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以《》为典范的全国新闻工作，是建国以来新闻界的一件大事。在短短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它迅速的了历史的舞台，又迅速转身从历史中淡去。关于这次中途夭折的原因新闻史学界多有探讨，其视野多囿于国内诸多因素。本文据史料分析指出，的“匈牙利情结”是新闻的中途夭折的重要因素之一。将国内国际两方面因素加以结合考量，此次新闻的脉络才会更为清晰可辨。
新闻史学家一般认为，在1957年下半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因反右扩大化等诸多原因而中途夭折。“1957年反斗争的严重扩大化......给新闻事业带来很大的影响”，“新闻事业领域进行的反斗争......造成了不幸的后果”，“对新闻界的教训是极其深刻的”，“1956年开展的新闻工作从此停止，不再提及了”，即意味着“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新闻工作中途夭折。”
复旦大学童兵教授认为，“反右斗争出现了扩大化的倾向，给党和人民的事业造成重大损失。”但新闻夭折不是偶然的，它源于“党的指导方针的失误”，如果深究一层便可发现，“早在几年前的几次事件中，已经可以依稀地看到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的影子了。”这就牵涉到一个问题，即，既然在几年来的时间里“已经可以依稀地看到这种错误的指导方针的影子了”，新闻又为何在一段时间内得以蓬勃开展?难道如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所认为的“毛把和发表意见的闸门开得大大的，他想人们把自己内心深处的想法用口头或书面的形式发表出来，以便他能够把那些他认为具有有害思想的人搞掉”?
不妨将上述两种对新闻失败的原因概括为“反右扩大说”(或“突变说”)与“阳谋说”。“突变说”倾向于认为新闻原先的目的是好的，但不幸中途夭折;“阳谋说”恰与之相反，这种看法认为既定目的就是要“引蛇出洞”，所谓“新闻”，只是达到既定目的的必经途径而已。如果“突变”是新闻失败的原因，但缘何在“双百方针”指导下本开展得“十分活跃”的界[8]仿佛于转瞬之间就急转直下并“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社会主义新闻事业踌躇不前”?“阳谋说”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一种怀着的情绪化的评论，了确实有消除弊端的愿望，把本来很复杂的事情看得过于简单了。
当代中国社会的基本形态尚处在逐步成长、成熟的过程中，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历史现象及其历史影响还在不断发展和变化中，许多本质性的特征等尚未比较充分地出来，所以，对历史真实的相对追求，是一个不断调整、不断修正、不断深化的逐步接近和走进客观真理世界的过程。老一辈新闻宣传家陆定一先生曾说，在对历史教训的分析和总结上，应该“宜细不宜粗”。对历史性的错误，分析得越透彻、越准确，吸取的教训才能越深刻，也才能防止重犯类似的错误。如果考虑到当时的一大国际背景匈牙利及毛对此的反应，则可以得出结论说，新闻的初始既非“阳谋”，其终止亦非“突变”，贯穿其中的一条线索被忽视了，这条线索就是的“匈牙利情结”。
早在1955年就意识到了新闻工作存在的问题。他在12月间为《合作社的整治工作》一文撰写的按语中曾说：“我们的许多同志，在写文章的时候，十分爱好党八股，不生动，不形象，使人看了头痛。”“哪一年能使我们少看一点令人头痛的党八股呢?”1956年2月19日在给中央宣传部的一封批语中明确提出了学术思想可以“讨论”，他说：“讨论，不应当去。这是对学术思想的不同意见，什么人都可以谈论，无所谓损害威信。......如果，那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4月，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宣布了发展科学文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即“双百”方针)。该方针的提出，被视为1956年新闻工作的“指导思想”或是“指导方针”，这也标志着“闻工作的时机与条件开始成熟”。
