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2版）“四三会议”和落实“四三会议”的“五二七会议”后，领导的自治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广泛深入地展开。此时，发动的全面内战爆发，解放区和全国其他解放区一样，奋起英勇抗击。 自治运动联合会总部及其直属机构由撤到察锡草原，10月至11月间，在主持下接连召开党委（原为自治运动联合会机关党委，撤离时晋察冀中央局赋予它地方领导责任）和自治运动联合会常务委员会议，建立调整加强战时体制，对战时斗争任务作了全面部署。从解放区地域辽阔分散的实际出发，决定建立察锡工委和察锡行员会，创建察锡根据地。兴安省在中央西满和军区统一领导和指挥下，按照自治运动联合会总部的部署和要求，为适应战时需要，联合会东蒙总分会和兴安省工委留在王爷庙指挥全局；建立兴安省分工委，带领省和临时参议会到海拉尔建设北部后方；省军区转移到阿尔山指挥对敌作战。他们这样切合实际的分工与布局，相互密切配合，有效地领导指挥了东部四盟作战和开展自治运动等各方面的工作。察锡、兴安和卓昭、巴乌地区都各自为战，在相邻解放区中央局、及军事指挥机关统一指挥下，很快进入战争状态，投入解放战争。党委和自治运动联合会要求自治运动联合会总分会、分会在密切配合人民自卫军部队抗敌的同时，按照各地不同情况，继续发动群众，结合支援前线等工作，推动自治运动向前发展。
在此期间，潜藏在兴安省临时参议会的军统玛尼巴达拉（兴安省临时参议会驻会参议、原东蒙古人民自治副、原伪满兴安总省总务厅厅长）浮出水面。为清除内患、巩固兴安省北部根据地，根据中央西满决定，兴安省分工委、特木尔巴根坚定、机智地了玛尼巴达拉，解送西满。省临时参议会包括主要领导在内的一些人却闹起了“救玛”，还省。经公布玛尼巴达拉犯罪事实后，大白，“救玛”停息。这一问题的解决，教育了干部，了队伍，巩固了兴安省北部根据地。
解放区军民，在相邻解放区主力部队帮助下，经过半年奋战，随着东北、华北战局的发展，在解放战争和自治运动两个方面都掌握了主动权，为建立全区域统一的自治创造了有利条件。早在1946年8月1日，就曾在《关于土地问题的意见》致中央的电报中提出：“目前，我们在绥（远）察（哈尔）热（河）及东北蒙古所面临的问题，首先是一百七八十万人口的自治问题。过去阶段党已克服了两次运动，承德会议（四三会议）在蒙人中影响极大，但蒙人一般不满目前的分盟自治与归省（解放区）领导，要求统一自治。如何适当的满足蒙族这一要求，这与解决土地问题有同等重要的意义。”11月18日，中央西满关于成立自治报中央、东北局并告云泽的电报中说：“承德会议后，东蒙自治解散，很多人不同意。当时从‘为全国和平应走曲折道’了一些青年，并以东蒙四个盟组成兴安省作为自治，这样蒙人尚感不过瘾。现包办国大开幕，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的呼声颇高，已进入内蒙有所策动。现东蒙无论老年、青年，进步的、落后的，都主张成立（内）蒙古自治。大公报记者亦有要求内蒙自治的呼吁。在此情况下，我们对内蒙自治问题应采取如何态度，是否召开内蒙人民代表会议，准备成立比自治运动联合会更具性质的机关。此问题根据全国形势，我们是否可以在之先有一确定之主张。”
1946年12月26日，中央关于自治问题复电称：“为了团结内蒙人民共同抵抗蒋介石的军事进攻与经济，现在即可联合东蒙、西蒙成立一地方性的高度自治，发布施政纲领。但对蒙汉杂居地区仍与汉人合作，并避免采取国形式。”“此事请即考虑，提出具体意见，进行具体准备，便于最近期内实现。”
根据中央决策，1947年2月，率自治运动联合会部分领导人和总会机关人员抵达兴安盟王爷庙，即刻投入筹建自治的紧张工作。中央东北局和西满，对此都很重视。为使筹备工作做到万无一失，中央东北局将自治运动联合会总会和东蒙总分会、兴安省工委、省等主要领导人都邀请到。根据中央，在东北局直接领导下，由主持就成立自治的主要问题进行了充分商讨。包括方方面面的主要领导人，在团结融洽的气氛中，共同起草了《自治施政纲领》《自治组织大纲》等会议文件草案，提出了临时参议会和自治组员候选人名单。为对人民代表会议的领导，顺利完成代表大会的任务，还建立了以为的人民代表会议党团组织。
为了全面总结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后，特别是“四三会议”后一年来自治运动全面发展的工作和经验，提高联合会执委和人民代表的认识，真正做到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在代表会议前先举行了自治运动联合会执委扩大会议，提前到达的代表会议代表都先参加了执委扩大会议。执委扩大会议从4月3日即“四三会议”一周年的日子开始，23日结束，整整开了20天。在会上作了《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报告》，联合会总会、总分会和各分会及兴安省等都作了工作报告。会议气氛热烈，与会人员情绪高涨，形势一派大好。
