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战十年的国共两党能够摒弃前嫌，携手第二次合作，是经过多轮艰苦谈判才达成的，其中在庐山进行的两轮谈判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1937年5月，江南已是赤日炎炎了。蒋介石5月27日便上了庐山，他要在这里迎接谈判代表，与他进行国共第二次合作的第三轮谈判。
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侵华日军的步步紧逼、国民的节节退让以及对中队的连年征剿，引起全国人民和部分官兵的强烈不满。1936年8月25日，中央致信中央，正式提出了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亲赴西安，代表中央做了极为艰苦的调解、斡旋工作，终于使“西安事变”得以和平解决。12月24日，尚被的蒋介石在西安与会晤，口头接受了联共抗日、犯、不再发生内战等条件。1937年2月10日，中央致电三中全会，提出了实行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五项要求和四项。四项中有在全国范围内停止国民之武装方针、工农改名为中华特区、红军改名为国民军等重要内容。
1937年6月4日，中央副、副上了庐山，下榻国民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上将的公寓。带来了经过中央反复斟酌、在很多重大问题做了让步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纲领主要内容有争取民族、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保障人民;实现民生幸福、建立国防经济等。
然而，当6月8日，与蒋介石、宋子文、张冲举行会谈时，蒋介石却根本不提递交的《纲领》，只是提出要成立一个“国民同盟会”，具体办法是：“一、国民同盟会由我指定的干部若干人，推出同等数量之干部合组之，我为，有最后决定之权;二、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关于纲领问题，亦由同盟会加以讨论;三、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四、同盟会在进行顺利后，可与第三国际发生代替关系，并由此坚定联俄政策，形成民族国家之联合，对其他各党不必谈合作。”很明显，蒋介石关于成立“同盟会”的做法，是首先要从组织上将溶化在内，减弱甚至消除对其军队和边区的领导权，一切服从于有“最后决定之权”的蒋介石亦即的领导。
听了之后，心中十分不满。他尽量控制自己的情绪，平静地反问道：“本来，是蒋委员长在杭州要求先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我们从国家、民族的利益出发，充分考虑到了国民和蒋委员长的态度和意见，反复权衡利弊，拿出了一个纲领，却为何又撇开不谈?”
蒋介石没有正面回答的提问，继续阐述的意见：一旦“同盟会”成立，即可由先发表愿与合作、一切服从国民、一切服从“同盟会”的宣言，然后由国民公布红军编制为3个师，45000人。3个师之上设训练处指挥之，由国民指定人任训练处正职，由国民指定人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必须离开红军出洋考察。边区可由国民方面的人任正职，由你们自行推荐副职。分批在狱中的员。由方面派人联络南方游击队，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其必须离开部队。由“同盟会”指定出席代表，但不能以名义，国防会议可容干部参加。
尽管国共两党在合作谈判上存在很大分歧，但双方都希望能够尽快解决分歧，重新携手合作。从6月8日至6月15日，除了和蒋介石直接会谈，还分别与宋美龄、邵力子、张治中、张冲等人多次会晤，反复说明的立场、态度，会谈、会晤的气氛还是友好的。宋美龄多次向蒋介石进言，要蒋介石充分考虑的意见，采取更加灵活的态度，以达到双方礼让，尽快在原则问题上取得大致相同的意见。6月20日，离开庐山，返回延安。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突发，形势骤紧，要求立即全面对日作战的呼声直冲牯岭。7月8日下午，蒋介石收到、、等9人打来的电报：“庐山蒋委员长钧鉴：日寇进攻卢沟桥，实行其武装夺取华北之已定步骤……红军将士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家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地卫国之目的。”7月9日，蒋介石收到由彭德怀、、、贺龙等代表全体红军打来的电报：“我全体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军，并请授名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
当晚，邵力子前往“仙岩饭店”看望了一行，转达了蒋介石的问候，并说明蒋介石这几天太忙，准备发表重要讲话。
将《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邵力子，请他转呈蒋介石。详细说明了在《宣言》中的四项：
四、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军，受国民军事委员会之统辖。邵力子赞许地说道：“贵党为了早日促成两党的合作抗日，一再做出重大的让步，其诚可鉴!希望这次谈判能够取得满意结果。形势严峻，刻不容缓哪!”
7月17日上午，一身戎装的蒋介石面对100多名各党派代表、正式发表《抗战宣言》，宣布：“……我们已快要临到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极悲惨之境地，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我们只有到底，抗战到底，若是彷徨不定，妄想苟安，便会陷民族于之地;如果放弃尺寸土地和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士抗战之责任，皆因抱定一切之决心!”会场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四万万要求抵御外侮的呼声终于有了回音!
