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那时候的学生可真是。没有点名，没有排队唱歌，也不用口号，甚至人不见了也没人过问。这种作风非常对我的胃口。
学校也就那么大一点地方，上课在那里，吃住也是在那里，所以彼此之间非常熟悉。大家都知道这是物理系的周培源、吴大猷，数学系的华罗庚、陈省身，那是文学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历史系的陈寅恪、雷海大家谈论起大师来也不是毕恭毕敬，比如我刚入学时，有个同学说：“今年来了三个青年教师，钱锺书、华罗庚、许宝騄，才28岁，都是正教授。”有人问：“华罗庚是谁？”另外的同学就说：“就是那个瘸子。”华罗庚那时瘸得很厉害，有一条腿总在那里划圆圈。
历史系的学生必须选中国史的两个断代，我选了姚从吾先生的宋史和郑天挺先生的明史。不过我经常逃课。我听得最多的倒是系张奚若先生讲的西洋思想史。张先生讲课喜欢扯闲篇、发牢骚，比如他讲亚里士多德说，动物过的是“mere life”（单纯的生活），但是人除此以外还应该有“noble life”（高贵的生活），接着又说：“现在米都卖到5000块钱一石了，mere life都维持不了，还讲什么noble life？！”
那时候很多老师讲课都是中英混杂，甚至用英文授课。教科书很多用的也是美国的。老师们讲课都是兴致所至，随着自己的意思讲。比如钱穆、雷海两位先生教的中国通史，各有自己的一套理论体系，可他们都是讲到宋代就结束了。我爱人上过陈受颐先生的西洋史，一年下来连古埃及还没讲完。还有讲中国哲学史的，一年只讲了《周易》，官员与三女子滚床单连诸子百家都没有涉及。
很多名人的课，我经常去听。当年的四大才子，我赶上了陈寅恪，他教隋唐、魏晋南北朝史。陈先生的专业课正式选的人很少，但大家都知道他是泰斗，所以经常有人趴到窗户外面听，我也夹在其中。上课了，陈先生夹一个包进来，然后打开书，可是他基本不看，张口就引古书中段落。陈先生说话有口音，不靠口才取胜，引的古书我们都没看过，所以完全不懂。后来他第二年就走了。
沈从文先生的中国小说史，我也旁听过几堂。沈先生字斟句酌，讲话非常慢。有人说他讲课不好，但我不这么认为，他的每一句话，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如果记录下来就是一篇很好的文章。沈先生只读了小学，后来成了大学教授，所以受学院派的轻视，从刘文典先生到钱锺书先生都是这样。有个同学跟我讲，刘文典先生在课堂上公开说：“沈从文居然也评教授了，要讲教授嘛，陈寅恪可以一块钱，我刘文典一毛钱，沈从文那教授只值一分钱。”那个时候的文人之间也不是一派和谐。
我还听过闻一多先生讲《诗经》和《楚辞》。闻先生那一辈人的旧学根底非常好，可同时又是极端反传统的。和鲁迅、胡适等一样，他们认为传统的东西中国人太久了，中国要进入新的时代，就要全面创造新文化。搞运动的时候，闻先生曾在课堂上对我们说：“你们从外面打进来，我从里面杀出去，我们里应外合，把传统的文化！”
国学泰斗冯友兰，很多同学都不喜欢他，主要因为原因。1945年在全国开代表大会，团有十几个人，冯也位列其中。当时我们对没好感，所以对他也就没有好感。对于大师们，我一直觉得要有、有选择地看。比如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里面有很多见解我不同意。钱先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感情太深厚了，有点像“情人眼里出西施”，只看到它美的一面，对它不怎么美好的一面绝口不谈。人无，总有缺点，文化也是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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