4月26日，人民代表会议在兴安盟王爷庙开幕。会议按预定议程进行，但在将要选举时，包括已是中员的几位代表人物思想出现反复，又提出“建内人党”即“由谁领导”，要“什么样自治”的问题。同时，他们还背着会议党团组织搞了一个“不选除以外的延安老干部、不选抗战胜利后参加工作的青年、不选汉人”的所谓“选”，私下在代表中传递。这种情况一出现，就遭到多数代表特别是农牧民代表和青年知识代表的反对。
以为的会议党团组织认为，出现这种情况并不奇怪，“四三会议”《主要决议》代表的是他们中左翼进步思想转变后的主张。参加“四三会议”的代表回去传达时，处于中间的部分人一时还转不过弯来，右翼强烈抵制。全面内战爆发后，在发起大规模军事进攻时，部分中间人物观望，极右投敌，部分右翼认为是“国共之争与我无关”，提出“退出内战”。在这样复杂的形势面前，一些人产生、出现思想反复不难理解。至于“四三会议”期间已是中员的同志出现反复，是违纪违规的错误。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是因为他们时间短，思想上的问题还没有真正解决，缺乏党纪党规观念所致。
为了代表会议顺利进行，会议党团组织在主持下，经认真研究确定，首先统内思想，当务之急是排除“选”，确保按预定方案选举产生自治。至于“建什么党由谁领导”，不属于人民代表会议的“议事范围”，留待代表会议后解决。会议党团组织带领党团员耐心做部分一时认识跟不上的代表们的思想工作，提高了他们的认识，把绝大多数代表团结起来，在党团员及农牧民和青年知识代表带动下，顺利地完成了代表会议的任务。会议选举产生了以博彦满都为、吉雅泰为副的临时参议会；以为、哈丰阿为副的自治。人民代表会议实现了其历史任务。
1947年5月1日，当选自治的代表当选的自治组员宣誓就职，宣告了中国领导的自治区的诞生。从此，进入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民族区域自治”由理论变成了现实。
中央对建党问题十分重视也十分慎重，曾反复同有关中央局、和商讨。对于这个问题，1947年4月1日，东北局给中央发电并告云泽（）、李（富春）、黄（克诚）说：“最近东蒙有些人又重提组党（内人党），动机不尽，”“此问题弄不好，可能搬起石头打自己的脚”。同时提出“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不取消”，“不必成立人民联盟（党）”。4月20日，中央电复东北局并转云泽称：“不组织内蒙（古）人民党而保留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此意甚好。”但是，中央经多方面考虑后，4月23日，又给东北局并云泽说：“关于内蒙人民党问题，如照东北局主张，能以内蒙（古）自治（运动）联合会代替人民党为内蒙人民群众组织”，“而以从中领导，自为上策”，“而这些人（思想出现反复的代表人物）又极力主张恢复（内人党），我们亦一时难以，则不如采取积极态度以为中心来建立人民党，领导其向发展”，“但两者，究竟何者为好，并行得通，仍望东北局根据实况商定之”。
对于这个重大问题，主持召开多次会议，以统内思想。对思想上出现反复的同志耐心做思想工作，他们认识提高后主动作了，表示放弃自己的错误想法，回到党的立场上来。这种情况的出现，给东北局决策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中央东北局按照中央授权，经过反复思考，全面权衡，1947年5月21日，决定党的组织机构称“工作委员会”。5月26日，又决定等九位同志为工委委员，任命为工作委员会，刘春、奎璧、克力更、王再天、王逸伦、哈丰阿、特木尔巴根、王铎为委员，吉雅泰、阿思根为候补委员，方知达为秘书长。6月2日，工作委员会作出的第一个决议是《关于建党问题及团结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奉中央东北局，工作委员会已经成立，不再建任何外围党。全体要执行党的决议，加强团结，统一思想、统一步调，迎接伟大而艰巨的斗争。”7月6日，在王爷庙（今乌兰浩特）群众大会上公开宣布“工作委员会”成立。当时之所以叫“”，是为了照顾部分人的认识水平，并不影响的党组织是中央统一领导的中国的一部分。至此，建什么党，由谁领导民族解放运动的问题，主要代表人物在认识上达到了真正统一，得到了彻底解决。
以为的自治和以为的工作委员会的成立，标志着民族取得了基本胜利。自此，人民了创造、幸福新历史的征程。
