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第209期所述，甲午之败将“康（有为）党”推上了前台。“康党”名义上虽高举“维新”旗帜，但其倾向“反满反清”，其具体行为，更有浓重的“”嫌疑。①
“维新”抑或“”，自然并无对错可言。真正可议者，乃在其具体内容。如康有为意欲光绪设立“制度局”，以架空、取代清廷自中央到地方的现有各级官僚行政机构，即属异想天开，断难实现。而戊戌年最的构想，莫过于所谓的“中日合邦”。
关于“中日合邦”，康有为在《自编年谱》并不讳言：“(我当时)与日本使矢野文雄约两国合邦大会议，定稿极详，请矢野君行知总署答允，然后可以大会于各省。”②同时，康还曾让其杨深秀向光绪上奏，“我皇上早定大计，固结英、美、日本三国，勿嫌合邦之名之不美，诚天下之福矣”。③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要价一百万两，向张之洞、李鸿章等兜售救国“妙策”——“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
较明确透露“合邦”之具体内容者，乃康党宋伯鲁之奏折。奏折称：“英国教士李提摩太来京，往见工部主事康有为，道其来意，……拟联合中国、日本、美国及英国为合邦，共选通达时务、晓畅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别练兵若干营，以资御侮。……今拟请皇上速简通达外务、名震地球之重臣，如大学士李鸿章者，往见该教士李提摩太及日相伊藤博文，与之商酌办法，以工部主事康有为为参赞，必能转祸为福，以保乂我社。”④
所谓“选通达时务、晓畅掌故者百人，专理四国兵政税则及一切外交等事”，意即参与“合邦”之国，其现存架构完全作废，须另由康有为、李提摩太、伊藤博文等人挑选百名外国顾问，全面接管中国的、军事、财政、外交等一切事务。
上述材料，一方面康党当日确曾积极运作“中日合邦”乃至“中日美英合邦”，另一方面，又透露出康党意在夸张其辞以欺玩光绪。如茅海建先生披阅史维塔斯发律师函料甚广，亦坦承：“康称与日本公使矢野文雄已‘约两国合邦大会议’，我却尚未查到相关的史料”；至于杨深秀、宋伯鲁之奏折，称美国亦涉入其中，则毫无史料可证；惟有英国传教士、投机李提摩太，倒确实在“合邦”问题上与康有为一拍即合——事实上，早在与康党合流之前，李提摩太就曾要价一百万两，向张之洞、李鸿章等人兜售其“延请外国监管中国的外交和”，以抵御列强瓜分的“妙策”。⑤
换言之，目下尚无任何材料，能够康党在撺掇光绪搞“中日（美英）合邦”之前，曾与人物有过任何实质性的接触、达成过任何实质性的共识，其“挟洋自重”以欺玩光绪之意，至为明显。但这是否意味着：康党搞“合邦”，如某些学者所的那般，仅系“新政”的权宜之计？
答案是否定的。首先，早在1898年初，梁启超就曾命康党经营之“大同译书局”翻刻、出版了日本人森本藤吉所著之《大东合邦论》，该书之主旨，乃是日本应该与朝鲜合并为“大东国”。梁氏并亲撰序文为之宣传。⑥
其次，“合邦”之“邦”，在晚清翻译语境中，明确系指美国之“state”（州）。如1868年张德彝出使美国，其游记称：“合众国议事厅，……排座各邦绅士二百七十余名”。因“state”拥有较高的自治权，故康党洪汝冲，才敢在劝说光绪“合邦”时说：“此事若在欧西，即合为一国，亦不为怪。”⑦
再次，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戊戌喋血之后，康党仍未放弃“中日合邦”的构想。如1899年11月，康党“自立军”唐才常在《亚东时报》上刊文，：“日人保支，而有异于英、美用心……斯乃天所以成将来二国合邦之局。”⑧
简而言之，戊戌年前后康党运作“中日合邦”，乃是其固有“排满反清”之立场的产物。在该立场下，康党之举措，往往不择手段，乃至于除“制度局”、“中日合邦”之外，尚有“尽卖于英吉利”、“可得善价供新政用”等等想法。⑨
①谌旭彬：《戊戌变法潜藏着一个大》，短史记第209期。②康有为：《康南海自编年谱》。③《山东道监察御史杨深秀折》，《戊戌变法档案史料》，P14-15。④《请速简重臣结连与国以安而救危亡折》（康有为代宋伯鲁作），《戊戌变法档案史料》，P170。⑤茅海建：《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P454-465。⑥茅海建：《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著，三联书店2009，P387-388。⑦洪汝冲：《敬陈迁都借才联邦三策本原大计呈》，转引自茅海建《〈我史〉鉴注》。⑧唐才常：《日人实心保华论》，收录于《唐才常集》，岳麓书社2011，P362-364。⑨谌旭彬：《谭嗣同欲“尽卖于英吉利”》，今日线期。返回搜狐，查看更多
网友评论 ()条 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