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裁做完留在她身体里1988年，在太原西山与汾河之间的缓坡地带，晋阳古城西北约2.5公里处，金胜村西太原第一热电厂五期扩建厂区内,发现一座山西迄今规模最大的东周贵族墓葬。
这座编号为251的大墓，长方形竖穴土圹，东西长11米、南北宽9.2米，深14米。木椁墓室以积石积炭包围。墓室中部安放墓主的3层套棺。其南、西部有4个殉人单棺，应是墓主宠爱的奴婢和乐工。随葬器物共3421件。青铜器1402件，玉石器669件，金器11件，其他陶、木、骨、角、蚌、贝器1339件。其中以青铜器最为壮观：东周时期最大的镬鼎；成套的列鼎以及礼器组合；装饰华丽的鸟尊、匏壶和高柄方壶；铸造精美的猛虎扼鹰戈；罕见的虎形铜灶和铜帐篷顶；音色优美的编钟……其中诸多国宝级文化珍品，标志着商周青铜艺术最后的辉煌。大墓东北侧的大型车马坑中，保存有15辆木构战车车队，马44匹，气势宏伟。战车种类齐全，遗迹非常清晰，是研究东周车辆制度珍贵的实物资料。大墓的周围，还分布着10余座中等规模的东周贵族铜器墓和车马坑。
历史文献中没有大墓的任何记载。考古人员根据种种迹象，判定最初就是秘密埋葬的，而且秘密保守得很好。它居然逃过了千百年来盗墓贼的目光和灵敏嗅觉，实属运气太好。未经盗扰保存完好的东周大墓，有如凤毛麟角。因此，它是一个完整的考古学研究标本，学术价值之重要，不言而喻。
这座大墓的发现，轰动了太原，也引起省内以及全国考古和历史学界的关注。由于发掘初期未发现确切的，人们并不知道墓主为何许人，种种猜测和议论纷至沓来。直到发掘在《文物》1989年第9期公布时，尽管发掘者运用考古学研究方法，分别对墓主人的身份等级和大墓的年代，作出了比较准确的推定，但仍称为“251号春秋大墓”，体现了考古人“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的和审慎态度。
研究的重要突破出现在历时两年多的出土文物修复期间。清除掉覆盖在文物表面的淤泥和锈蚀层之后，在随葬兵器部分的两件铜戈上，终于发现了考古人梦寐以求的铭文。其中一件线刻“赵明之御戈”五字。陶正刚先生考释，赵明即赵孟，同音相转而通。铭文意思即“赵孟自己所用之戈”。
根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赵氏家族中，从卒于公元前599年左右的赵宣子，卒于公元前545年的赵文子，卒于公元前458年的赵简子，卒于公元前425年的赵襄子，到卒于公元前350年的赵成侯，此五人都曾被称为赵孟。墓主究竟是哪位赵孟？
根据大墓所出青铜器以及其他随葬品的考古类型学研究，其年代当在春秋中期到晚期，约当公元前五世纪中叶。如此则赵宣子、赵文子和赵成侯因时代太早或太晚被排除。又依据对他们各自曾经活动的地理区域的检析，亦仅有赵简子和赵襄子有可能埋葬在太原。再观察大墓丧葬规制，实际上已经达到或超越了诸侯国国君的标准。一则表明只有“礼崩乐坏”的春秋时代才可能如此；一则表明墓主人拥有强盛的军事实力和资源，否则难以想像敢于如此“僭越礼制”。再加上戈铭字体酷似以赵鞅为盟主的《侯马盟书》。因此，墓主人基本锁定为“名（为）晋卿，实专晋权，奉邑侔于诸侯”的晋国执政正卿赵简子赵鞅。
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如果上述铭文出现在那些“礼乐重器”如鼎、豆、壶、盘、罍、鉴之上，庶几可以一锤定音。而作为随葬兵器的铜戈，在此墓庞大的青铜器组合群中，不可否认地属于配角中的配角。并且，同出还有另外两件铭文戈——“先城之晢戟”戈和“黄城”戈。前者为攻灭晋国贵族“先氏”的战利品，后者产地在今鲁、豫间，也应是某次重大事件的纪念品。因此，“赵明之御戈”就不具备指向的惟一性，仅有参考佐证作用。