自治和工委成立后，的蒙古族各阶层和各族人民欢欣鼓舞，信心百倍地踏上了创造新历史的征程。但极少数不甘心人民的胜利，要挣扎做最后一搏。他们以由旧警事人员占多数的自治为“据点”，暗中组织了一个名为“劳动农牧民前进会”的组织，新生的自治。他们的活动很快被工委社会部掌握，及时报告了工委。工委当机立断，决定尽快查清事实，彻底清除这一组织。：“从清查‘前进会’入手，不惜关门重建，也要把的权拿回来。”通过解决“前进会”的问题，使、干部和人民群众受到深刻教育，巩固了新生的人民。从此以后，各阶层和各族人民，在党的工委和自治领导下，团结一致，朝着美好的未来不断奋勇前进。
不分先后，认识也不论迟早。曾经有误认识，包括认识转变后又有过反复的同志提高认识改正错误后，在创造新历史的征程中为党和人民的事业都作出了应有贡献，有的还成长为主义战士，甚至家。如1946年“四三会议”期间成为中员的特木尔巴根、哈丰阿，还有与我们长期合作的老朋友博彦满都等，在20世纪中期创建自治区，建设初步繁荣昌盛的模范自治区的过程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取得民族彻底解放，实现“民族平等、自治”即民族区域自治的奋斗中，还有一项不能忘记，就是民族人民武装的贡献。
中国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武装的反对武装的，属于中国一部分的也不例外。中央1945年10月23日给晋察冀中央局和晋绥的电报明确：“建立地方武装。”晋察冀中央局10月27日《关于察蒙情况及方针》给中央的电报也明确提出：“组织蒙民自卫武装。”自治运动联合会成立时，当选自治运动联合会时就兼任军事部部长。这充分表明了中央和有关中央局及主持领导的自治运动的，对民族武装的重视。
民族武装部队，有的是自己组建起来的，有的是由起义部队改编或收拢的旧人员组成的。自己组建的部队组建伊始，就按八军模式建立和发展，设政工人员和工作机构，引入八军工作制度，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改编和收编的部队是由旧到新，，经过整顿和不断补充新鲜血液，逐步成为人民和民族服务的军队。提出的建军方针是，中国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在战斗中提高壮大，有的是先训后打，有的是先打后训，有的是边打边训，在实战中消灭敌人，发展壮大自己。
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的地方自卫武装，最初只有1945年12月组建的人民自卫军骑兵旅。1946年“四三会议”实现了自治运动统一，民族武装由自治运动联合会统一领导，原隶属于东蒙古人民自治的东蒙古自治军第一、二、四师等部队，改为隶属于自治运动联合会领导的自卫军骑兵一、二、四师等；9月，在翁牛特旗组建了师级建制的卓索图盟纵队；解放战争爆发后，11月将骑兵旅扩编为骑兵第16师，将巴乌地区的4支队扩编为骑兵第11师，将由海福隆火线起义部队改编成的自卫军第5支队扩编为自卫军骑兵第17师。这些民族武装部队，由联合会兼军事部长统率，在八军（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察冀、冀热辽、西满等相关军区统一指挥下，顽强地抗击了军队的军事进攻。虽然解放战争初期，在一些还没有来得及彻底的部队中发生了多起我政工人员、投敌的事件，但广大自卫军指战员在中国的坚强领导下，英勇奋起抗敌平叛，取得了抗敌平叛双胜利。而后，在工作委员会和部队党组织领导下，利用战隙整编训练，特别是在农村土改和牧区中，大批翻身农牧民子弟踊跃参军，给这支民族武装增添了新鲜血液，提高了这支部队的性和战斗力。后来在新式整军中又经过诉苦，查斗志，健全党的组织，加强工作等，将这支民族武装建设成为坚定、战斗力强的真正人民子弟兵。在解放战争中，这支民族武装部队创建巩固并不断扩大了察锡根据地和兴安省后方，剿灭了草原匪患，在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支援下战胜了的军事进攻，巩固扩大了解放区，了自治运动的胜利发展，了农村土改和牧区，为自治的建立创造了有利的社会。没有这样一支民族子弟兵的英勇奋战和流血，就没有民族的彻底解放。自治建立后，它为新生的民族，为社会稳定和人民生活安宁，都作出了重大贡献。
1948年1月1日，这支人民子弟兵由自卫军改称人民解放军。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中，它参加了辽沈和平津两大战役，在东北、华北两大战场都立下赫赫战功，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根据命令，人民解放军自1949年5月1日起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区，正式进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这是这支人民子弟兵的光荣，也是人民的骄傲！