7月17日下午，、秦邦宪、林伯渠来到“美庐”别墅，与蒋介石、邵力子、张冲举行国共合作第四轮谈判。
在别墅庭园中握着迎上来的蒋介石的手说：“蒋先生，你上午发表的《宣言》很好!表达了国民举全国人力物力，共同抗战的意愿和决心。”
两党代表走进“美庐”的会议室，分别坐定。蒋介石兴致颇高地说：“贵党关于国共合作的《宣言》我已看了，很好，我已安排尽快发表。贵党既然承认三义，取消苏维埃，将红军改编为国民军，那我们的合作就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障碍了。”
张冲从公文包中取出一份草案念道：“根据国民和军事委员会研究决定，同意将延安部队改编为国民军，颁布3个师的番号，12个团的编制，共计45000人，不设指挥机关，归属西北行营管辖。师、团二级设政训处，直接指挥军队，由方面委派李秉中、丁维汾等人担任政训处主任，方面派人任副主任。另由方面委派刘伯龙、龚建勋、梁固担任3个师的参谋长，具体负责军事行动。”
张冲说完，蒋介石、邵力子的目光都看着等人。不慌不忙，端起茶杯，吹了吹浮在水面的茶叶，喝了几口，放回茶几，才扬了扬剑眉，看着蒋介石说道：“希望在改编红军时，能多保留一些数量，既然国民已决定3个师的编制，我们也就同意照此改编。但是，一再声明，改编后的红军指挥权仍然属于，既不能由直接指挥，也不能由两党共同指挥。此外，我们也一再要求，红军改编后，要成立的最高指挥机构，直接由军委会统辖。至军改编时，各级干部的配备，那是内部的事务，只能由自行处理。因此，对贵党提出的委派政训处主任及参谋长，是不能接受的。”
说完，蒋介石等人互相看了看，都没有做声。过了一会儿，邵力子才字斟句酌地说道：“贵党既已声明愿将红军改编为国民军，那么，国民根据需要，安排人选，依兄弟之见，似也在情理之中。”
“邵先生所言不无道理。不过，请问委员长先生，”平静地说道：“贵党派人担任红军的指挥主官，想必是有所考虑。是认为我军缺乏优秀的指挥员吗?”
“这个，”蒋介石支吾了一下，说道：“贵党的、陈赓、、左权都是难得的将才，指挥军队当然是没有问题。”“那么，是不是担心我军不军委会的统一调遣，或是不积极抗日呢?”又平静地问了一句。
“唔。”蒋介石应着，没有做声。邵力子忙说：“贵党在中享有，抗日主张早已传喻全国，岂会自食其言，失信于民。”
蒋介石皱了皱眉头，扬扬手说：“我看，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无碍大局吧。”“不，委员长先生!”正色说道：“能不能改编后的红军的整体性和性，是关系到国共两党能不能实现合作抗日的大事。如果贵党想取消对军队的指挥权，是不能接受的。”
“唔，好的，我们会再商量商量的，要使双方都满意。”蒋介石说道：“当前形势严峻，请贵党按3个师的编制尽快改编好部队，随时听候调遣。”
17日下午的谈判结束了，18日下午继续进行谈判，虽然在红军改编后的指挥权上尚未达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但蒋介石已口头上表示，尊重的意见，尽量满足的要求。在其他的一些问题上基本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谈判在融洽的气氛中结束。
1937年8月22日，国民军事委员会正式发布命令，将红军改编为国民军第八军。9月22日，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国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该社发表蒋介石《对中国宣言的谈话》，正式承认中国的地位，至此，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
1937年2月中旬至3月中旬，国共第二次合作谈判在西安正式举行。代表、秦邦宪、与代表顾祝同、贺衷寒、张冲进行了第一轮谈判，在红军改编和陕甘宁边区地位等问题上未能取得一致的意见。1937年3月中旬至4月初，、秦邦宪、在杭州与蒋介石、顾祝同、邵力子进行了第二轮谈判。蒋介石提出：国共合作，在内阻力很大，是不是可以不提国共合作，只提和他本人合作。认为这样做会缩小的和影响，不能同意。蒋介石没有他的意见，希望回延安后，拿出一个具体可行的合作共同纲领，然后再到庐山去继续谈判。
时间又过去了一个多月，就要来庐山了，这次谈判能不能达到目的，蒋介石心中实在是没底。他知道这位昔日的黄埔军校部主任不是容易对付的人物，在原则问题上决不会轻易让步。几天来，蒋介石和高级官员商谈了多次，问题的关键是的军队。长期从事政工的贺衷寒、朱怀冰等人再三提醒蒋介石，现在的已非10多年前所能相比，现在虽然只有4万主力和近10万地方武装，暂时还难和200万军队抗衡，但的主力部队大都是在10年内战中出来的，极具战斗力，一遇到有利条件，就会迅速壮大，切不可低估，正如所说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如果不能控制和掌握的军队，任其发展，只恐养虎成患，终被虎伤。顾祝同、何应钦等提议将红军分散安置到各个战区去，使他们孤掌难鸣，如果要整体改编，则要尽力压缩人数，并由派人任指挥主官，、、离开红军，到国民来任职。蒋介石认为这些部属的分析都很有道理，但他深深知道，今日的决不会在军队问题上让步，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有可能实行两党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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