我们对大墓青铜器造型和纹饰以及铸造工艺的研究结果表明，器物与时代属于春秋晚期的侯马晋国铸铜作坊遗址出土陶范非常近似，有些纹饰甚至是完全相同。因而，几乎可以断定，此墓铜器必为侯马产品。而且相当多的器物是首次使用，亦即专门为葬礼铸造。而只有赵简子时代才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因为，赵襄子卒于公元前425年，“三家分晋”后的侯马的铸铜作坊已属魏国，而且也不再可能铸造出具有如此风格和特征的产品了。然而，所有这些都是推测。哪怕这种推测可能就是事实，但没有确凿的加以。
除此而外，到目前为止的一切其他，也并不能完全排除墓主人的另一选项——赵襄子赵无恤。换句话说，我们已经有了足够多的理由和，但还是不能宣布这就是赵简子墓，除非我们有机会幸运地找到并确认赵襄子墓。也许有人会抱怨或考古人过于谨慎和保守，但这也正是考古学受到重视和尊重的原因之一。基于上述种种因素考虑，1996年大墓考古报告由文物出版社出版时，被正式命名为《太原晋国赵卿墓》，尽管有一些学者认为用“晋卿赵氏墓”之名可能更合适，但没有人主张直接点明为赵简子墓。
春秋末年，晋国公室衰微，旁落，史称“六卿”。赵简子以正卿主政晋国，挟强大武装，纵横中原；匡合诸侯，争执牛耳；铸刑鼎，纳阳虎，风云当时。同时，赵简子为了在晋国政局中立于不败之地，以战略“保障”目的营建了晋阳城。
后人论说晋阳的创建者，一般总说是赵简子家臣董安于和尹铎。而实际上董安于和尹铎只是谋臣和“工程总监”，作为赵国奠基人的赵简子赵鞅，才是真正的“业主”和决策者，晋阳创建者的桂冠也应非他莫属。
春秋时期的晋中地区大部，是晋国公族大夫祁奚的封邑。此公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而著名于史。到祁奚之孙时，魏献子执政，灭祁氏和羊舌氏。“分祁氏之田为七县，……司马弥牟为邬（今介休境）大夫，贾辛为祁（今祁县境）大夫，司马乌为平陵（今文水境）大夫，魏戊为梗阳（今清徐境）大夫，知徐吾为涂水（今榆次境）大夫，韩固为马首（今平定境）大夫，孟丙为盂（今阳曲境）大夫，……”此晋顷公十二年即公元前514年事。七县大夫中无赵氏。而且南有梗阳（清徐），北有盂（阳曲），似乎当时晋阳并不存在。亦很难想像原来相连的祁氏邑中，会有一块赵氏的“飞地”存在。到晋定公十五年即公元前497年，晋阳作为赵简子的根据地突然见于文献，这18年之中发生了什么事，史书失载。可以确定的只有一点，赵简子拥有了这片后来将名扬天下的土地。
在晋国诸卿大夫激烈的兼并争斗中，赵简子深谋远虑，欲在远离中心新田（今侯马）的晋中，建立自己的根据地和战略支撑点。
公元前497年之前稍早，其家臣董安于修筑晋阳城竣工。这年秋，赵简子因“午事件”被攻伐，不得已退保晋阳，渡过。堡垒作用初见效果，更坚定了赵简子经营晋阳的。董安于之后尹铎治晋阳，请示赵简子，“以为茧丝乎？抑为保障乎？”意思是，您是要把晋阳城经营成一个财政税收的来源地呢？还是将它经营成一个安身立命的根据地呢？赵简子毫不犹豫回答：“（当然是）保障哉！”尹铎上任后，根据这一战略构想，苦心经营，一方面增固城防，储备粮草；另一方面减少税收，吸引人口，争取。使得晋阳成为一座政宽人和、易守难攻的坚固堡垒。后来赵简子他的儿子赵襄子说：“晋国有难，而无以尹铎为少，无以晋阳为远，必以为归。”
由此可见，晋阳在其诞生之初，赵简子即赋予这座城市军事战略重镇的属性。2000余年来，无数次的外患和内乱中，晋阳亦每每以此闻名于世，有功于国。我们不禁疑惑，是伟人的预言导致了城市的宿命？还是城市的命运成就了伟人的预见？
赵简子死后，晋国益弱，六卿剩四，智伯最强。赵襄子与智伯闹翻，退保晋阳，用张孟谈谋，灭智氏而与韩、魏“三家分晋”。不但成为划分春秋与战国的历史界线，也成为中国社会从奴隶制转向封建制的标志性事件。
史称“赵襄子以晋阳之城霸”。 赵襄子建立赵国，晋阳为初都29年间，太原地区得到了充分的开发，而且从此成为中原文明的组成部分，没有再倒退和反复过。因此，晋阳城的崛起，还引发了一个不太为及的重大历史后果：即为山西文化中心从晋南转移到晋中奠定了基础。晚至西汉，太原的中心地位已经确立，不可撼动，更不可逆转。
