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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争议最大的莫过于鸦片战争中的历史人物。诸如鸦片战争前清内部是否存在严禁派与弛禁派？究竟是不是林则徐促使道光严禁鸦片贸易？琦善是不是贼？他有没有过林则徐？关天培之死与虎门战败是不是琦善的？尤其是在关于林则徐的评价问题上，研究者们更是莫衷一是。
作为近代早期的历史人物，林则徐身上具有明显的两面性。他一方面主张对外抵抗，反对侵略，但是另一方面正如蒋廷黻早在30年代就过的那样，林则徐“总不肯公开提倡”(17)。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一贯沿用的、遭厄的“忠奸模式”不能解释鸦片战争的必然失败，否则“正是让‘们’承担了本应由中国旧体制承担的责任”；“鸦片战争的真意义，就是用火与剑的形式，告诉中国人的：中国必须近代化，顺合世界之潮流”。(18)
近代中国的特殊情况在于，中国总是被侵略，因此从上看，中国总是站在的一边，而列强总的侵略者。晚清以来的官绅阶层和20世纪的一些知识，便往往以此为理由把肯定和检讨本国弱点或错误的言论视为大逆不道。出现这种思想的背景主要在于，评价者忘记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任务，除了反对侵略，争取国家主权的完整外，还有一个如何使中国尽快现代化的任务。而中国如欲现代化，就要学习外来的先进文化，就要反对本国的主义意识形态和旧的、经济体制。因此，近代中国的有识之士正是从这个立场上，总是先走一步地看到这一点，总是在反对侵略的同时，也充分肯定的先进文化和制度，对本国的文化传统不遗余力地进行。历史已经证明，他们的与渴望总是正确的，但又总是不合时宜的，因而在其生前和死后的一段时间里，总是要受到人们这样那样的非议。正是从这种观点来观察，这些人在近代中国历史上被诬为“”、“买办”、“贼”等等，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近代国人太容易陷入狭隘民族主义的误区。
与这些传统的正面历史人物相呼应，过去被视为的一些近代中国历史人物开始重新走红。80年代中期，冯友兰在重新思考近代中国哲学的历史时，最先提出对曾国藩及太平进行重新研究，至长篇小说《曾国藩》的出版，人们对曾国藩及太平的认识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来太平的成了人们膜拜的，原来被的农民，则成了、的。
与鸦片战争、太平的研究相比，90年代关于戊戌维新运动的研究，比较倾向于稳健的改良，而维新派某些过于激进的主张，试图从各个角度论证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人全面追求现代化的最初尝试，是中国近代化的先导，加速了中国经济近代化的进程，成为中国文化教育近代化的真正开端，并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军事的近代化。甚至可以说戊戌维新是一场体制的，是中国从传统中华秩序向近代国家体制转变的最初尝试。(19)
鉴于对戊戌维新运动总体评价的变动，学术界在对戊戌历史人物的研究与评价方面也有不少新意，研究面也较往日有很大的拓宽。除了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人的研究进一步丰富和深入外，对光绪、慈禧太后、其他维新派人士、帝党、后党、洋务派、派如翁同？、张荫桓、张之洞、黄遵宪、张元济、刘光第、张謇等人的研究都有一些新进展，基本上肯定他们在维新变法期间的贡献和作用。
在对康有为的评价上，90年代以来的研究已不再泛泛地谈论康有为的贡献与局限，而是着力于探讨康有为思想主张的细节，比如有的学者认为康有为的主要贡献在于提出了分离行政和议政机构，设立总揽变法的议政机构制度局或懋勤殿，试图对封建制度和政体进行初步的实质性的，从而使戊戌维新成为有别务运动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对于原来研究所认定的康有为落后保守的一面，如利用孔子鼓吹变法、尊君权抑、主张以孔教为国教等等，都有学者提出不同意见，大多也能。
至于梁启超的研究，90年代以来出版了几本梁启超的传记，这些传记在很大程度上纠正了过去对梁启超的，更多地肯定他对中国近代化的贡献。
严复是近代中国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但其晚年则比较多地留恋中国传统，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赞成帝制。如何评价严复的这些变化与思想，几十年来一直困惑着中国学术界。90年代以来连续举办过几届严复学术，对于推动严复研究有个小的帮助。大多数学者都充分注意和肯定严复在，认识，中国传统方面的贡献。但在解读严复思想的内涵方面有两个不容忽视的倾向，一是新权威的一些非史学领域的知识将严复为中的近代权威主义的，而另外一些主义的知识则视严复为中国主义的开山者，甚至有学者认为严复对主义采取一种工具主义的态度，在思想倾向上更接近新主义而远离古典本义。在对严复晚年思想与主张和行为的评估上，学者之间的分歧一直比较大，有的认为严复晚年实际上已经边缘化，对思想、的影响力已经不大，有的认为严复的思想并不存在前后期的明显分野，只是前后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至于谭嗣同，一直没有人否认他是近代中国冲破封建罗网的闯将和积极推行变法维新的勇士，他的仁学思想也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正是谭嗣同与梁启超等人构成近代中国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代青年文化精英，他们对传统主流文化的挑战，不仅对1898年的戊戌维新运动，而且对此后的辛亥、五四运动时期的第二、三代青年文化精英都具有直接的影响力。但是，到了90年代初，开始有学者谭嗣同是近代中国激进主义的，直接了近代中国一波又一波的激进主义的先河，对中国生态的发展、变化起到很大的负面作用。(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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