1946年5月4日，中央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即《五四》）；1947年10月10日，中央发布《中国土地法大纲》。《五四》和《中国土地法大纲》的发布，先后在全国解放区掀起了清奸反霸和土地的。这两个，在全国解放区消灭了数千年的封建土地制度，实现了耕者有其田。这一重大社会变革，极大地激发了翻身农民的热情，加快了的崩溃和新中国的诞生。
这两个中的第一个——清奸反霸，在解放区主要波及自治运动联合会开展工作最早的察哈尔盟和锡林郭勒盟，以及稍后开展工作的卓索图盟和昭乌达盟。1946年夏开始的这几个盟农村的清奸反霸，收到了与全国各解放区相同的效果。但受农村清奸反霸影响，解放区的部分牧区也分了牲畜，斗了牧主和封建、教上层人士，昭乌达盟即热北地区还仿效农村的“耕者有其田”，提出“牧者有其畜”。这类问题的发生，加剧了社会不稳定，使牧业经济受到了损失。自治运动联合会和有关中央局、发现上述问题后，当时就了他们的错误做法，严肃了有关领导。年底，到昭盟林东，直接听了汇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针对出现的问题，分析牧业经济的特点和牧区社会结构、阶级关系与农村有什么不同，初步认识到：牲畜是有生命、能产仔的活物，是生产资料；同时，牲畜肉能吃、皮毛能用来御寒，又是生活资料。再加上牲畜很容易死亡和被宰杀，遇到自然灾害，牧业经济很容易造成严重损失。因为牧区的牲畜既是生产资料又是生活资料，它和只是生产资料的土地不同，与农业相比更加脆弱。考虑到这些因素，已有了不能随意斗牧主、分畜群的初步构想。
《中国土地法大纲》发布后，农村土地的就要开始，牧区怎么办？考虑，这次的运动要从察、锡、卓、昭，扩展到哲、兴、纳，范围比贯彻《五四》时要大。接受那时的教训，这次以为的党工委特别强调要先试点，取得经验再铺开，还要求有适合牧区特点的特殊政策。这就是从1946年下半年就考虑逐步形成的“两利”政策的缘由和起始。
牧区的牧主与牧工之间的“苏鲁克”，属于雇佣劳动，经营方式类似于资本主义。考虑到这一特点，在以后社会主义中，对牧主实行了比对资本家还要宽的赎买政策，采用了办公私合营牧场的方式，了牧主经济，牧主成了公私合营牧场的副场长或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还提出了在牧区的社会主义和各项工作中，“步子要稳、政策要宽、时间可以长”的“稳、长、宽”工作方针。这是和以他为的自治区党委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体现。它了自治区在五六十年代各项事业的稳步发展。
1948年6月，在扎兰屯主持召开工委会议，为即将在召开的旗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做准备。他全面总结牧区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分析牧业经济和牧区工作的特点，初步形成了对牧区的基本想法，明确在牧区是废除奴隶制、削弱封建制。7月，由中央东北局领导，在召开旗县以上领导干部会议。在会上讲游牧区政策时说：“1、废除封建，适当提高牧工工资，改善放牧制度，在牧民（工）与牧主两利的前提下，有步骤发展畜牧业，改善牧民生活。2、的蒙奸，经盟以上批准，可以其牲畜、财产由处理，一般大牧主一律不斗不分。3、实行，有步骤地建立，发展游牧区经济。”这是后来被简称为“两利”政策的第一次比较系统全面的表述。从此以后，较晚解放地区的牧业区，都照此掌握，由削弱封建到消灭封建，稳步完成了全区的牧区任务。以后，又从牧业区经济凋敝、人口下降的实际出发，提出“人畜两旺”的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导下，既使牧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和稳步发展，也改变了人口负增长的景况。
1953年6月，中央民委召开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总结全国少数民族牧区工作。在作总结报告时，把实行的“慎重稳进”和“人畜两旺”牧区工作方针，提升为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牧区的工作方针。对“两利”，他作了“不斗、不分、不划阶级和牧工、牧主两利”的简明表述，并提升为全国少数民族牧区工作“十项政策”中的第一项。中央民委第三次委员扩大会议的文件，经中央批准转发全国，把先行一步的牧区工作经验推广到了全国少数民族地区，成了五六十年代全国少数民族地区牧区工作的指导方针。
