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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袁氏当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义，可见一般汉目中，满人当仍具有无可争议的性。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像，在当时人的心里还是遗留着很长的影子。
一直有一个说法，日本人“二战”后都不承认对邻国搞了殖民侵略，还腆着脸说自己是东亚的英雄，否则东亚早就变成下的冤死鬼，所以阁僚们故意年年到神社拜鬼做秀，刺激得中韩两国每年都得出来一番，非得出口恶气才算。缘何如此？原来都是当年美国人给惯出来的，老美因为执意不给天皇，放虎归山，没有天皇这样的总后台帮着顶罪，这才惹得日本高层地如此胡闹下去，毫无。前几天看了一部美国拍摄的新片《天皇》，讲的正好是在东京审判前如何给天皇的故事。片子声称据史实改编，主角拉斐斯将军和麦克阿瑟上将用的都是真名实姓，这自然会吸引观者的好奇，看看美国人到底怎样解读这段皆知的事。
拉斐斯将军被派下的任务看似简单，就是搜找天皇发动战争的。他开始自信满满，办公室里贴满了与天皇联系密切的臣子照片，宛若一张蛛网，然后按图索骥一一寻访，结果却令人失望，一次次铩羽而归。最后逼得他独闯战后仍视为禁区的，与首相当面对质，想方设法挖出天皇发动战争的证言，结果仍是徒劳无功。这让他备感困惑焦虑，审判的时间一天天临近，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拉斐斯将军却意外找到了可以赦免天皇战争的，那就是在广岛爆炸后天皇顶住各方压力，发布投降诏书，提前结束了战争，甚至为此付出了被激进士兵冲击，他本人险遭不测的代价。
当时，宣布投降的录音已经，被藏于宫中，激进士兵为录音，拼死突袭，杀进了宫内，天皇躲进地下室才幸免于难。当然，仅据此作为赦免天皇战争的理由显然还不充分，拉斐斯在走访过程中才真正了解到，“天皇”绝对不仅仅是个简单的位子，而是凝聚日本文化的象征，与日本上千年历史的演变密不可分，日本人对天皇的“忠诚”几近疯狂，如果给天皇，捣毁神庙，就如杀父弑母，虽然表面摧毁了祭拜的偶像，却必然引起大乱，甚至遭到的抵抗，如此下去，日本不但不会杜绝战争根源，相反会重新陷入灾难，满目疮痍的日本要想重建将无可能，这种基于文化而不是单纯的考量最终了占领军最高统帅麦克阿瑟将军，天皇得以在东京审判中受到免责的待遇。
天皇被赦到底对日本战后重建作用几何？是否应为日后的军国主义复单顶罪，肯定见仁见智，很难辨别清楚。东亚政体变革，的作用到底有多大，到底要不要保留一直是道难解的怪题。中国当年搞新政，党和立宪党吵得没完没了，重点也聚焦在的去留问题上。其实在晚清，这个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不此即彼的单项选择。立宪党人如梁启超和杨度，想法有点和拉斐斯将军相似，他们都认为，的位子可以虚置，甚至的是谁也无关紧要，它只是个符号而已，但这个符号非常重要，不可或缺，如果没有这个符号大清就会分崩离析，这话不幸被言中，辛亥后的多年战乱实际上就与中国缺乏一个文化上的象征核心有关。
按立宪党的设计，在这张大帽子底下正好可以开开小差，拿当干出多么出乎意料的都可以名正言顺，既可以玩，也可以搞立宪，最后把架空就是了。这个“君主立宪”的设计现在看来并非没有道理，说明立宪派比党对大清历史更有了解。大清立国，满洲不是如以往那样只是汉人的，大清的特色是以异族身份总揽，疆域一统，包打天下，皇位起的是多民族黏合剂的作用，这与仅由汉人当的王朝显然不同。大明的疆域窄得可怜，且军力孱弱，所以大明立国总是强调汉人文化的特性，汉人必须和“人”保持距离，才好相处，完全是出于自尊心的考虑。
与明朝正相反，大清如乾隆爷却是满脑袋的头衔挂不过来，他既是满人的，也是汉人的君主，还戴着名誉蒙古大汗和藏地大的帽子，有点像如今流行的“名誉”之类的称号。这些可不光是供自己显摆的虚衔，它是一种凝聚不同种族的向心符号，有吸引各族归附的魔力。所以，清朝入主中原后的几任都比汉人劳累，他们要不断迁徙办公地点，除了在紫禁城听政外，每年夏天要搬到夏宫避暑山庄，一还行围打猎，浩浩荡荡几周，到了避暑山庄后还要大摆筵席，宴饮不断，招待各部前来朝贡的藩王统领，夏宫地点故意选在靠近北方的地区，目的就是显示自己与蒙古等藩部的亲近之意。消除的就是“汉人”与“蛮人”的对立。
