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思勉（1884-1957），是我国现代著名史学家，其史学研究通贯各时代，周瞻各领域，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称“现代四家”
现今，吕思勉在史学界已是“家喻户晓”了，但在三四十年前，既便在他任教过的母校，也几乎被人遗忘。倒是海外历史学家严耕望的“现代四家”一说，将吕思勉的学术地位“骤然提升”，这才引起国内学术界的重视。严耕望将吕氏与陈垣、陈寅恪、钱穆并论，完全来自他本人对历史学的真切体认，以及他对治学的数、取径的深刻理解。严氏认为，20世纪前期的治学径，可以归为二类：一类偏重于专深，一类倾向于博赡。参照这一说法，“四大家”中陈寅恪、陈垣，或许可以归入专深一，吕思勉、钱穆则属于博赡一。而后者的治学径，特别适宜于通史的撰述，故吕、钱均有通史名著。
通史的编著，一向是中国史研究的“畏途”。理想的通史著作，总以“通贯”和“周赡”为最高目标，然中国历史悠久，史料浩如烟海，要在区区数十万字的篇幅里，做到“通贯”而又“周赡”，难度极高。况且“通贯”、“周赡”，难以两全，一如绘画中的大写意和工笔画，得气势神韵，难免疏阔遗漏，反之也然，这实在也是通史著述难以完满的一个原因。
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白话本国史》的主要特色。《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个人力量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惟此一部。书中的历史分期很能体现吕思勉的历史通感。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周以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这一历史分期，来自于作者对中国历史演变脉络的通贯考察。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迁时代，“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呈现出一个公例：承平数十百年，就要酿成大乱，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又是如此重演。到明末清初，思想界才起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动——即对向来的社会组织产生了根本的怀疑。然而，闭关时代，无外情可资比较，因怀疑向来的社会组织而萌生的，仍“只得求之于古”。这种情况直到西力东渐、清代海禁打开才发生变化，所以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一大界限。作者认为，就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的历史和宋元明清的历史有很大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的历史分期，是当时中国史研究中的创新性见解，对以后的通史研究和通史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史研究上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杨宽、唐长孺、黄永年等，在年青时都因受《白话本国史》的而治学道。
20世纪前期的史学界主流，是提倡做“窄而深”的专题研究，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就是反对通史编撰和通史教学（陈寅恪也曾一度反对雷海在开设通史课程）。先做专题、断代的研究，然后才有通史的编撰，这也是今日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赞同的看法。但是，这一看法也极易忽视问题的复杂性：一部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含量极高的通史著作，未必一定比另一部含量稍低的通史著作，在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这便是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假使历史整体之“真”不能从个别、局部之“真”的连接、集合中得以实现，那么，构建历史整体之“真”的条件是什么呢？显然，除了需要有大量的个别史实的“真”之外，还有史实的选择、史实的组合、历史整体的构建、叙事情节的设计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对历史主要脉络及大关节目的正确把握，仍是通史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吕思勉通史著作的学术生命较为长远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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