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燕祥，1933年生于，1950年代初发表诗集《歌唱城》和《到远方去》，引起广泛关注，但很快，由于诗和杂文中触及某些不的社会现象而受到，直到1978年，他被发表作品的达20年。后，他写了大量诗歌和杂文，各种社会弊病。
1949和1976，我有过两次狂欢
邵燕祥
人的平均寿命有上升的趋势，耄耋老人越来越多了。长寿者阅历丰富，可作历史的人。有时历史的，长期被人为地着，即使档案得以完整地保存，按国际惯例也要三五十年后才会解密；何况档案届时也未必公开，公开也未必完好，完好也未必完全可信。这样，当事人或在场者的证言就弥足珍贵。
我亦有幸年过花甲了，不过余生也晚，小时候父亲常说我是九一八以后生人，有嘲笑后来者没有发言权的意思。比起今犹健在的世纪老人来，我的确也只能就２０世纪下半个世纪说说自己的亲历。
当我还以一个乐观主义诗人的姿态出现的时候，就像鲁迅在《药》的结尾加上一个花环，我也总想在生活里添加一笔亮色，装点些欢容。而下面这两段诗，则是真实的写照，没有勉强的夸张：
１９４９和１９７６
有过两次狂欢节
我是幸福的，我两次
都在狂欢的队伍中
--《与历史》，１９８２
１９４９
１９４９年的狂欢，意谓我欢天喜地地迎接中国和中国人民解放军，迎接中华人民国的建立，表明我在之命运的决战中，在国共两党和蒋介石、之间，抛弃了前者，选择了后者。
我生于１９３３年，１９４５年８月抗日战争胜利时，我刚满十二周岁。对国内的党派之争毫无准备。我原先对所知有限。大约１９４３或１９４４年，在日本人出版的华文《大阪每日》周刊上，读到一篇《和蓝苹》，也只是当做一件遥远的人事，未影响我的；加上那是日本人办的刊物，姑妄看之，并不当真。倒是后来从敌伪的《华北新报》一篇通讯上，见它引用《延安颂》的两句：夕阳辉耀着山头的塔影，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使我这个当时开始有了点文学兴趣的少年印象深刻。这当然不是日本占领始料所及。
日本投降后，我所就读的汇文中学，西斋门厅每天中午饭后，总有一个报贩摊开满地的书刊，包括办的《群众》、民盟办的《》，还有其他应该定性为的和进步的报刊。最有趣的是在北平办的《解放三日刊》出版不久，机关？其报头题字，仿照其开张版式，发行一种《解放区》，有文有图，揭露解放区主要是土地中虐命的事件等等。但这时，的宣传在像我一样的左倾学生中已经没有市场了。
这是因为我已经把自己的信任票投给了，按照当时有些人的说法，我们喝了的迷魂汤。我不知道我的情况有多少代表性，我是迷于和的文采，而不是迷于其武功。我读的《沁园春·雪》，极其欣赏。这样的词，蒋介石写得了吗？我心目中的诗人打败了草头将军。我不能想象，如果当时流传的毛诗不是这一阕，而是分田分地真忙或等而下之的一类，我也会如此倾倒吗？蒋介石的名著是《中国之命运》，但我在１９４５年秋就从家兄手中读到陈伯达《评〈中国之命运〉》，那已经把蒋书驳得。其实我当时亦未通体读透，但年轻人好斗又好观战，观棋尚且难免有倾向，何况读论战文章。于是随着陈书的笔锋，体味到一种权威的快感，自然就站到从在野立场在朝言论这一边来了。
不久，我又从一位国文老师仇焕香处借到油印的《论联合》。这是在战后中国建立一个和平联合的纲领。我过去在填写各项表格时习惯说，由此接受了中国的纲领，虽不中，亦不远矣。
我那时还不能算是一个知识，充其量叫做知识青年吧，但我相信我接受或靠拢的前后，跟当时国统区许多成年的知识大体类似。依我看，在抗日战争前后投向延安的中青年知识，其中多数主要是由于对在对日抗战方面的表现不满，相信抗战，而对社会主义主义则只是朦胧的憧憬，还来不及做认真的理论探讨。抗战时如此，１９４５年后亦然。在下，经济凋敝，毕业即失业情况尤甚，于是在读书人里和在市民中一样，流行着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的民谣。至今我也认为这是民间自发的，地下组织或同情顶多参与，不会像闯王来了不纳粮那样是由李自成的队伍的。
至于我，当时向往在《论联合》中的许诺，对诸多细节是不暇细想的，也不具备认真思考的知识结构。但与当时执政的端给我们的那一个烂摊子相比，实现和平、然后成立的联合，按部就班地进行被日本侵略者打乱的国家建设，无疑就是辉煌的理想，如我们过去诗文里抽象地写的的境界。
促成我这一立场的，更主要是的和。１９４５年昆明的一二·一惨案四烈士都是年轻学生，１９４６年初重庆打人校场口事件，４月在中山公园陈瑾昆教授的案件，特别是入夏先后发生的暗杀李公朴、闻一多两血案，使我彻底厌弃。
