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九年义务教育课本中有一个中国历史朝代歌,该歌表达得非常明确:“……南北朝并立,隋唐五代传;宋元明清后,皇朝至此完。”
但是,近年来,某些人因为元朝是由蒙古建立,非以汉族主导,并且元朝属于蒙古帝国,拥有众多的汗国,属国,中国地区只是其中的组成部分,因此认为中国与元朝关系更多的是基于地域,元朝不应该是中国古代历史的一部分。
但是,两千多年前的孔子所强调的是以礼义辨华夷,夷人夏则夏,夏人夷则夷,不管是夷还是华,只要遵从华夏礼义就是华,关键是看文化认同感。
元朝的开创者是元世祖忽必烈,我们我们来看忽必烈自己的文化认同,就可以给元朝以正确的历史定位。
《赵璧神道碑》又载:同年,忽必烈召儒者赵璧至漠北,为自己讲《大学衍义》以及《论语》、《大学》、《中庸》、《孟子》诸书。
忽必烈对前代帝王事迹极其感兴趣,效仿唐太为秦王时广招四方文士之举,派赵璧等征召前金状元王鹗,以及众多中原儒者到漠北王府,以探求前代兴亡事,兼了解中原地区的、民情和人才等。
由《题诸公与智参议书启》可知,王鹗和中原儒者张德辉、姚枢、商挺、窦默、杨果等人给他了三纲五常、分析了金朝原因,并“纂五经要语以进”。
忽必烈对中原历史和文化无比仰慕,常常追问“方今有如周公者乎?”时时欲征求魏征那样的人才为辅佐,有在中原立国之宏愿。
知晓了古今事,忽必烈命伯颜征宋时,专门谕以曹彬不杀取江南的史事;召见亡宋赵氏室赵孟頫,感慨万端地说:“(宋)太祖行事,多可取者,朕皆知之。”
至元二十七年高丽世子入朝,某日,忽必烈于便殿静卧,世子入见。忽必烈漫不经心地问之近日所读何书。世子毕恭毕敬地答,自己有儒师郑可臣在身边,可以随时请教,所读何书,均由儒师指定。忽必烈大喜,急切要见郑可臣。郑可臣随即入殿。忽必烈急起振衣整冠,肃责世子说:“尔虽世子,吾甥也;彼虽陪臣,儒者也,何可令我不冠以?!”
武备寺以唐兀人阔阔出善造弓,奏用为官,忽必烈抚掌笑道:“孔子言三纲五常;人能自治,而后能治人;能齐家,而后能。汝可以此言谕之,而后用之。”
行事喜欢以中原古史范例为依据——他授叶李为尚书省左丞,叶李一再谦让,其遂悦,说:“商起伊尹,周举太公,岂循格耶!”
日本人来京朝见,忽必烈也以中原帝王的口吻教训说:“尔国朝觐中国,其来尚矣。今朕欲尔国之来朝,非以逼汝也,但欲垂名于后耳。”
忽必烈建国号“大元”,也是“绍百王而纪统”,自觉将本朝汇入中华帝统的体系。他追尊成吉思汗庙号为太祖、立真金为皇太子,并颁诏编修《宋史》、《辽史》、《金史》……所行制度,都严格按照中原王朝的体例来进行。
《明史》卷二《太祖本纪》中,还记载有朱元璋因不满臣子过度元朝而说的一句话,云:“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谭凯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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