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2017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日前在京揭晓，引起广泛关注。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素有“中国考古界的奥斯卡”之称。

　　据悉，入选项目的年代分布从旧石器时代至明代晚期，遗址类型涵盖了洞穴遗址、墓葬遗址、祭祀遗址等。它们有哪些历史、科学、艺术价值？在推进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过程中提供了什么样的新信息和新的研究？本报记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业内专家。

　　洞遗址是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勒泰地区吉木乃县托斯特乡阔依塔斯村东北的一处花岗岩洞穴遗址。

　　遗址洞穴堆积较厚，首次发现了本地区旧石器-铜石并用-青铜-早铁时代的连续地层剖面。早期铁器和青铜时代地层中发现的遗物包括陶器、铜器、铁器、石磨盘等，主要属于阿凡纳谢沃文化和卡拉苏克文化。旧石器文化层中出土的遗物包括石制品和动物骨骼化石，还发现了原位埋藏的3个灰堆，呈较规整边界清晰的圆形。灰烬堆积以及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动物化石遗存表明，遗址为当时古人类生活居住之所。

　　点评：洞遗址是新疆境内发现的第一个旧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完整保存着从旧石器时代到3500年前古人类生活、居住的遗存，不但是旧石器考古的重要收获，也是新疆北部史前考古文化序列构建的重大突破。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小麦，但确切的相关问题还需要今后进一步详细的考古发掘研究来印证。

　　焦家遗址位于济南市章丘区西北20公里处的泰沂山系北侧的山前平原地带。遗址主要时代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和汉代，总面积超过100万平方米。2016-2017年山东大学两次发掘该遗址，发现极为丰富的大汶口文化遗存，有夯土墙、壕沟、215座墓葬、116座房址等。空间上排列有序的房址材料，填补了鲁中北地区大汶口文化中晚期阶段居住形态研究的空白。在发现的974座灰坑中，绝大多数属于大汶口文化，此外还包括少量龙山文化、岳石文化和汉代灰坑。

　　点评：夯土城墙、壕沟、一大批高等级墓葬、大量玉器、白陶等的发现，着该遗址是鲁北古济水流域大汶口文化中晚期的一处中心都邑性聚落。长期系统的聚落考古和多学科综合研究，对探讨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内涵、聚落结构、更大范围的区域联系以及文明化进程等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杨官寨遗址位于陕西省西安市高陵区姬家街道杨官寨村四组东侧，地处泾、渭河交汇处西北约4公里的泾岸的一级阶地上。遗址总面积达100多万平方米，是关中地区仰韶中晚期一处特大型中心聚落遗址。

　　2015至2017年，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在遗址东北部开展针对性考古发掘时，发现一处大型公共墓地。经初步探明，该墓地总面积超过8.5万平方米，目前已发掘面积约3800平方米，现史前墓葬343座。

　　根据随葬陶器及碳十四测年数据，初步判断该批墓葬的年代为庙底沟文化时期，是国内首次确认的庙底沟文化大型墓地。

　　点评：这一发现填补了相关考古发现的空白，为杨官寨遗址聚落布局、庙底沟文化聚落形态、埋葬习俗、人种学、婚姻状况、人群血缘关系、社会组织状况等课题的研究积累了珍贵的实物材料，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姚河塬遗址位于回族自治区彭阳县新集乡，是南部泾水上游地区首次发现的一处大型西周遗址。遗址分为晚商、西周、东周三个时期，以西周为主。遗址分居址区、作坊区和墓葬区。居址区内发现有水网、网、壕沟、墙体、灰坑等。墓葬区位于遗址东北部，面积约5万平方米，共钻探出墓葬、马坑、车马坑、祭祀坑50余座。另外，遗址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计7块，其中有文字的2块，总计发现文字约50余字。此为目前所知甲骨文发现最西北的边地。

　　点评：这些重要的遗迹、遗物发现，进一步显示了姚河塬遗址等级和地位不一般，属于某一西周封国的都邑遗址。姚河塬遗址的发现弥补了文献的不足，证明西周王朝对西部疆域的管理采用的也是“分封诸侯，藩屏王室”模式。姚河塬遗址为了解西周国家的格局、周王朝与西北边陲地区的关系提供了珍贵的新资料。

　　2016年至2017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新郑郑韩故城进行了主动性考古发掘，面积约8000平方米。其中位于隔城墙一北一南分布的北城门遗址和郑国三号车马坑取得了一系列新。

　　郑韩故城北城门遗址是历史上对郑韩故城城门进行的第一次科学发掘。郑国三号车马坑是继郑公大墓之后的又一惊世发现。

　　坑内4辆拆车葬式的木车，加上之前的发掘，郑公大墓共有葬车48辆、马124匹以上，出土的车辆和马匹之多，在我国东周考古发现中实属罕见。特别是饰有青铜和骨器构件的彩席顶棚、舆长约2.2米的大型安车，为研究我国周代车马葬制、葬俗等提供了重要的学术依据。

