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是个传奇的人物，他是文学史上的巨匠，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比之诗人，是李白之流；他是书法史上的名家，黄庭坚赞其“震辉中州，蔚为翰墨之冠”；他是佛教上的，摄取儒、释、道之妙理，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虽因党祸，而辗转迁谪，寥落人生，终不得志，却又长于诗文书画，而留下了千古印记。从两宋时代的“士大夫无不规摹”到元明历代对其或抑或扬，苏轼不仅成为书法史上的一个“标杆”，更是事涉背景、社会、价值取向的“文化现象”。
宋朝尚文，文章书画，不仅彰显着文人士大夫的修身之道，也成为标榜清明风气的外在表征，所谓“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苏轼天资颖慧，幼年作《却鼠刀铭》，苏洵称之，“命佳纸修写、装饰，钉于所居壁上”。苏轼亦从其父，法晋唐，但并不拘于一家一道，黄庭坚评其“少日学《兰亭》，故其书姿媚似徐季海。至酒酣放浪，意忘工拙，字特瘦劲，乃似柳诚悬；中岁喜学颜鲁公、杨风子书，其合处不减李北海。”可谓是书法之集大成者。
在宋人眼中，苏轼之书法“尚意”，而“妙在之外”，如其诗云：“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虽用墨太丰，而天然自工，笔圆而韵胜，又“如华岳三峰，卓立参昴，虽造物之炉锤，不自知其妙也”。在黄庭坚看来，苏子瞻书法得晋人韵致，非技法之高超，全在于“无俗气”而“韵有余”。这种“韵”得益于深厚的苏门家学，文章学问的涵养，所谓“学书要须胸中有，又广之以圣哲之学，书乃可贵。”其后继者更将这种“尚意”多加阐释，如李之仪提出的“为上”，秦观讲求的“不以病其”，陈师道所言的“妙在心手，不在物也”，但在恪守者眼中，苏轼书意，强作横书，不斜则浊，即便是运笔方式，也是“作戈多成病笔，又腕着而笔卧，故左秀而右枯”。
苏轼之书为所重，除“笔圆而韵胜”外，更在于“挟以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之气”。宋代士大夫讲求“胸中”和“腹中诗书”，既要胸中磊落，不随俗低昂，又要有忠义之气，临大节而不可夺。宋室南渡后，“元祐学术”逐步解禁，苏轼的气节开始为人所颂，宋孝更作《苏文忠公赠太师制》，追赠太师，并赞其“嶤然之节”。在《御制文忠苏轼文集赞并序》又谈到：“成一代之文章，必能立天下之大节。”苏氏文章成为一时之风尚，其书更成为争相摹习的楷模，遗墨字迹，万金购藏，更通过刻石、刻帖等方式，广为流布。南宋时代，独守半壁江山，士人关心国是，追怀节义品格，“立身大节，下睨，刚毅迈往之气，固宜磅礴八极”皆蕴藉在翰墨之间。
蒙元时代，以赵孟頫为代表的一派文人，推崇王羲之、王献之，又强调“书法以用笔为上，而结字亦须用工。”如董其昌所评“赵子昂则矫宋之弊 , 虽己意亦不用矣。”对苏轼并不十分崇尚，赵孟頫在《论宋十一家书》谈到：“东坡书，如老熊，百兽畏伏。”苏轼只是众书家之一，而非风尚。
明初，仍强调取法晋唐，轻于宋。周宪王朱有炖说“予平生不乐宋人书”，其所辑《东书堂集古法帖》，苏、黄、米、蔡无一入选。《明史·选举制》 中提及监生需“每日习书二百余字，以二王、智永、欧、虞、颜、柳诸帖为法。”《国子监·监规》更是要求“点、画、撇、捺，必须端楷有体，合于书法。”追求“点画信手”的苏体，与务求的《监规》格格不入。
实际上，苏轼在民间仍有广泛的影响，虽“有欹倾狂怪之势”，但“坡老墨迹，三尺童子亦知敬之。”其墨迹经北宋崇宁、大观的，及四五百年梦见偷东西被发现沧桑，到明朝已弥足珍贵。文徵明见坡公书，有十余种，多已残损，《乞居常州奏状》虽小楷淳古，而剥蚀处多；如《赤壁赋》则前缺数行；《宜春帖子》又中失一纸；其《寒食篇》《芙蓉城诗》与《九辩》，皆削去题名。许多人为了一睹真迹，不惜深入穷乡僻壤，荒僻古寺，甚至冒雨前行，即便得到片纸，亦视若珍宝。
相比于宋人对高洁品行的格外看重，明人也“因人及书”，或景仰其人格文章，或其文章，或嵬集墨宝、刻石刻帖，以祝允明、文徵明为代表的吴门书家，更是以苏书为典范，欲取其长。祝允明“偶效东坡书”。文徵明早年亦效东坡，自恨天资有限，不得东坡之韵，只学得“偃笔肥墨”。王世贞评文徵明书，认为其“少年草师怀素，行笔仿苏、黄、米及《圣教》，晚岁取《圣教》损益之，加以苍老，遂自成家。”但书法成就远不及宋人。既缘于习书者的职业画家身份，不得不迎合市场与应酬之需，更为关键的是技法难习。对于苏轼而言，书法既是爱好，“如好声色”，也是随心之作，并未严格恪守晋唐规矩。明人却将“尚意”，视为可摹习的范本，“意”不同，习字的效果自然不同。黄庭坚曾评苏轼假画：“高述潘岐皆能赝作东坡书，余初犹恐梦得简是真迹，及熟观之，终篇皆假托耳。少年辈不识乃如此！东坡先生晚年书尤豪壮，挟海上风涛之气，尤非他人所到也。”
近日，《竹石图》惊现于拍场，或真或赝，其韵难辨。既是“尚意”之作，除了坡公自己，恐怕都难以说清，而其“挟海上风涛之气”又岂是区区后辈小子所能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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