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日本全面侵华战争开始。与此同时，日本军部陆军最高指挥部日本机构，相机配合日军的侵华军事行动，实施国民经济的措施。1938年底，日军因自身资源、兵力等因素，停止对华大规模军事进攻，而机构伪造法币的行动被正式实施。由此，一场惊心动魄的中日之战揭开了帷幕。
伪造法币的念头来自日本陆军第九研究所(通称“登户研究所”)主任，陆军主计少佐山本宪藏。陆军第九研究所隶属陆军行政本部，专门负责秘密武器的开发。山本毕业于日本陆军会计学校第十五期，随后加入日本关东军前往中国东北“满洲国”从事兵要地志调研工作。1938年山本进入第七课兵要地志班。在满洲国期间他对中国的币制进行了详细研究，花数年时间研究了中国内地、关外和朝鲜的货币流通情况。
中国货币混乱状态结束于1935年，国民在该年11月3日颁布了币制公告，宣布除中央、中国、交通三家银行外(1936年增加农民银行)一律不得发行货币。同时宣布改银本位为汇兑本位，银元和白银流通，法币与英镑挂钩，法币1元等于22.5便士。法币制度不仅从上海的外国金融机构中回收了大量白银，对于伪蒙疆和华北自治运动，及其背后的日本人都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他们手中握有的现银和地方货币无法再在中国流通，从而防止了战略物资出口资敌的行为。
山本宪藏在华中地区观察法币的流通情况时注意到当时市面上通行的法币大都为中央、交通两家银行的，印刷厂家为英国的德纳罗(ThomasDeLaRue)公司、华德公司(Water－low&SonsLtd)和美国钞票公司。这些钞票的防伪措施主要是水印和暗记，部分美版钞票中头像部位夹有红蓝丝线。山本的结论是:实施伪造不困难。而且他认为，由于当时中国本土伪造货币手段落后，一般的防伪钞意识并不是很强，通过伪造货币中国经济应该完全没有问题。
山本回到日本后直接同凸版印刷株式会社经理兼巴川造纸株式会社经理井上源之承谈了他的全部设想，井上表示愿意提供全面合作。于是山本将他的《法币谋略工作计划》通过第七课(中国课)交给了主管谍报的第八课。第八课十分重视这个计划，直接请示到日本陆军省。
1938年12月，日本陆军大臣东条英机亲自下达了批准伪造中国货币的命令。这个命令的具体内容是:“据附件计划实行通货谋略。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昭和13年12月×日”“附件:对华经济谋略实施计划”方针:蒋介石的法币制度，其国内经济，摧毁该经济抗战力量。
2.本工作应需要绝对保密，仅限下列人员参与:陆军省大臣、次长，军务局长、军事课长；主管人员:总长、次长，第一部长、第二部长、第八课长、主管参谋及主管军官；兵器行政本部本部长、总务部长、器材课长。
3.谋略器材的制造由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负责和制造。根据需要，经大臣批准后，可利用民间工厂的全部或一部，但要做到绝对保密。
6.同陆军省协商后，确定谋略器材交送地，并派必要的护送人员，作为绝密文件送往指定机关。
7.在支那设立本谋略的实施机关，代号“杉机关”，暂将本部设在上海，在对敌贸易的重要地区及适于收集情报的地方，设立派出机构。
8.本工作要隐蔽进行，主要目的在于敌方经济，用伪造法币进行正常的交易，采够军需品和民用品。
9.获得的物资按军队的价格分别交给制定的军事补给厂，所得款项用作摧毁法币的活动费，但另有命令时不受。
根据这一命令，山本宪藏被调出，到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专门负责“杉工作”。同时，日军在上海设立了“杉机关”的总部又称“阪田机关”。负责人阪田诚盛是曾在关东军参谋部工作过的。1939年阪田以名义上的注册资本金1亿日元在中国开办了“诚达公司”，该公司在沦陷区有53家分店，实际上是对中国实施经济战的机构。
山本宪藏、井上源之承最先选中了5元面额的法币作为实验对象。他们制作了5元面额法币的印版，印刷出几十万元成品迅速运往中国套购物资。令他们始料不及的是，这伪造的5元面额法币是早已退出流通领域的废币！第一起伪造法币行动计划因此流产，山本和井上等因此受到严厉。
1940年4月，山本宪藏等故伎重演，成批伪造中国农民银行1元、5元、10元面额券共500多万元，又经过特殊工艺将其变成旧钞，秘密运抵中国，并与币混合在一起，分别交付日本侵华机关和沦陷区的“商社”等机构使用，这些商社有:“梅机关”、上海华新公司、民华公司、诚达公司以及广东的“松林党”等。这些假法币广泛流行，成为日本侵略者抢购物资、中国金融秩序、谋取侵华日军军费的重要手段。
虽然说当时已经发明了制版的技术，但是登户研究所发现用这种技术印刷出来的伪钞效果并不理想，最后决定采用雕刻制版，军方特定从大藏省造币局秘密征调了两名雕刻技师用放大镜一丝一缕地在钢印板上雕刻出人像，花纹和其他图像。法币采用美式规格，不像欧式钞票那样有复杂的底纹，因此只有正面需要凹印，背面则采用了平板胶印的方法。经过多次尝试，登户研究所终于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仿造出了合格的法币，于是开始在日本大量制作。
