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乘法口诀表”、两千年前的“人情簿”、两千年前的“美食方”……当它们“活生生”地出现在你眼前，会是什么样的感觉？
你会发现：原来秦代就有了“乘法口诀表”；两千年前的人就开始送“人情”了，只不过送的是二斗米或一只野鸡；西汉的“美食书”对什么肉配什么菜都是有讲究的。
“九九表”木牍、“礼单”木牍、《美食方》竹简等都被收录在湖南人民出版社新近出版的一部巨著——《中国古代历史图谱》（以下简称《图谱》）中。
12卷、17册、9654张文物图片，它是中国第一部以历史朝代为顺序，围绕各个朝代的、经济、制度、军事、教育、科技、文化、风俗、教、少数民族、中外关系等，用文物阐述我国历史的、卷数最多的鸿篇巨帙。它更像一部纸上的纪录片，随手一翻，便是五千年。
而这部书的面世却耗费了近一个甲子的时光，跨越两个世纪，是老中青三代学者、编辑人员以及参与者近百人合力的。今天，当它以一身素白淡雅面世时，主编张政烺已仙逝，明清史专家栾成显已76岁，参加过《图谱》编纂的卢善焕先生更是91岁高龄了。撰文/本报记者赵颖慧
“嘭”一声闷响，湖南人民出版社理论宣教读物编辑部副主任霖气喘吁吁地将一套《图谱》搬到桌上，然后一本本拿出来，整齐摆放。17册清一色素白书封，书脊上灰色加粗宋体写着“中国古代历史图谱”的字样，透出严谨学术书籍的气质。
对于这样的大部头书，是不是只有专家学者才能读得懂？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图谱》作者之一的黄正建说，“喜欢历史的普者也会喜欢读”。
日常生活是《图谱》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黄正建的一个研究方向。他说，“《图谱》中衣食住行的内容特别丰富，实际上这是观念的一种改变，过去认为衣食住行不太属于历史研究范围，但现在我们知道历史不光是阶级的历史，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也是历史很重要的一部分。”
在《图谱隋唐五代卷》第三十四章“社会生活”的第一节，黄正建写道，“唐代妇女面部妆容很特殊，除一般粉、泽、口脂外，尚有额涂黄粉、眉心贴花钿、双颊点妆靥……除少数民族外，戴戒指的不多，戴耳环的则几乎没有。”
再细细往下看，《图谱》中印出的初唐的侍女俑、唐安公主墓中的女侍图、永泰公主墓中的宫女图中，女性有穿窄袖长裙的，甚至有作男子装扮的，但是都不曾戴耳环和戒指。
“我又调查了十年唐代的墓葬，特别是没有被盗的墓葬。那么多年墓葬中只有三个出土过戒指。在这三个中，除了一个无法判断戒指来源，另外两个墓主都具有唐朝少数民族或外国人特色，异域特征明显。其中一个最漂亮的戒指上刻的是中古波斯文。这些都证明唐朝的中国人，无论是官员还是贵妇都不戴戒指。从先秦开始，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观念就有了，所以头发不能随便剪，耳朵不能随便钻洞，到宋以后戴耳环的才多起来。”黄正建半开玩笑说，“或许，电视剧编剧也应该看看《图谱》，对他们一定是会有帮助的。”
“通过这些文物，你会发现历史常亲近的、丰富多彩的、可以触摸得到的，并不是遥远的。”黄正建说，“文物会告诉你，你从哪里来。”
2002年，湖南龙山里耶古城遗址出土的“九九表”木牍是目前所见到的中国乘法口诀的最早实物，比最早的乘法口诀表早了600多年。在《图谱秦汉卷》中，你可以清晰地看到这块枣红色木牍的纹理和残破的文字，“二七十四，二九十八，三八二四……”这与今天的乘法口诀表几乎一模一样。
