不得不忍痛割爱，把他清除出局。
第四，从当时中央提出是否采取部长会议制或议会制、是否增设中央副或总的问题来看。如果实行总制，一直负责党务工作，自然是总非他莫属。这样，中央的架构还会是自延安时期形成的毛刘体制的延续，而实际上是想变动这个格局。高岗深知毛的心思，他反对设总，主张多设几个副。以高岗的资历及其所担任的职务，赞成多设几个副，自己也任一个副，未必就有僭越的野心，更别说篡夺党和国家最高了。高岗的目的很明确，多设副就是反对主持一线工作，是帮助实现的意图。
关于集体领导、分权制衡的人事安排，从高岗毛打算让搞议会，当部长会议，由他搞局的言论，可以看到一些端倪。这里边或许有高岗添枝加叶的私货，但无疑是来自毛与他个别酝酿的私下谈话，基本内容是不出来的。这实际上是对中央已经形成的刘党务、周外交、高经济的工作格局的又一重大调整。高岗如接替管党务，掌握的实际又将扩大；如改为负责常委会，将更加虚化；体制由政务院改为部长会议制，的也将被进一步分解。如果按高岗在毛向他征询意见时提出的让当部长会议，专管外交事务，这样，中央一线可能是一个由驾驭的三驾马车或是四驾马车的分权把口的体制。其核心要点，就是变更历史上形成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
从现实来看，以高岗在的根基和能力水平，平衡刘、周是可以的，但要取代刘、周，还差得很远。这时需要的是制衡刘、周，并非要扳倒刘、周。高岗私下的那个方案，应该体现了的真实意图。尽管毛刘关系已是嫌隙毕显，但说这个时候就要从上，现有的还不能提供足够的支持。
高岗显然把从体制上的考虑，仅仅看成是人事更替，因此倒刘心切，四处，犯了生活的大忌，被揪住了非组织活动的尾巴，黯然落马，身败名裂。关于中央一线二线的设想没有实现，已形成的刘、周、高三足鼎立的格局也不复存在了。1956年八出、、、为中央副，为总，不久又增选为中央副，正是多设几个副分权把口的体制。然而，后来对中央一线领导人不满，认为自己被架空，故中改变这个体制，成为唯一的中央副。
高饶事件造成了巨大的裂痕，影响至深至远。在整个时代，每次党争都会有来自这一事件的沉重的历史回音。在这条裂痕的尽头，就是发动，彻底了和他领导下的白区党人。
四、饶漱石问题的一些情况
从上述中央再分配的过程可以看到，高岗是权争的主角，在后台，饶漱石则是被卷入的。当年在处理高饶问题时，有人提出高饶联盟，拿什么做？说：这种事彼此心照不宣，还要条约，还要签字？--这些反映高饶被定性为联盟缺乏、处置不当的材料，近年来在网上广为流传。
据回忆，在饶漱石问题座谈会上，饶主要交代了四个问题上的错误：1、黄花塘事件--1943年借全党整风、审干之机，一些不明的干部、挤走陈毅，独揽；2、华东军员会问题--1949年底，他明知毛、要陈毅任之职，却手段骗取中央同意，取而代之；3、在京休养期间半夜打扰毛的问题；4、在工作和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期间所犯的错误--承认当时自己明斗安，实反刘，与高岗的活动作了配合。只有最后一条，饶漱石反复斟酌，地承认与高岗作了配合。对此，中央考虑从宽处理，只撤销饶的和部长职务，保留，并给出。
建国后，(左起)饶漱石、贺龙、、、陈毅、、王维舟游览颐和园
不料，在1955年3月全国党代表会议上，饶漱石问题骤然发生逆转。主要是因为：其一，饶漱石闹翻案，否认曾经高岗进行活动，表示要向，在会议代表中激起。其二，上海市长扬帆被在镇反时搞以特反特，重用、包庇，涉及饶漱石，无异于火上浇油。其三，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交代，1943年他曾被人用劫持的手段拉去见汪精卫，回来后一直未向组织告，更引发大爆炸。潘、扬问题直接同饶漱石问题纠缠在一起，当时认为：饶漱石的，可能不比高岗小一些。于是，饶漱石被认定为饶、潘、扬集团的首犯。会议通过决议，将对饶漱石的组织处理，改为同高岗一样永远。会后，饶被。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潘汉年、扬帆错案先后彻底，饶、潘、扬集团不复存在。1982年8月，原饶漱石秘书陈麒章给写信，提请中央就饶漱石涉入潘、扬案一事进行复查，尽快作出结论。之后，1986年出版的《著作选读》第436条注释作了如下表述：……由于潘汉年被错定为，饶漱石在主持反特工作中的一些活动被错定为活动，他因此而被认为犯有罪并被。这一小段经过中央有关部门认可的注释，被认为是从事实上给饶的问题平了反。近几年，景玉川等学者遍访知情者，认为当年的冤案是由最高作出判决并广为公告的，如今单凭一条不容易看到的注释代替，似是而非，不免令人困惑。更主要的是，饶漱石被列入高饶联盟、集团，这一重大始终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应予重新。
1952年在无锡，罗叔章（左一），宋庆龄（左三），饶漱石（左四），（左五），潘汉年（左六），张鼎丞（右五），胜（右四），陈丕显（右三），舒同（右二），张九九（张鼎丞之女，右一）
五、几点看法
