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
1919年5月5日清早，僻处城郊的大学。昨晚才从进城的同学那里听说前掀起风潮的学生，惊奇地发现：食堂门口贴出了一张大红纸，用工楷整整齐齐地抄着岳飞的《满江红》。这一下，平静的园也沸腾起来了。
当时的闻一多，在旁人眼中并不是个激进的人。他少年时被人称为“书痴”，本来就不大关心事物，加上又进了，所以到了“五四”前夕，他还在读《清诗别裁》，写《明城考》，对《学报》准备改用白话文仍然持保留意见（《闻一多年谱长编》）！这样一个人，居然会率先响应，实在是件出人意料的事。
其实也不意外，闻一多在爱国的问题上是从不含糊的。1917年段祺瑞参加“一战”后，英国招工局来招收华工译员，学生视此为报国之途，钱堡、吴泽霖等报名被录取，但临行事泄，钱、吴被学校强制带回，并拟给予记大过处分，闻一多为之大呼：“爱国无罪！”“爱国的，不容！”这句话被同学认为“十分精辟”，传扬一时（吴泽霖《老友一多二三事》）。
所以当日召开57人会议，讨论是否参加“五四”时，闻一多说：“住在，学生救国，不去参加。，，难道你真的不算是中国人的学校了吗？”（闻立鹏《血土》）此次会上，闻一多当选为学生代表。7日，学生代表团正式成立，闻一多任职于秘书部。
闻一多在5月17日的家信中，向父母叙述了自己对五四运动的看法：“国家至此地步，交怨，有，无，全国懵然如梦，或则敢怒而不敢言。贼，无忌，国人明知其恶，而视若无睹，独一般学生取冒不韪，起而抗之。虽于事无大济，然而其心可悲，其志可嘉，其勇可佩。”同时闻一多对大学在运动中的表现感到十分骄傲：“此次二十七校中，大学（指大学）虽为首领，而一切进行之完密、敏捷，终推。作事，有秩序，有，此次成效卓著，亦素所使然也。”对自己在代表团中的作用也颇感自豪：“男与八哥均在秘书部，而男责任尤重，万难分身。”并告诉父母，他决定暑假不回家，在学校参加爱国活动：“男在此为国作事，非谓有男国即不亡，乃国家育养学生，岁糜巨万，一旦有事，学生尚不出力，更待何人？”
他的一位同学这样记述了闻一多在运动中的表现：“闻一多则埋头苦干，撰通电、写宣言、制，做的是文书的工作。他不善，因为他易于激动，在情绪紧张的时候满脸涨得通红，反倒说不出话。”（梁实秋《谈闻一多》）
最能体现闻一多的热情和勇气的是6月4日的。前一天（3日），学生恢复了一度中断的街头，立刻遭到的严厉，大学进城的百余名学生全部。但第二天仍然有一百六十多名学生进城，执行市上街的决议。闻一多本来被分配做文书工作，一向不参加，但这天也和大家一起出发了，而且行前也带备了水壶干粮和洗漱用具，做好了坐牢的准备。
6月16日，全国学生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闻一多作为代表，参加了旋即召开的常会。6月27日，全国第一次临时干事会讨论了日刊出版问题，闻一多正式担任学生联合会日刊编辑。
8月5日，全国举行闭幕式，孙中山在会上，给闻一多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孙中山在中指出：“惟学界此次举动，差强人意。盖以经验而言，其弊亦复在乎不统一。”闻一多对“五四”的看法明显受此影响，直到1945年，闻一多还认为，因为当时工人没有起来，所以五四运动算不得成功，他的看法是：“当初五四运动是一个零碎的青年运动，没有组织，慢慢才出现群众的运动，那时由于的加强，这运动转成了一个具体的：由于一个党派，有组织的集团的接受和领导，于是这运动有了结果。当时我们感激，感激孙中山先生的领导。”（1945年5月3日闻一多在“五四青年运动座谈会”上的发言）所以他一直，蒋介石的“一个，一个党派，一个”。
而他对产生怀疑，并最终分道扬镳，也与“五四”有关。1944年，将原来定在5月4日的青年节改成了3月29日，这引起了素崇五四传统的西南联大师生的强烈不满，到了蒋介石在《中国之命运》一书式提出要“恢复的伟大传统”，闻一多简直忍无可忍了，他在《八年的回忆与感想》中写道：
《中国之命运》一书的出版，在我一个人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我简直被那里面的义和团吓一跳，我们的英明原来是这样想法的吗？“五四”给我的影响太深，《中国之命运》公开的向“五四”宣战，我是无论如何受不了的。
闻一多一度是因为他“爱国”，他后来反对是为了要求“”和“进步”。这种种态度无不与“五四”息息相关。闻一多曾严厉西南联大“胆小怕事，还要逢迎”，他在1944年5月3日的“五四”晚会上说：“在一个没有的国家，埋头搞学问有什么用？学生是国家的主人，有权过问，如果认为一个国家要学生耽误学业来过问就是不幸，那么，造成这种不幸的原因，还不是因为没有？”“五四的人物是没有完成五四的任务的。五四要科学，要，而靠五四起家的罗家伦、段锡朋之流，都成反的人物了。”（萧荻《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作出这一切的，闻一多依据的都是“五四”的标准。
从这里我们可以明白，闻一多虽然在很长时间内专心治古典，以致足不出户，被戏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但由“五四”点燃的尊尚爱国、、科学的火焰，从未在他胸中熄灭。他虽然有很好的古文功底，但却“愈读中国书愈觉得他是要不得的”，罗隆基曾说闻一多从到反对是“变”，其实只不过是他一直遵奉着“五四”罢了！闻一多上的识见可能不见得高明，但他却是一个自己的人，在青岛大学时劝阻时如此，在昆明时支援亦复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
我是幼稚的，但要不是幼稚的话，当时也不会有五四运动了。青年人是幼稚的，重感情的，便是青年人的幼稚病，有时也并不是的，尤其是在一个启蒙的时期，幼稚是感情的先导，感情一冲动，才能发出力量。（《五四历史座谈》）
推荐：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