　　点评：此次郑韩故城遗址的发现，不仅为研究不同时期故城的结构布局、墓葬制度、防御体系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而且也为科学制定郑韩故城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展示与利用方案奠定了基础。

　　栎阳城遗址位于今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自2013年以来，在精确测量和考古地理信息系统的支撑下，通过大范围勘探和小规模发掘的方法，复探了“一号古城”，并经勘探、发掘确定了“二号古城”和“三号古城”，在三号古城内发掘确定了多座大型建筑。

　　在三号古城试掘中出土了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动物纹、云纹瓦当等建筑材料，并出土了巨型筒瓦，这是迄今为止中国考古发现的最大筒瓦。据文献记载及出土遗物，三号古城上限不早于战国中期，与文献所载秦献公、孝公建都栎阳时间吻合，为战国秦都栎阳，是商鞅变法发生之地。从城址延续到西汉前期判断，其亦当为塞王司马欣之都，为汉初刘邦所都栎阳。

　　点评：从栎阳考古发现看，不仅三号古城发现的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炉等设施，空心砖踏步、巨型筒瓦、瓦当等遗物是迄今为止在秦考古发掘中的最早发现，且相当多的秦汉建筑制度均应始于栎阳城。

　　东汉王朝共有12座帝陵，其中11座帝陵均位于河南省洛阳市境内，分布于邙山和洛南两个陵区。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结合“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项目，对东汉帝陵及其陵园遗址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查勘探。通过10余年的考古工作，明确了东汉帝陵墓冢的基本特征。东汉帝陵封土平面为圆形，墓葬为长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为南向。东汉陵园遗址布局也逐渐明晰。东汉陵园采用内外陵园制度。内陵园以帝后合葬墓为中心，周边有周垣或道环绕。外陵园以大面积夯土建筑基址为主，集中分布在内陵园的东北侧。文献中记载“石殿”“寝殿”“园省”“园寺吏舍”等陵园诸要素与考古发现初步对应。

　　点评：对东汉帝陵的一系列调查与发掘工作，为今后研究东汉时期陵寝制度的内涵与演变以及进一步探讨各陵陵主归属等问题，都提供了重要的，为今后洛阳东汉帝陵的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撑。

　　大上清宫遗址位于江西省鹰潭市龙虎山上清镇东，2014年6月该遗址被发现，随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对其展开了近四年的考古发掘工作。

　　考古勘探，大上清宫占地面积达30万平方米，依山势而建。遗址范围内不但有密集的建筑，四周还砌有整齐的围墙。这些遗存基本反映出唐宋之后以大上清宫为中心的分布、影响范围等状况。

　　大上清宫遗址出土大量宋至清的瓦当、滴水、脊兽、石栏杆等建筑材料和货币、陶瓷器等生活用具，为探究大上清宫的历史沿革、建造艺术提供了具有重要价值的资料，同时也为研究发展史和考古提供了珍贵的一手实物资料。

　　点评：专家们认为，大上清宫遗址是我国迄今为止发掘的规模最大、等级最高、揭露地层关系最清晰、出土遗迹最丰富的具有皇家宫观特征的正一教祖庭遗址，是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于2014-2017年对该遗址进行了连续4年的勘探与发掘，累计发掘面积3498平方米，勘探188000平方米，共出土各类遗物超过5000件，其中2016年出土的玉册确证其为金代皇家修建的庙故址。

　　点评：宝马城遗址是近年来辽金考古的重要发现，也是边疆考古与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为研究宋金时期物质文化与金代官式建筑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该遗址的发掘，是中原以外首次发现的国家山祭遗存，对了解宋金时期岳镇海渎祠庙的格局以及探索金代礼仪制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对研究金王朝的边疆经略、探索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对充实悠久历史文化的内涵亦将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因遗址位于河道内，发掘必须在岷江的枯水期进行，故发掘自2017年1月开始，至4月结束，出水各类文物3万余件，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传说。发掘出水文物包括属于张献忠大西的金封册，“西王赏功”金币、银币和“大顺通宝”铜币，铭刻“大西”国号和年号的银锭等。此外还有属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银封册、金银印章以及戒指、耳环、发簪等各类金银首饰，铁刀、铁剑、铁矛和铁箭镞等兵器。

　　点评：本次考古发掘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的内水考古项目。发掘过程中运用了大量新方法和新技术。针对遗址处于岷江河道内的实际情况，通过围堰解决发掘平台，为今后滩涂考古、浅水埋藏遗址的发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经验借鉴。此外，本次发掘面向社会公开招募志愿者，参与发掘全过程，这在全国尚属首次，在与考古之间搭建了桥梁。（记者 赵晓霞）华晨宇的爸爸华福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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