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军攻占。日军特高课查获了国民设在的造币厂及没有来得及运走的造币机器。并且在九龙的中华书局查获了新近印刷的中国中央银行发行的10元面额纸币一批和印钞机器。不久，日军又在商务印书馆查获了中国交通银行的5元面额法币半成品一批及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这些连同上述所得悉数被秘密运往东京的“陆军第九科学研究所”，选派专人专项研究攻关。1942年下半年，日本南洋占领军又截获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法币半成品。稍后，海军在太平洋上截获一艘美国商船，查获了美国造币公司为中国交通银行印刷的、仅未印上号码和符号的法币半成品10余亿元。日本从方面买回了这批半成品。至此，日本获得了印刷法币的全部秘密。从1939年到1945年的7年间，日本侵略者共制造假法币达40亿元之巨，堪称世界假币制造之最。
日军在竭力国民金融秩序的同时，也将造假伸向了中国领导的八军、新四军开辟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在晋冀鲁豫边区曾发现假“冀币”达二三十种之多，印刷机关十余处；1943年，日军还在山东制造了大量的假北海银行券，利用奸商潜入根据地，高价粮食和其他物品。
日本伪造的法币最初确实对当时中国经济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主要是因为抗战初期法币还是有一点威信的(1936年100元法币可买一头牛)。日寇用伪造的法币在中国套购不少物资，其中“杉机关”还利用阪田公司作为中介，通过逃亡的上海杜月笙等人从购买汽油、奎宁等稀缺物资。
但是此后法币流动情况却发生了变化。由于日寇的疯狂进攻，大半个中国相继沦陷，国民退至西南大后方，当时四大银行发行的纸币主要通过进入中国，但随着华南和沦陷后，这条渠道越发不方便。孔祥熙遂命令中央信托局成立印钞事务处，令其设计一套可在防空洞生产的钞票，并准备在重庆建立印钞厂。1941年，在重庆财政部印刷局的基础上建立了重庆印钞厂，同时对法币进行一次大改版。而且，不等日寇的伪钞进一步发挥功效，自己就开始了疯狂的通货膨胀的过程。从1937年到1944年7年内，国统区的货币发行量增加了100多倍，达1890亿元，可以说日寇印刷的这点伪钞并没有达到经济的目的，难怪山本宪藏哀叹:“中国实在是一个令人望而生畏的国家”。
面对日伪军来势汹汹的“假币战”，国民制定并实施了“以假对假”的策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为切实达到日伪下的财政金融秩序的目的，国民军统局与英、美两大国造币公司达成合作协议，并秘密策划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了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工厂。为了确保“以假对假”策略能顺利实施、一蹴而就，国民不惜重金从美国购买纸张和最先进的印钞设备，又挑选了原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汇聚歌乐山，昼夜研制，精心制作。
当时，日本在沦陷区内流通有各种面值日本钞票、伪币和军用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版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周佛海处获取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带回歌乐山复制并日夜赶印，总数多达15000多箱。然后将成品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配合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混入金融流通领域。这些伪钞与沦陷区新流通的真钞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国民由此轻而易举地套购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紧俏物资，给日本沦陷区金融市场以沉重打击，加剧了日伪区的通货膨胀。1944年，“对敌经济作战室”关闭，伪造日伪货币的工作才停止。
不过中方并没有伪造多少日元，主要是因为当时日本唯一的发钞银行为日本银行，日元所使用的桑皮纸加入了若干日本特有的植物纤维，很难在其他地方进行仿造。
中国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为净化货币流通，也开展了一系列如火如荼的反假币斗争。各根据地根据各自实际、因地制宜，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组织宣传队和宣传等方式，譬如每到市集日，解放区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起来，进行宣传并且将假币的具体特征向广大工农群众和学生一一，以增强广大人民识别假币的能力，提高了人民反假斗争的素质。有的根据地还组织专门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出现比较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仔细找出其伪造特点，及时，又发动群众收缴堵截，就地消灭，这对日伪的经济策略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百里挑一关昕和刘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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