晚清变革，立宪与两党互不相让，立宪党正是看到大清有股凝聚各民族的魔力，才走君主立宪之。党则相反，打的招牌是“反清复明”旧旗号，正是当年流窜江南的叛逆会党玩剩下的东西。特别是在未来应该多大地盘上，党人更是捉襟见肘，完全不能，比如党元老章太炎就说，大清后中国的疆域面积就是明代的十八行省范围，这就意味着许多地方似乎都该隔离孤立出去，自生自灭，在那里生活的种族也不属于中国人民。这说法竟荒诞到，划定疆域时要到明代狭小的范围内，要是拿到现在这纯属“”言论。所以党和立宪党吵起架来自然腰板不硬，处处。绝不像后来史书上渲染得那般义正辞严，信心百倍。可以这样说，辛亥成功其实和党的“”论述到底是否合理没有太多关系，反而是其中那些过度情绪化的反满言论，起着神经的作用。
后来孙中山也感觉到了必须给推倒找到更多的理由，特别是一触及疆域整合这类话题就特别需要兼容立宪派的说法，否则党会被彻底孤立，甚至成为历史罪人。比如他早期提出“五族”，晚年还受美国流行的“民族自觉”的影响，后来又觉不妥，于是改口，就这样摇来摆去拿不定主意。直到新中国建立，才确立了各民族之间的关系格局。
在清朝，不仅是凝聚各民族的象征符号，还是维系的枢纽。中国没有意义上的“教”，所以也无与皇家夺利的纷争嚣嚷。中国的“教”并非教的意思，而是“”的滋润养育，中国的“政教关系”指的是用襄助的运行。这点与教权老是和皇权较劲打架，互争地盘非常不同。工作人员的培养主要靠科举制度的选拔，把管理人材一层层相对均匀地分配到各个地点，所以我曾经说过，考试只是科举的一个形式，八股文是个手段，不是科举的核心内涵，科举不但在分配管理人材方面有独到之处，而且照顾到各地区的名额均衡，有那么点代议制的味道，相对做到了地区公平，所以以往大批参与科举制的人都把眼睛盯在八股文戕害活人智力上，连篇累牍地大做文章，就完全批不到点子上。清朝推崇“敬天法祖”，以孝治天下，关键就是能通过科举制为中央和地方配置人才，在基层依赖族士绅播导。“皇位”就成为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
晚清新政时界一片骂倒科举制的呼声，好像无论立宪还是，科举都是个必须清除的障碍。结果，科举制一废，皇权的性也就存疑，以后如推倒多米诺骨牌的连锁反应，一发不可，要想赖在位子上已不可能。本文不是给皇权作，而是想反思它作为维系政教关系的符号作用到底有多大？换个角度说，晚清就如下棋，急着在形式上废除科举是最大的败着。科举既废，人材配置系统随之崩解，学堂只训练技术人材，不训练人材，族教育本与科举相连，科举乃是培养基层士绅之所，不参加科考，士绅制度自然，这使得“”缺少“”的扶翼，玩的人日益功利，满脑门子夺利的念头，晚清的管理系统就象缺胳膊断腿的伤鸟，再也无力腾飞。立宪人材的训练同样缺乏总体构思，全靠临时。科举进阶是有考量在里面，一旦废除，立宪运动缺少的支持，全凭关系门，各显其能，于是贿选，一片狼藉。怪不得有骂民初政坛龌龊，比晚清还不如，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给自己掘好了坟墓。
皇权一旦倒塌就宣告了皇朝体制正统性崩毁，如一串玉珠滚散一地，无法，一切试图恢复帝制的尝试自然是逆潮流而动，不得善终。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洋洋，自以为最有承继清朝大统资格，其实他的汉人身份就不具当年满人统合各族群的符号性。加上军事强人，政教体系，都无法使他顺利塑造起自己的象征权威，只能在一片声中郁郁而终。袁氏称帝在一个普通汉人士绅的眼里都是不耻的事情，山西乡绅刘大鹏在日记中有一段描写说他做梦袁世凯称帝，在山西崇修书院升堂，刘大鹏随着身著朝服的官员拜舞，觉得羞耻之极，欲死不能，当袁氏秉笔书写他的名字准备封赠时猛然梦醒。刘大鹏赞成，却主张宣统复位，袁氏当他的臣子才符合君臣之义，可见一般汉目中，满人当仍具有无可争议的性，其中也暗含着对凝聚多民族符号作用的认可。可见，作为一个模糊的影像，在当时人的心里还是遗留着很长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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