一块西汉时期的“礼单”木牍记录着墓主谢孟生前患病时亲朋好友探病所送礼品的清单。清单格式由送礼者姓名、礼品名目、数量构成，如“榬少君雉一只”（榬少君送野鸡一只）。《图谱秦汉卷》解释说，“这份礼单上的礼物虽然不甚多，但已可折射出汉代东阳地区大体的风土人情。汉代人注重人情往来，间以及乡里百姓遇有婚丧嫁娶等大事，均会赠送礼物，表示祝贺或慰问。此木牍反映了当时人们的交往馈赠风气。”这无疑是中国几千年来“人情往来”的一个佐证。
文物是“”。“史书流传，可能有人修改，有人瞎编，历史是的，但文物就是从地下挖掘出来，千年前是怎么样，现在还是怎么样。”黄正建强调，“而且，这套《图谱》的每一张图片都可以溯源，都是有出处的，科学性超过了同类书。”
这又是如何打破的呢？1981年，研究生毕业的黄正建就加入了《图谱》的讨论，后承担了《图谱隋唐五代卷》的编写，“我将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文物考古和大部分相关图书基本翻阅了一遍。截至2014年，找出了几千张文物图片，又精选到1500张。最后因为版面原因，最后入选出来百张。”“考古工作者的是我们这套书得以完成的基础，从这一点说，应该感谢考古工作者。历史学者利用考古学者研究的本身，就已经打破了两个学科的界限。”
对于一位历史学家来说，这段与文物亲密接触的历史至关重要，他逐渐对文物产生兴趣，开始关心各种新出土的文物，并运用到历史研究中。
2016年，黄正建出版了一本新书《走进日常——唐代社会生活考论》，“书里讲到了唐代戒指、耳环、住房等等，这些都是参加编辑这本书接触文物时产生的想法，然后写成论文，文物对我的影响很大。有了文物资料之后，比别的历史工作者多了一种方法，多了一条腿走，资料链更充分，思考问题更全面。”
黄正建说：“从内容角度有两大特点：第一，它用文物来说明我们这个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形成过程，每一卷专门有少数民族文物，如南诏文物、吐蕃文物，我们都给了它们应有的地位。全书看下来，中国统一的过程很明确。第二，用文物全面反映中国的文明、物质文明和制度文明。制度文明过去宣传不多。例如法制，我们这套书里很多卷都专门设有法制的章节。实际上中国古代法制很发达，只不过和法制不一样。”
“每一件与众不同的好东西，它的诞生都是以无比寂寞为前提的，要么是血，要么是汗，要么是大把大把的曼妙好时光。”霖说，
195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规划了三项重大科研项目，其中之一就是《中国历史文物图集》（后定名为《中国历史图谱》），由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古文字专家、版本目录学专家张政烺任主编。
然而，一系列运动接踵而来，项目陷入停顿，后又于20世纪90年代下马。转眼到了新世纪，张先生病重，《图谱》却还未出版。“我心里很难过，我就想自己能不能做点事。”极为张先生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历史学家王曾瑜说，“我找了过去图谱组的一些人，然后以张先生和我的名义，向中国社科院申请重点科研项目。”终于《图谱》再次上马。但今天出版的《图谱》中是看不到“王曾瑜”的署名，因为他曾宣布：一不挂名，沾利。
“迟迟找不到出版社，先后谈了几家，都无疾而终，最后是湖南人民出版社接下了这个烫手山芋。”黄正建说。
“当时我们感觉到这个项目很重大，是一个可遇不可求的好项目。面对资金缺口大，我们也有过犹豫，但是本着湖南出版人‘能吃辣椒会出书’的，我们下定决心，咬咬牙，决定把这个项目做下来。当我们将这个项目报给湖南省委宣传部、湖南省新闻出版局时，他们也非常支持，时任湖南省出版局副局长尹飞舟，出面帮我们解决了很大一部分资金难题，资金缺口没那么大了。最后湖南出版集团为我们兜底，彻底解决了后顾之忧。”湖南人民出版社副社长李声笑说。
推荐：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