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讲还叫吗？”“有的人已经到了、胆大妄为的地步！”“有些事情在上是绝不能做的，做了就要付出代价”……这些话，出自《习关于严明党的纪律和规矩论述摘编》，近来被广泛转载和关注。除了这些话，习总在论述中还展现了其深厚的国学功底，引经据典，款款道来。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些论述中的典故，学习习总讲话的同时，也来增长一下国学知识吧。
古人说：“欲知平直，则必准绳；欲知方圆，则必规矩。”没有规矩不成其为政党，更不成其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我认为，我们党的规矩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必须遵守的行为规范和规则。
《吕氏春秋》，又名《吕览》，是吕不韦召集门下宾客集体编纂而成的一部书。全书分为十二纪、八览、六论共160篇，体现了秦统一六国前夕的哲学和思想新趋势，保存了大量先秦史料和科学文化方面的珍贵资料。这部书体系庞大，既有指导实践之用，又有知识教育之功，蕴含着耐人深思的哲学意味。相传，《吕氏春秋》写成后，吕不韦曾在咸阳门贴出，说如果有人能把书中的文字，增加或减少甚至改动一个，赏黄金千两，这就是“一字千金”的故事。
党是我们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古人讲的“六合同风，九州共贯”，在当代中国，没有党的领导，这个是做不到的。会，中央局，中央局常委会，这是党的领导决策核心。作出的决策部署，党的组织、宣传、、等部门要贯彻落实，、、政协、法院、检察院的党组织要贯彻落实，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等的党组织也要贯彻落实，党组织要发挥作用。各方面党组织应该对党委负责、向党委报告工作。
——《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2014年1月14日），《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72页
当前，在请示报告制度方面存在不少问题。有的干部目无组织，干了什么、人跑到哪里去了，组织上都不知道，泥牛入海无消息。有事要找他们，众里寻他千百度，颇费周折。孔子说“游必有方”，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是连这一条都做不到，那就成问题了。对不请示报告的干部，党组织要格外注意，可能就是要出问题的。
——《严明党的组织纪律，增强组织纪律性》（2014年1月14日），《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68页
孔子说：“父母，不出远门。如果要出远门，必须有一定的去处。”为什么这么说呢？远游，指的是游学、游宦。无论是出去游学还是去做官，都是要长时间在外的。而在孔子的年代，交通通讯远不能跟当今相比，交通不便，音讯难达。因此，父母健在之时，最好不要远游，一是为了不使父母担忧，二是为了在父母需要帮助时能及时出现。这就是“父母在，不远游”。
当然，孔子并不反对出去游学、游宦。只要安排好父母，告知自己的去处，在有事之时能联系上。这就是“游必有方”。
我们是执政。很多规矩是立的，执行也是去执行。毛同黄炎培谈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就是说要让人民来监督。我们要长期执政、始终为人民谋利益，就必须加强监督、净化能力，在体制机制层面加督力度。同时，要发挥群众监督、监督、监督的作用。
【原典】秋，宋大水。公使吊焉，曰：“天作淫雨，害于粢盛，若之何不吊？”对曰：“孤实，天降之灾，又以为君忧，拜命之辱。”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悖（通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且列国有凶称孤，礼也。言惧而名礼，其庶乎。”
宋国发生了一场大水，把宋国的粮食都淹没了。鲁国派了一个使者去宋国表示慰问。宋国的国君面对鲁国的使者说了这么一句话：“都是我不好，降下了，不仅使我的人民，还让你们鲁国的国君替我担忧了。”鲁国的使者回到鲁国以后，把这个话在朝廷上叙说了一遍，当时臧文仲就发出了一段感慨，他说：宋国要兴旺了。“禹、汤罪己，其兴也悖（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禹和汤是明君，他们为政的时候，所有不好的事情都自己承担，所以国家就兴旺。但桀和纣“罪人”，所有不好的事情都是别人干的，和他们没有关系。所以臧文仲就从罪己和罪人的行为当中，总结出这样一个历史规律。
“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铲除不良作风和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根本上要靠法规制度。我们党长期执政，既具有巨大优势，也面临严峻挑战，必须依靠党的各级组织和人民的力量，不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管理、监督。只有建好制度、立好规矩，把法规制度建设贯穿到反腐倡廉各个领域、落实到制约和监督各个方面，发挥法规制度的激励约束作用，才能筑起遏制现象滋生蔓延的“堤坝”，才能推动形成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原典】然臣窃闻善除害者察其本，善理疾者绝其源。伏惟陛下，欲纾人之忧，先念忧之所自；欲救人之病，先思病之所由。知所自以绝之，则人忧自弭也；知所由以去之，则人病自瘳也。然后申之以救疗之术，则人易康宁；鼓之以安乐之音，则人易和悦。斯必应疾而化速，利倍而功兼。
这句话是说：善于消除的人，总是先查找其根由；善于调理疾病的人，总是先断绝疾病的源头。比喻解决问题要找到问题的症结，进行根治。
《策林》，是唐代诗人白居易所作，当时白居易将参加制科考试，退居于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写成了《策林》七十五篇。《策林》面对现实，总结历史经验，主要探讨了施政之道、选贤任能之道、整肃吏治之道等问题。
法规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长期性。同志说：“要解决思想问题，也要解决制度问题。”“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反腐倡廉法规制度既“禁于未然之前”，又“禁于已然之后”，为、干部拉起了高压线、划出了警戒线，在党风廉政建设中具有规范引导、控制约束、警戒、惩罚威慑的作用。
这是贾谊《治安策》（又名《陈政事疏》）中的话。贾谊曾多次陈述政事，这些论述的要点被收入《汉书·贾谊传》，即《治安策》。《治安策》论及了当时明显的或潜在的社会问题，并指出相应的对策和补救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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