仔细品读晋阳古城史，我们不能不承认：是赵简子为这座名城注入了灵魂。而晋阳文化的发展和成型，与此密切相关。
在纪念太原建城2500年庆典前后，学界纷纷论述晋阳文化。我亦曾撰文指出晋阳历史文化的两大主线：一是身系天下安危的中原军事战略重镇属性派生出的韵味文化，前已概略述及。一是处于农耕和游牧文化交流、民族交汇的前沿和枢纽地位所产生的兼容并蓄的多元文化。晋阳文化的两条主线交织贯穿，为中华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
中华文化从初始，就具有兼容并蓄的特点，历代先贤发扬光大，形成了海纳百川般的气度胸襟，彪炳于人类文明史册。
早在西周初期，成王“剪桐封弟”，叔虞入主“诸戎环伺”的唐国。周公为叔虞以及后来的晋国制订了“启以夏政，疆以戎索”的大政方针。这八个字如果用现代术语表达，大约应该是：“对当地人民，要用先进的中原文化和制度加以引导；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照顾到他们的民族特性，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地使之归化”。其后的晋国从一个方圆百里的蕞尔小国，发展壮大成为中原霸主，“八字方针”作用莫大焉。
晋国自文公称霸，进入巅峰时期。其后一个半世纪里，晋南及周边地区全部为先进文化所覆盖，疆域扩展，冀鲁豫陕部分地区亦入版图。晋国进入衰落期间，山西中部刚刚开发，北部还是游牧民族天下。因此，赵简子建立晋阳城并使之，是在历史的棋盘上——两种文明交会的前沿——投下了关键的一子。也使得他自己和后来的赵国成为“八字方针”新的火炬手。
《史记·赵世家》：简子尽召诸子与语，无恤最贤。简子乃告诸子曰：“吾藏宝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赏。”诸子驰之常山上，求，无所得。无恤还，曰：“已得符矣。”简子曰：“奏之。”无恤曰：“从常山上临代，代可取也。”简子于是知无恤果贤，乃废太子伯鲁，而以无恤为太子。
《吕氏春秋·长攻》：赵简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太子敬诺。简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愿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谏曰：“登夏屋以望，是游也。服衰以游，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废。”群臣敬诺。襄子上于夏屋以望代俗。其乐甚美。于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归，虑所以取代。
《史记·赵世家》：襄子姊前为代王夫人。简子既葬，未除服，北登夏屋，请代王。……击杀代王及从官，遂兴兵平代地。……于是，赵北有代，南并知氏，强于韩、魏。
《史记》引《括地志》云：“夏屋山一名贾屋山，今名贾母山，在代州雁门县东北三十五里。夏屋与句注山相接，盖北方之险，亦天下之阻，所以分别内外也。”唐代州雁门县即今代县。夏屋山及其所在恒山山系，东周之时是为赵与代的界山，亦即所谓“内外”之分界。
通过这些史料，我们可以解读出如下信息：一、赵简子营建晋阳，除了前章所述战略构想之外，早已对塞外代国“不良”，只是因时机未到，亲戚相关，而“”。二、赵襄子对此早已心领神会，向北进取成为赵国的另一战略构想。三、上述事件的活动地点就在晋阳。只有以晋阳为出发点，所谓“北登夏屋”，所谓“北有代，南并知氏”才能成立。换言之，赵简子就病在晋阳，死在晋阳，葬在晋阳。此亦赵卿墓墓主为赵简子之重要佐证。