在大城市，尤其在学校里，不像在农村面临土地、财产等等具体的经济利益；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这些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性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ｍｉｓｓ、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１９４７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明，在下的知识中，这些口号是得的。
我之投向，不能说没有一定的认识的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其实那时候对党史党纲都知之甚少，顶多是几本小而已。对解放区，不过是从几个朋友走访归来所说的。看过古元关于冬学夜校的版画，我竟以为广大解放区里的农民群众，全已经有了阅读鲁迅作品的能力；我在《窗花》一文里就把想象和愿望当做现实，加以性地描写了。
战后中国的国共之争发展为内战，跟国际冷战的发展是同步的。美国和苏联在二战中同属轴心国家，都算是我们的盟国。１９４５年秋美军第一次到北平来，我还在欢迎队伍里翘着大拇指喊过顶好但不久发生了美军女生的事件，就在我家邻近的东单广场。此后各地又发生一系列美军吉普车伤人之类的车祸。在一般情况下本来可作为个案处理的，但在特殊的背景和社会情绪下，就会上升为国家关系、民族关系的纠纷。我们才摆脱日本人八年的，刚刚扬眉吐气，民族感情是点，很容易加热。这一次针对美国的抗暴运动，后两年反对美国扶植日本军国主义的运动，我都参加了。唱《你这个坏东西》，中美商约，人民，反说是平等的然而至今我并没有看过这一纸中美商约。
对苏联就不同了。现在我们已经可以公开回忆苏军对日作战当中和战后，在东北损害我们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行为。而在１９４６年二三月间借张莘夫事件在全国大城市策动反苏大时，我曾给校内《周刊》写过一篇短论，为苏军，连思想左倾的编者也认为过分激烈并有所偏颇，不能获得广泛同情。回首当年，我简直不能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做，惟一的解释是我超前地实行了１９４９年提出的一面倒。
当时对苏联，如同对中国的解放区一样，我本一无所知。除了上海苏商时代社的出版物以外，只有少量的文艺作品。西蒙诺夫的诗、萧洛霍夫的小说，因其遥远，便赋有了浪漫主义色彩。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军民的英勇令人神往。我也不吝把对俄罗斯作家和诗人的好感记在苏联账上。茫茫的露西亚，是普希金、果戈里、屠格涅夫、涅克拉索夫和高尔基的故乡，又变成保尔·柯察金、丹娘和青年近卫军的故乡。这还不够吸引一个爱好文学又向往和献身的青年吗？
在当时我的朋友中，只有个别没有如我这样和进步的，能对涉及苏联的问题有所质疑。如吴小如１９４８年８月发表的一篇杂文，就对日丹诺夫之死发出事如春梦了无痕的揣测、暗示和微词，不能说他有多少事实的根据，但他毕竟还有自己的思考，这是我这样因而亲苏的人所不及的。所以一年多以后，我在斯大林７０诞辰时自发地真诚地写颂诗，这一点在他是做不到的。
和我类似的青年不少。在我的同辈中，由于出身、经历而有犹豫的；比我们年长，家室之累较重，头脑也更复杂一些的，会有更多的思想波动，我们当时是完全不理解，甚至视而不见，然而他们也都别无选择了。
于是我们全都卷入了从迎接北平解放，庆祝胜利渡江，直到１０月１日前后庆祝建国的狂欢：一个新时代新开始了，一个美好的社会依稀站在中国人民的面前。
１９７６
从１９４９年投身的第一次狂欢，到１９７６年参与的第二次狂欢，中间相距二十七年。国的时代，的时代。
我从一开始就采取对新积极和捍卫的立场。
我已当仁不让地以人民的代言人自居，这是后来接受工具论，即一切文字写作都要为党立言，为党的服务，做阶级工具的思想基础。也是我从小接受入世教育，以为国为民为第一义的影响的延续。
