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门较为成熟的学科，2018年中国近代史领域延续了以往细密、扎实的基本特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宏观指导作用受到格外关注；史、经济史、社会史等领域持续而均衡的发展已成为常态，除在具体问题研究上有所进展外，新视角、新方法也得到广泛使用，研究课题日益呈现多样化态势；对现实热点问题的回应，则更加彰显了史学的致用功能。
在研究内容上，经济史研究涉及近代钱庄业的复兴与改制、基层集市的演变、财政体系的近代转型、企业治理模式的探微、近代国家盐政建设、工人群体等诸多方面。在研究理上，既有微观的性研究，也有宏观性理论建构；既有个案分析，也有对多个个案比较、分析与综合的研究径；既有对常规史料的深度挖掘，也有对新史料的开发利用。
量化分析法的运用在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屡有创获，何石军、温方方《习俗与契约治理：清代山西土地典契定价的量化分析》（《大学学报》2018年4期）对大学图书馆收集的312份有效的典契和约进行量化分析，进而重新定义了典契性质；刘畅《近代上海与朝鲜的海上贸易（1883—1904）》（《史学集刊》2018年3期）对近代上海与朝鲜间贸易做了定量分析与定性研究，讨论了两者间贸易对双方的影响。
对选题意义的注重及历史经验的总结，已成为许多研究者自觉追求的目标。杜恂诚《二十世纪前期白银汇率的两次异常震荡及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历史研究》2018年3期）一文，围绕20世纪前期中国两次白银汇率异常震荡展开讨论，在两次危机中缺乏化解危机的经济手段，导致中国完全处于被动地位，给当时的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的负面影响。郑清坡《从基层集市演变透视农村发展径——以以来定县为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3期）以以来省定县（今定州市）农村集市的演变为例，认为农村自身发展才是解决中国农村问题的主要途径，而不必等到城市化完全实现。
社会史自20世纪80年代复兴以来，就因其对现实问题的关切而备受青睐，2018年社会史研究大抵承载了这一特质。《史学月刊》2018年6期开辟“慈善义演与近代社会”笔谈专栏，分别从慈善义演性质、慈善义演的参与主题与近代都市文化、商人与慈善义演、慈善义演的文献资料整理等方面进行阐述，推动了近代慈善史研究系统和深入。
近代史上的农业问题也颇受学界关注。翁有为《时期的农村与农民（1927—1937）——以赋税与灾荒为研究视角》（《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7期）以赋税和灾荒为研究视角，梳理分析了南京国民时期农村、农民极端贫困的历史事实，进而对全面抗战前存在所谓“黄金十年”的看法提出质疑；王先明、王雪《乡村治理的困境与探索——以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为中心》（《人文》2018年11期）则了时期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乡村治理模式的价值和意义。
近年来，阅读史、书籍史给人耳目一新之感。韦胤《阅读史：材料与方法》（《史学理论研究》2018年3期）在学理层面探讨了阅读史的内涵、材料与方法；李金铮《读者与、的联动：〈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近代史研究》2018年4期）对《晋察冀日报》的阅读史进行研究，强调读者与报刊的双向互动，了党报在塑造党的意志方面的重要功能；曹南屏《“考试不足得人才”：清末科举改制与出版市场的互动及其影响》（《近代史研究》2018年5期）从书籍史维度切入，考察清末出版市场与科举考试的互动及影响。总之，新视角、新理论、新方法的引入，使一些老课题重新焕发活力，拓宽了研究视野。
2018年，论文选题以微观为主，中观乃至宏观的命题相对稀缺，研究一如既往地占据较大比例。新视角、新方法的运用及跨学科理论的互融，已使许多论题很难归入某一固定学科。在专题研究取得不俗成绩的同时，研究者们也重视对宏观理论的探索，不断思考如何在与国际学界对话的过程中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建构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话语体系与理论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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