高饶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历史教训。30多年来，围绕该事件的历史逐渐被一层一层地揭开。事实上，目前的传统叙史方法已不足以给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有待史家进行新的历史认知与解读。
首先，高岗在进行非组织活动，事实俱在，并无虚枉，的确犯有严重的错误，理应严肃处理。但是否就上升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中央在最初研究处理意见时，还是比较慎重的。曾考虑让高岗到延安当地委，以观后效。然而，高岗第一次未遂，被认为是党的教育，于党，问题的性质严重升级。高岗问题座谈会上的缺席审判，不乏、墙倒众人推的，以至了里通外国等。这实属以往党争中无情打击的做法，后来斗争萧克、、彭德怀、等，概莫能外。
过去修史，有一条宜粗不宜细原则，现在写史则要深入研究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高饶事件最令人难以释怀的是，高岗为实现改变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格局的意愿，竭尽全力反对，被定为篡党的活动。而高岗的这些言论，却几乎被原封不动地用来在中。这些经不起稍加推敲和追问的连环，在修史中一向讳莫如深，只字不提。为此，史家需要重新审视内中实情。一旦高、饶篡夺党和国家的最高的不能成立，集团的联盟问题查无实据，里通外国的嫌疑也得到，就会牵涉到高饶问题、尤其是饶漱石问题的历史结论是否还维持不变的问题。
其次，关于高饶事件中的态度和责任，在讨论《历史决议》时承认：高岗敢于那样出来活动，老人家也有责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对同志、总理有意见，而对高岗抬得比较高，组织经济内阁，也就是计划委员会，几个大区的头头都是委员，很大，把政务院管经济的都拿出去了。高岗又从毛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气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个大区的支持，因此晕头转向；高岗少奇同志的东西，不是完全错的，有对了的。这些说法是符合客观实际的。多年来所披露的大量史料，更清晰地反映了毛、高关系这方面的问题。
通过上述史料的重新梳理，我们大致可以看到这样一条不同于叙史的脉络：1953年上半年及之前，对高岗是很信任的，倚重有加。在上，他提出过渡时期总线，并在此问题上与进行较量--如高岗所透露：的思想仍停留在新主义阶段，没有搞社会主义的思想准备，要推着他、拉着他走，必要时要让他挪挪位子。在这场较量中，一方面借助于高岗，同时也密切观察着高岗的言行。到了夏秋，他开始对高岗有所怀疑，如扩散中央局委员名单又不承认；领头去看望时相互间有种种议论；到南方休假时与军队和地方一些负责人的谈论更为出格，引起一些干部的不安等。高岗的莽撞活动看上去比还。11月至12月中旬毛的怀疑加深，感到问题严重。到12月下旬，毛权衡利弊，下决心与联手除掉高岗。
其三，史书要《历史决议》的基本结论，但无妨在可能的范围内，对传统叙史作些必要的调整。如2011年中央党史研究室著《中国历史》第二卷指出：1953年全国财经会议的进程和结果表明，在党的线和政策发生转变，过去工作中的某些问题一时未的情况下，应该实事求是的原则，用全面的、历史的观点分析过去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准确把握错误的性质，防止而导致对党的团结的，给党和国家的工作造成损害。这里既是指向高岗，同时也指向的一些不妥做法。另外，书中阐明高饶问题的实质，主要是利用某些本属正常的不同意见或看法，中央领导人之间的关系，并故意将某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比较不重要的缺点或错误夸大为系统的、严重的缺点或错误，从而造成党的。该书着重指出其党的危害，而不刻意突出篡夺党和国家最高的定性。这反映了史书在总结高饶事件教训时的一番用心。
相对来说，学术界论者比较注重总结导致发生如此重大事件的原因和教训。譬如，一批再批的所谓分散主义的问题，以现代的观点，本是比较简单的责任权限划分和工作程序的问题。说到底，也无非是初创，各项事权不明确的问题。但却认为自己旁落，问题的性质就很严重了。另外，关于的冲突，教训在于如何建立的协商机制，用的方决不同意见的分歧。高饶事件的发生，正是因为没有健全的机制，不能以正常方式达成思想的统一。
最后，在当今互联网资讯范围甚广，体制外和非主流民间史学研究的影响愈益扩大的新形势下，党史研究应更加注重应用现代史学方法，引入现代学理论和研究分析框架，力求还原历史，切实总结历史经验教训，更好地发挥中史的资政作用。
注释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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