在１９４９年以后的中国，学习和是同义语，甚至学习和也成为同义语。不止一次地以活到老，学到老，到老与几代知识。五六十年代的学习，无不贯串着整风。４０年代在延安和各解放区的整风运动，连同它所包括的审干（对干部进行审查）和据说是被康生搞坏了的抢救失足者运动，在全国执政以后，就在全国范围党外的各项中扩大地重版发行了。
我们以１９４９年１０月１日为界，此前称为旧社会，此后便是新中国。建国初期，从大局稍定，到开始建设，与原先的战乱频仍、民生凋敝相比，反差很大，呈现一派新气象；正如人民解放军初入大城市时的纪律严明，与军队后期的表现形成鲜明对比，大大赢得。那时候所有的群众包括知识都被告知，这一次的国家易帜，不同于历史上任何一次改朝换代，而是人民彻底的翻身解放，是全新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人民当家做主的时代开始了，因此是一次天翻地覆的变动。人们要适应这个变动，就成为不可避免的事情。像我这样的以参加为己任的人，社会，世界是我们认定的，欣然接受在客观世界的同时，也要自己的主观世界的经典提法，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曾获斯大林文学金的女作家丁玲，曾经是我所钦佩的。她在谈时与一般从解放区来的干部立论并无二致，但她有自己的讲话风格，在谈文艺时则偶有见解的闪光。譬如她说，你观察生活的时候，不能光看到大家都看到的，重要的是看到人家没看到的；你看到敲锣打鼓高高兴兴的人，你是不是还看到有向隅而立，甚至暗中洒泪的人呢？这话在当时，就有点离经叛道了。
其实丁玲也未能真正摆脱处境即社会定位的局限。这是她与２０年前老友沈从文的距离之所在。１９４９年冬北平围城前不久，我到沈先生那里去，因提起解放区的小说和赵树理，他向我说起他与那种群的方式恐不适应。他说的群，似乎泛指的社会和群体运动，也特指的集体主义。时隔不久，我欢天喜地在正定天主堂的华大听大课，地汲取着马列主义思想的新观点，忽接吴小如信，说沈先生未遂，为之黯然。当时对像沈从文这样老一代知识的心情和境遇，以为理解了，其实远未理解。
１９８５年我在穆旦研讨会上说，像我这样的人，在５０年代中一度被当做党所培养的新一代诗人推荐出来的。我适时地放弃了小说、散文的习作，专意地写诗。诗歌可以直接地倾泻我对新时代的热情。我解放，人民，这是中国高举的两面旗帜；我更一泻无余地，。出于知识式的腼腆，我叫不出这样的官衔，但是我却由衷地喊出了：中华人民国，万，／写上，大字！（《歌唱城》）
我相信我写出了工农兵的思想感情，比起报上那些工农兵自己的创作，自觉并无愧色。我同样去歌唱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但因为缺少实际体验，渐觉空洞，诗真的成了口号。我毕竟还有一点起码的文学常识，那种因出了一本诗集（１９５１年）而生的初战告捷的感觉消失了。有一两年几近停笔。
我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以后，庆幸有一个机会到工厂矿山采访。摆脱了在办公室的沉闷的呆板的生活，不断有新的经验扑面而来，总是撩动着青春的。不同年龄的工人、技术人员们地为国家工业化建设奋斗的实践，确实深深打动着我。这也把我从创作危机中出来，我写劳动者，写工业建设，在题材上填补了空白，得到承认；至于我自己，以我们建设者为抒情主人公来抒写自己的真实感情，却得免于按照小资产阶级面貌偷换工农兵形象的。这些带着某种性的抒情诗，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同于图解概念、宣传政策的纯诗，留下了当时生活的一些光与影。
好景不长。不止是说我又被调回内勤，离开了使我兴奋的火热的生活；而且是因为，随着所谓过渡时期总线的颁行，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社会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步伐加快了。从思想文化领域迅即扩展到领域。１９５４年，先在党的上层了高饶联盟；１９５５年，在抓了潘汉年，在党外抓了胡风，都定了的性质；１９５６年，苏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又从外部加了把火；如果没有国内逐渐积累的各种矛盾，单是苏联东欧的事态，也还不一定思考并提出区别两类矛盾问题。
一场在当时空前的，上层建筑领域的，箭在弦上。这就是１９５７年的反运动。
是，甚至是治党，它的组织于党之上；当然最上是蒋介石，他利用派系和不同派系的矛盾，并控制全党和，再君临于全国人民之上。