牧区的，是一项开创性的。初期因为没有经验，曾出现过曲折，但它同农村土改一样，产生的巨大效果和社会影响是空前的。它极大激发了被解放的奴隶和翻身农牧民的热情。为胜利果实和幸福生活，他们踊跃报名参军、参战，积极支援前线，在清除草原匪患和夺取人民解放战争全面胜利中，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前夕，1949年3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提交了关于《情况》的书面发言。会议期间，对说：“要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对如何落实这一，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早有考虑。为推进这一设想早日实现，1949年12月13日，中央决定撤销工作委员会，成立中央，归中央华北局领导。1950年1月，邀进京谈自治区与邻省划界问题，问有什么考虑？说：“尊重历史，照顾现实。”称赞：“这个原则好！”按照这个原则，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和全区域解放，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国民经济恢复与发展，时跨13个年头，经过多次区划调整，才形成现在这样一个地跨三北（东北、华北、西北）的自治区，实现了在西柏坡讲的“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貌”。
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在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充分显示了在落实党的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中，的决心，的认真，的耐性。这一点，主要表现在“蒙绥合并”问题上。讲的“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必然包括撤销“热（河）察（哈尔）绥（远）三省”。让选首府，选中了归绥（今呼和浩特）。这时候“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貌”的轮廓，就已经大致上清楚了。为便于推进这一问题的解决，1952年5月11日中央华北局提出，12日中央批准，中央与绥远省委为指导关系。同时决定，自治区领导机关由乌兰浩特西迁。西迁本来该一步到位迁到归绥，但因对的区域问题认识不一致，只好先落脚。曾风趣地将此比作“借荆州”，说“该借就借，走一步近一步”。对于这个问题，为了做思想工作，讲了“开两扇门”：一扇门是蒙古人欢迎汉人进来，帮助建设包钢；一扇门是汉人支持蒙绥合并，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1952年初，得知“蒙绥合并”久拖不决，是因为有的领导干部不同意后，斩钉截铁地说：“不能再拖了，谁不同意就撤谁，几个不同意就撤几个！”在这种情况下，说：“这事是中央定了的，我去做工作，请放心。”之后，给出主意，让他以与绥远省委为指导关系之便，先去沟通，而后他再亲自去做工作。1952年6月，自治区领导机关由迁到归绥（今呼和浩特）。紧接着中央华北局报中央批准，中央与绥远省委合并，称中央蒙绥，党的工作实行统一领导。在行政管理上，自治和绥远省合署办公。经过反复地耐心做思想工作和一段磨合，终于取得一见。1954年3月，正式撤销了绥远省建制，辖区划归自治管辖。至此，“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貌”基本实现。随后于1955年年底，属甘肃的阿拉善、额吉纳划归自治区，最后1962年省商都县划给自治区。这时说的“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貌”，才由愿望变成了现实。
完成了中央交给他的“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的任务，圆了蒙古族长期向往的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实行“全区域统一自治”的梦。这是中国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