赵襄子实现赵简子的遗愿，灭掉戎人之代国。其意义一，赵国把重要的军事战略资源——战国时代大规模车战已成为主要的作战形式——战马的产地控制在手，加强了中原竞雄的实力和地位。二、赵国在扩展和巩固疆土的同时，逐步将农业文化推进至大同盆地，形成了影响其后2000余年中国北方历史的文明大格局。三、在这个大格局中，晋阳肩负起它的历史，成为中原农耕文明和北方游牧文化交会的前沿和枢纽，使山西成为各民族交流融合的大熔炉。
从秦汉的烽火明月到北朝的风云牧歌，中华文化吸收多少新鲜血液！万国来朝的盛唐气象其来有自，五代北族因之频主中原岂为偶然？晋阳城无愧于历史，也因此名扬天下。
一个历史伟人缔造了一座伟大的城市。他的两大战略构想竟然成为这座城市的历史命运和文化轨迹。我们又不禁感喟：究竟是历史的必然驱动伟人的思维与行动，还是伟人的思想和活动推动历史的发展？这可能是一个永远无解的方程。但有一点可以想像，雄才大略的赵简子，长眠于亲手缔造的都城之旁，并且奇迹般地重回，再睹繁华，心情一定会很不错。
就本文主旨而言，已经可以结束了。但有一位对太原文史并不陌生的朋友读过初稿后问我，你说赵简子是肇创晋阳，为何古书上都说古唐国和叔虞封唐在晋阳？老实讲，这些问题现在已经不是问题，回答起来也都不是很难。但引人深思的是，我们这些所谓专业研究者总是躲在象牙塔里故作高深，没有或者很少面对普者，用通俗的语言文字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实在是失职。
此外，也还有少数老资格“文史专家”，不太注意新的科研，不断重复已被证明是错误的东西。比方说聚讼千年的“叔虞封唐”悬案，二十世纪末“晋侯墓地”的考古发掘，已经画上了句号——不在太原而在翼城。但有人总是学鸵鸟样，抱住老调子不放，甚至地认为别人是在否定太原的悠久历史。他们究竟为什么会这样？实在令人费解。
详细论说晋侯墓地考古的结论，唐叔虞始封地在不在太原，不是这篇小文的目的，也非它所能容纳。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叔虞封唐”之所以成为问题，其实在某种意义上说，倒是与赵简子多少有点关系。
西汉以后，开始有了唐叔虞封太原的说法和记录，其后的文献注疏者，层层垒砌，愈往后愈加活灵活现。究其原因，就是上文说到的赵简子创建晋阳城，所引发的一个不太为及的重大历史后果：即为山西文化中心从晋南转移到晋中奠定了基础。秦汉以降，太原的中心地位已经不可撼动，更不可逆转。就是在这样的历史文化背景下，好事者——实际是当时的主流文化精英们——为在新的文化中心立一块祖牌位，而附会出“叔虞封唐太原说”，以及“顺理成章”的“古唐国太原说”。
记得有位史学大家说过，“西周不过霍山”。霍山以北也确实未曾发现过埋藏地下的西周文化遗存。但太原市晋源区牛家口却有一座“晋王墓”，即所谓“唐叔虞墓”。历代史志，包括出土的北齐墓铭，都言之凿凿，不容置疑。而1980年实施的考古发掘，是一座空墓，或者说一座假墓，仅在地表发现有汉代陵园围墙遗迹。因此，不能排除汉代人有意“制造”古迹的嫌疑。
中国封建社会，每逢所谓“”，与民间齐心协力“整理文化”，结果往往是“古迹”层出不穷，并著录于史乘。比如赵简子墓，张华《博物志》和《晋书·石季龙载记》说在城西，《明一统志》云在赵城，万历《太原府志》云在寿阳，你信哪个？乾隆年间全国各地树立起多少“古迹”，可信者有几？诸如此类，大约也是人之常情，不必苛责。因为时至今日，此风依然盛行不衰。君不闻一个“梁祝故事”故地几个省地县争持不下？君不见“水帘洞”和“高老庄”也有好几家在进行“古迹”建设？有念及此，反观汉代人为了省点事，免除长途跋涉到晋南给老祖的辛苦和麻烦，不亦情有可原吗？但有一点必须，古人写到书里、刻到石头上的话并不全都是真的。而去伪存真，还原历史本来面目，是我们的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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