中国是以工人运动、始，通过农动建立根据地，开展武装斗争，包围城市取得。执政以后，长期是以，以，一言以蔽之，是以群众性的。
我以为，１９５７年至１９５８年的反运动，是１９６６年至１９７６年所谓的一个前奏，一个序幕。长达２０年的时期，中间包括了经济上盲目冒进和浮夸的，导致非正常死亡数千万人的大饥馑，的所谓线斗争和下面的所谓交叉纠结的反右倾和四清运动，等等，至而达到巅峰。这次不但了文化的名义、而且名义的，彻底摧毁了人们心目中的美丽。我当时对运动的认识是很矛盾的，从根本上说受到体制内思维的局限。尽管我一直被认为是原罪在身的、非非劳动人民出身的知识，但因我有从少年起即同地下组织发生联系的因缘，随后长期以者自许，即使在被、视同异类的２１年里，也还是俗话说的没把自己当外人，总是不设防，毫无，频频把自己往枪口上送。运动来了，竟认为这是一个自己对党是否忠诚的关键时刻，反右和，我两次披肝沥胆地交出没有发表的作品以至提纲，真诚地希望在大家的分析下提高自己的认识，以利思想的，因为我痛感对自己的认识终究会有局限。我认为，作为者，心怀，事无不可对党言，受一时的委屈，总会有大白的一天；而为了的大局，个人作出某些，也是难免的。这大约是在关于的熏陶下形成的一套想法。在这个问题上也是存在心理矛盾的，一方面每当写检讨，的《论员的》就成了案头必备的参考，进入一个特定的话语系统而深感窒息；一方面又从而得以，安慰，完全属于阿Ｑ的心态。
中总要求写思想检查报告，那个由等起草、定稿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也是一大范本。那个决议提供了一个从思想上、上、组织上三个方面分析个人错误根源的模式。只是到中间，处处要求像刑事犯那样，这种书生气十足（？）的条分缕析的检讨便觉不够用了。
在以往过关时，我和我的同志、朋友、同事们，一般就以个人主义和主义，现在看来，的确有敷衍过关之嫌，因为谁都没有认真思考过这两个主义深层的内涵。我们停留在个人打算、个人得失、个人名利这些具体问题上，进一步深挖，则是没有解决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所谓集体者，集体也，最大的集体就是党，没有解决好个人和集体的关系，就是没有摆好个人和党的关系，没有做到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就是没有做到一切以党的利益为依归，没有百分之百地变成机器上的齿轮和螺丝钉，没有完全泯没了个人的意志、个人的思想。因为，人物的个人和党的融合使他们成为党的，其个人的都代表党；而普通人的个人和党融合一体，就是化为党的驯服工具了。
期间，对个人主义的、主义的一般性检讨，都不能再满足运动也就是主持者的要求。过去运动曾有的意识形态的面纱也已抛开，于是只剩下的争夺党政财文，而以和蒙昧的为后盾。这就使人不能不怀疑，问一个到底是怎么回事了。
，晚年信用、、康生等人，而这些第一线上的出场者陆续破产。他们身上承担了几乎是全民族所集中的怨恨。当树敌过多的作为一个名为的集团而宣告的时候，可以说是全民族的狂欢节就到来了。
作为个体生命，一生之中，有幸欣逢两次全民的狂欢，是别的时代别的国度的人未必有的际遇。然而，每一次的狂欢，总是对绝大的的补偿，是在大悲痛、大失落乃至大、大流血以后才有的。在这个意义上，狂欢不再，未始不是幸事。
然而我决心不给新世纪涂上玫瑰色。在中国这片多难的国土上，我们承载的负面遗产太多，也太沉重了。不会有什么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每一年如此，每个世纪也如此。中国在２０世纪末的劫后二十年，虽有某种程度的复苏和，但因不断的曲折，造成的滞后、无监督的恶性膨胀和现象从上到下的大面积弥散，国家的生活、经济生活和生活中，积聚了大量的矛盾，有些并且是十分尖锐、十分严峻的；加上长期积累的人口问题和问题已从隐忧逐渐成为显患。这些无时无处不在的矛盾，如果不能遵循的、的、的原则寻找缓解的途径，任其发展和，一旦触发，中国又将面对陷入高风险社会的前景。
在两个世纪交替之际，我呼吁人们提高危机意识，而不是期待狂欢。
（摘自《世纪学人》，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原文标题为《邵燕祥》）
推荐：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