的干部来自四面八方，在实现“恢复历史上的本来面貌”的过程中，每次区划调整，都带进来一批干部。他们带来了原属地区的好经验和好作风，这些干部和当地干部团结一致，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全心全意，为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他们的历史功绩，将永远被人民铭记。
实现民族彻底解放，实现全区域统一自治，这两项历史任务的完成，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我经历了这段历史，是这段历史高峰期（1945年8月抗战胜利至1947年工委成立）的亲历者，也是创建自治的人民代表会议的代表。回首这段史诗般的奋斗历程，心潮激荡，感慨万千。主政这段奋斗历程的，在自治区40年时总结了四条基本经验：一是党的领导，二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三是加强民族团结，四是培养干部。这是他亲身体会的真知灼见。能具有这四条，能做到这四条，我们从中能得到什么呢？我觉得主要是两条。其一是牢牢把握大方向。这就是中国领导，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民族平等、自治。这是根本，是奋斗目标，也是归宿。其二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这就是理解包容，提高认识、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坚定不移、持之以恒。这是条件，是同志、朋友间的行为准则。只有这样才能确保大业有成。回头审视这段历程中所有成功的大事，无一不是这样取得的。
回首历史，我们值得骄傲，这是因为我们时无虚度，力无白费。实现“民族彻底解放”，实现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全区域统一自治”，史册。它不仅使民族结束了被分割和贫穷落后的历史，了统一、繁荣、幸福的大道，开创了新的历史征程；也为新中国成立后以民族区域自治作为解决我国民族问题的基本政策开了先河，树立了榜样。这段历程中的各种复杂问题的彻底解决，这一代人上达到的高度一致，为自治区以后的发展，包括在20世纪中期成为初步繁荣的模范自治区，以及在新的历史时期的快速发展和北疆的长治久安等，都打下了基础。
习总在庆祝中国成立9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提示我们：“不忘初心，继续前进”。“走得再远，走到再的未来，也不能忘记走过的过去。”“永远保持对人民的赤子”。有一颗“赤子”，全心全意，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这是人和所有者的共同，也是主题。先辈们这样做了，我们过去这样做了，今后还要这样做。要不懈，永远这样走下去！
回顾历史，重在尊重历史，以史为鉴。习总在纪念孙中山诞辰150周年大会上说：“近代以来，中国经历了长达百年的国破山河碎，遭的悲惨历史。”“我们绝不允许任何人、任何组织、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出去。”“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根本利益所在，也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和神圣职责。”习总发出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最强音，是对全体中华儿女振奋民族的强力，也是对形形色色的严正。新形势下，我们不忘初心，就是要继承先辈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爱国；继续前进，就是要紧密团结在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周围，在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长征中，创建更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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