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当时武昌起义由党来领导，孙文也好，黄兴也好，那我觉得结果会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怀着理想的，是不会的。
关于辛亥，我们的历史课本中有详尽的描述，大量的影视作品也有涉及，成龙主演的电影《辛亥》很多观众都非常熟悉，所以大家对整个辛亥的过程、影响都耳熟能详。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其中的一点点细节，这些细节并没有被写进历史书，但其实在波澜壮阔的历史当中，许多人的命运以及一些细节，才真正地代表那个时代中国的样子。
先来讲讲在历史书中一直不太被提及的黎元洪在辛亥中所起的作用。历史对黎元洪的描写当然都是对的，他确实在辛亥的时候手刃过士兵。当时他是军官，本来已经躲起来了，穿了便装，但他还是被拉出来参加了这次行动。黎元洪当时是协统，也就是旅长，这实际上是在武汉的新军中能找到的最高级别的指挥官了。黎元洪应该是北洋水师学堂科班出身，而且参加过甲午战争，当时他是一艘著名的军舰“广甲”号的一个小军官。“广甲”号后来被敌人击沉了，但黎元洪表现得还比较英勇，在日军击沉“广甲”号之后，他自己跳海，最后逃了回来，他后来一都走得比较顺利。
新军当时最强大的就是北边袁世凯的北洋军和南边张之洞的这支新军。张之洞一直比较欣赏黎元洪，所以黎元洪就跟着他一直做到协统。在辛亥刚爆发时，黎元洪确实是像我们历史书中所描述的那样躲了起来，这些都没有。但是他最后还是被拉出来了，一开始他先扛了一阵子，说我不当，结果别人非要让他当，然后他说那就当吧。据说人家还替他签了字，签了个“黎”，所以他也没办法。然后别人又以他的名义发电报，他也没办法，但是他一直都不说话。直到有一天他看到机会来了，他毕竟是老官僚、老军人出身，当看到武汉三镇人民踊跃参军，各个阶层的人都支持，就突然觉得这事儿好像有点儿意思，自己人生的机会又来了。他确实是个机会主义者，但是机会主义者对的成功也起了重大的作用。
(图)黎元洪（1864年10月19日1928年6月3日），字宋卿，汉族，是湖北黄陂人。
如果当时武昌起义由党来领导，孙文也好，黄兴也好，那我觉得结果会不一样，因为他们是怀着理想的，是不会的。但是当时的力量实在是太弱小，武昌起义当中的那些领导人都是由连、排级干部组成的，一没经验，二没，最后才找到了黎元洪。黎元洪作为一个机会主义者，作为一个老官僚，在整个中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稳定住了局势。
就是因为他了解其他省的那些军官，知道那些官僚都是怎么想的，知道向哪边去。据说黎元洪当时还利用了一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设在武昌的一个国库的中转库，西南地区的大部分税收的中转都是在武昌。大家知道当时的国库中存有很多银子，黎元洪敏锐地发现利用这个库就能稳定住局面。所以他每天就干一件事儿，就是上午给各省发电报，下午汇款。电报发给各个省的巡抚或者军官，说你吧，你支持我们吧，我们团结起来，等等。他知道只要各个省都了，哪怕有十几个省开始，那这个就不会失败。于是他就大撒银两，把当时在武汉中转国库的大量银子汇给各个省，只要你，就给你汇钱，这样做相当程度上促成了各省的。
大家知道在整个辛亥的过程中流血是很少的，就是武昌起义时流了一点儿血，在山西的时候流了一点儿血。当时是山西的新军阎锡山包围了山西巡抚，山西巡抚就是我外婆的爷爷陆钟琦，陆钟琦也是在辛亥中被杀的唯一的地方大员。当时陆钟琦其实已经打算要了，结果还没有来得及行动，就被新军阎锡山包围了，后来阎锡山成了山西的头儿。当时江苏的巡抚程德全直接把辫子一剪就宣布了，咱也甭等着被新军杀了，先当都督得了。于是程德全摇身一变，从江苏巡抚变成了江苏都督。程德全还干了一件特别可笑的事儿，他觉得既然，那总得点儿什么吧，什么都不，这怎么能叫呢？于是他就拿着，把他们家房上的那两片瓦给打碎了，说这是。
扬州的更可笑，那时扬州是水运以及盐商等的重镇，扬州当时也有总督、巡抚等。扬州的巡抚、总督都没想好怎么,党就开始“了”！可见当时孙中山领导的党进行了这么多年的，已经深入，最后扬州总督跳墙跑了，巡抚投河自尽了，扬州就这样光复了。然后扬州的那些士绅大佬就一齐到军的指挥部去，说，欢迎党来，扬州人民支持，请发安民告示。可以啊，我们可以剪辫子，但是不要乱。党一看，好啊，那就发安民告示吧。扬州就这么光复了。
当时全国各地都爆发了，武昌起义是由连、排军官发动的，其中黎元洪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但从整个大局看，还是以孙中山为首的，包括黄兴等，这一批党人，这么多年不懈地宣传、起义，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在黄花岗起义失败之后，大家就总结经验，说我们不能总在广东起义，广东不是中国的中心地带，新军、大的帮会都不在这里。最后党决定到长江流域去发展力量，因为长江流域有大量的码头，有码头的地方就有帮会，新军当中大量的士兵就是帮会。党当时联络了很多帮会，包括帮会在新军中的人，动员其加，这一切都促成了最后武昌起义的成功。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先生并不在场，据各种记载说，孙先生当时正在美国的一家中餐馆里刷盘子。对于这个细节其实我做过调查，我去了孙中山当年住的地方，孙先生当年生活得还不错，住在一间相当不错的公寓里，而且我也问过周围的人，孙先生当时确实没有穷到要去餐馆刷盘子。当然了，孙先生是不是刷过盘子不重要，后来还是孙先生回国，党才开始控制住局面。所以可以说武昌起义打响了辛亥的第一枪。
我再讲一个小细节，从这里大家也可以看到整个国家那种心向的状态。我的母校大学就是在1911年辛亥这一年成立的，而且就在辛亥之前，刚刚通过考试招来了第一批学生，其中就包括后来成为国学研究院主任的吴宓，他是的第一届学生。大学当时的名字叫学堂，是留美预备学校。在吴宓的回忆录中有特别有意思的记载，他说当时考进了留美预备学堂，准备好好地读八年书，到那儿学生食堂也开伙了，每顿饭四菜四汤，还有米饭馒头，宿舍的条件也好，正准备开始好好学习，结果突然就被遣散了。学生们在辛亥爆发后立刻分成两派，热情高涨的那一派马上南下了，剩下的那些人还在商量怎么办。最后校方给学生每人发了二十块大洋，先把大家遣散了。二十块大洋在那时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目了，可见多有钱。这些在吴宓先生的回忆录里都写得很清楚。后来直到辛亥彻底成功，清帝退位，的浪潮平息，第一届学生才开始入学。
这些时期的小细节我觉得很有意思，从这些细节中我们能看到，当时为什么能成功。它不是偶然的，不是放了几枪、用了一些什么计策就能成功，而是大势所趋。（文/高晓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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