欲读历史，先读通史。这一点，无论对历史研究者还是爱好者，都属常识。阅读通史的意义，一在开拓视界，纵观古今；二在清理脉络，贯通古今。
这两点，可用一句话来概括：“为学当如大禹治水，须知天下山川脉络。”这是清儒的总结，出自汤斌对黄羲的赞词：“黄先生论学，如大禹导水导山，脉络分明……”反过来讲，以这两点为标尺，正可考量通史作品的优劣。
由此来说“讲谈社·中国的历史”丛书（以下简称“讲谈社中国史”）。讲谈社全称“株式会社讲谈社”，前身系大日本雄辩会，创建于1909年，创始人叫野间清治。其诞生之初，便立足于大众线年间，它们推出了“中国的历史”丛书，这是一套通俗历史读物，所预期的读者文化水平，应在高中生与大学生之间。丛书共十二本，从时代写到现代。遗憾的是，只引进十本，第十一卷叫《巨龙的胎动：与》，第十二卷叫《中国与日本的关系》，有兴趣的朋友可留意港台版。
就开拓视界与清理脉络而言，讲谈社中国史大抵做到了第一点，但第二点未免有所欠缺。这背后至少有两个原因：一是丛书设计的问题。恕本人直言，这套书的设计相当不合理，第一卷开门见山，直接谈三皇五帝的时代，按常理，应该在此之前，加一个中国历史的概论或导论，提纲挈领，明见万里，一览众山小。举例来说，如葛兆光《中国思想史》，不惜以一卷的体量，谈思想史的方，读罢导论，再读正文，一切豁然开朗。这个问题，在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身上同样存在，所幸哈佛中国史的出版者请葛兆光写了一个推荐序，其作用好比一条线，把六卷本贯穿起来。讲谈社中国史正缺这么一条线，我觉得，哪怕把堀敏一那本《中国通史：问题史试探》直接搬过来，作为导论，局面都将大有改观。
另一原因在于，讲谈社中国史，每卷邀请了一个作者，各位作者之间，虽有呼应之处，却也不乏矛盾和冲突。譬如气贺泽保规写隋唐史，小岛毅写宋史，与杉山正明写辽西夏金元史，时段固然重叠，数却南辕北辙。气贺泽保规和小岛毅对唐宋评价甚高，杉山正明则伫立于草原民族的立场，对这两个朝代极尽贬词。这便是多人合著通史的后果，利弊参半，好处是集合了各个领域的翘楚，由他们尽情发挥其研究；坏处则是毫无脉络可言，朝代之间，裂痕斑斑。
说罢缺陷，我们再来说说讲谈社中国史的特色。这里不妨做一对比，其参照系，便是前面提到的剑桥中国史与哈佛中国史。迄今为止，外国人写中国通史，应以这三套书的声名最为显赫。
我尝试用四个关键词，来评价这三套书。一是体系，这可分作理论体系与叙事体系。就前者来讲，三套书都成问题，都缺乏一个通论性质的东西，以通古今之变，这方面，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正可用来补缺。就后者来讲，三套书同样各有不足：哈佛中国史共六卷，始于秦汉，前面的朝代，无论夏商周还是春秋战国，均未着笔，终于清朝，后面的中华与新中国，并未触及；剑桥中国史共十六卷，可惜第一卷《剑桥中国上古史（文明的起源-公元前221年）》，不知何故，始终没有翻译过来；讲谈社中国史则漏了最后两卷。所以说这三套书，或者被掐头，或者被去尾，遗漏了哪一块，都不配称作通史。
二是史料。外国人研究中国史，其长处在于视野与视角，短处在于史料以及“了解之同情”。以讲谈社中国史为例。其执笔者俱为成名学者乃至师，然而书中依然不乏硬伤，譬如称刘福通为白莲教（上田信《海与帝国：明清时代》，第61页），称张之洞为强学会会长（菊池秀明《末代王朝与近代中国》，第92页）等。这里无意挑刺，恰恰相反，我想提请读者注意这三套书的史料优势，相形之下，哈佛中国史几乎无所体现，剑桥中国史体现于近现代，讲谈社中国史则偏向古代，毕竟日本与中国早有交往，数千年来一直在享受中国的文化输出，以致一些文献在中国不幸散佚，日本反而有收藏。譬如金文京《三国志的世界：后汉、三国时代》提到，罗贯中写《三国演义》，参考书之一《三国志平话》，出版于元朝末年，是一本有插图的话本。这本书在中国早已绝迹，日本内阁文库收藏了原本，图书馆收藏了流传本。日本学者研究三国史，便可近水楼台。
三是写法。此处不欲一分高下，而是指出其特征，以供所需。记得曾有人问我，剑桥中国史是否适合入门，我哑然失笑，那是标准的学术著作，若无一定历史基础，读起来只怕十分吃力。讲谈社中国史的立意，则是写给大众的通俗读本，故而其写法明白晓畅，文风平白如话（有两本翻译不佳），从不刻意制造概念、卖弄理论，如“唐宋变革论”这样的著名学说，书中只是稍稍提及。这一比可知，讲谈社中国史适合普及，剑桥中国史适合深造，哈佛中国史居于二者之间，地位反而有些尴尬。当然，从另一面来看，由于哈佛中国史规模最小——六卷本共计四位作者，其中陆威仪一人承担了三卷——流畅性反而最高。
四是美观。这也可一分为二。一是封面与装帧。剑桥中国史、哈佛中国史都是大开本，尤其前者，每本书至少六百页，状如大号砖块，不消说阅读，拿起来都累，讲谈社中国史则是小开本，便于掌阅与携带；此外，基于丛书风格，剑桥中国史所采用的金黄封面，过于庄重，令人望而生畏，哈佛中国史和讲谈社中国史的封面观感则要柔和一些。二是配图。我一直强调，读中国历史，必须具备看地图的能力，反过来看，从史书的配图，亦可分出优劣。以此而论，哈佛中国史一图也无，最不合格，剑桥中国史配有地图和表格，讲谈社中国史则兼容了各种插图：地图、人像、物件、书法等，应有尽有，赏心悦目。
最后再来对比一下国人的通史作品。与讲谈社中国史相当的参照物，我挑出两种名著，一是吕思勉《中国通史》，二是傅乐成《中国通史》——也许有人会提名钱穆《国史大纲》，我则以为，此书立场与倾向性过于鲜明，且系文言写就，并不适合普及。对照之下，无论吕著还是傅著中国史，优势皆在于清晰，尤其前者，分作上下两编，上编分门别类，以婚姻、族制、政体、阶级、财产、官制、选举、赋税等为关键词，共计十八条目，千年变迁，一目了然；缺点则在于单薄，这由其写法所决定，区区两卷规模，只能长话短说，若论详尽，正是讲谈社中国史的一大特长。说到这里，你会发现，这两种书目，恰好互补，所以我一般会建言，阅读讲谈社中国史之前，不妨先读吕著中国史，以认清中国历史世界的“天下山川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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