此后多次谈到“百家争鸣”，“讨论”的问题。4月底，在中央局扩大会议上作了《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中提出了中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方针，尽管毛认为“他们(党派)中的许多人实际上就是不同的反对派”[17]，但是“我们有意识留下党派，让他们有发表意见的机会，对他们采取又团结又斗争的方针。”5月初，在最高国务院会议第七次会议上又提出，百家争鸣是诸子百家，春秋战国时代，2000年前的那个时候，有许多学者说，大家争论，现在我们也需要这个。在新闻初期的8月份，曾表示：“像中国这样大的国家，应该‘标新立异’，但是，应该是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为群众所欢迎的标新立异，越多越好，不要雷同。雷同就成为八股”。
正是在的下，新闻才得以顺利展开。1956年社会主义新闻工作以7月1日《》正式宣告该报为肇始标志，在在其《致读者》一文中提出了三方面的要求：扩大报道范围;开展讨论;改进文风，活跃风气。
4个月后(即1956年10月底)新闻的性质随着匈牙利的发生而悄然发生变化。中国新闻事业，作为党的，其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党的领导人的态度。在波匈危机后(更为确切的说，是在匈牙利危机后)，的对待新闻指导方针——“双百”方针——的态度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至少可以说，匈牙利危机后，在毛的设想中，“双百”方针打上了鲜明的意识形态色彩：“百家争鸣”逐渐演变为“两家争鸣”(即资产阶级和)，“百花齐放”逐渐演变为“两花齐放”(要么放“香花”，要么放“毒草”)。
波匈危机，虽然在毛的著作中常常将两个事件相提并论，但事实上毛对待两个事件的态度截然不同。对于前者，毛第一个给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发贺电支持他的，他倾向于认为波兰反对的是苏联大国沙文主义，而对于后者，毛泽认为它反对的是社会主义，便不能。对于匈牙利事件，根据师哲(曾是和的秘书)的回忆：“倾向于进行压，但以为最好等多一些，在人民看的更清楚的时候再行动为好。”表明此态度的时间为1956年10月30日，可以说，这种态度与后来“鸣放”期间“放长线，钓大鱼”、“引蛇出洞”的策略是有相似性的。此后尽管毛也多次提到“双百”方针，但其涵义已经发生了微妙变化。陆定一在晚年的反思中曾指出：“(最初)对‘双百’方针，是全力支持的，他的确希望我国的科学和文化艺术能有个蓬勃的发展。但到1957年，的态度有所变化。‘反右’斗争后，虽仍一直提党的‘双百’方针，但不能认真贯彻和执行了。”陆氏看到了新闻指导方针涵义的变化，但认为这种变化发生在1957年，本文界定为1956年10月底，在此后在诸多次会议会讲话中，可以或隐或现地看出这个转变。
1956年11月13日，也就是苏联出兵，匈牙利事件结束的第9天，在八届二中全会小组会议上做了《国家预算要重点建设又要照顾人民生活的发言》，这次发言本应是探讨或分析“国家预算”问题，但在发言的最后，却出乎意料地做了与“国家预算”问题基本无关的补充：“国内阶级矛盾已经基本解决，但是应该注意仍然存在的一部分的活动，对于资产阶级和知识的旧思想和旧习惯的，要在巩固、团结他们的方针下，继续进行长期的教育，人民内部的问题和问题的解决方法不是采用大而是采用小，要知道，在人民方面来说，历史上一切的大的运动，都是用来反对阶级人的”。在这里，重新把“知识”和“资产阶级”相提并论(早在1956年2月，中央局曾发出《关于知识问题的》指出，知识已经不再是作为对象的“小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毛不但一如既往地强调了对知识要进行“教育”，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大”和“小”的方法，这个方法后来被成功地运用到“鸣放”之中。
两天之后(11月15日，匈牙利事件结束的第11天)的第八届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主要谈到了四个问题，其中包括“国际形势问题”和“大和小问题”。在谈到国际形势问题时，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基于匈牙利事件可能给中国带来诸多影响的忧虑，他预想中国将来也可能会出现一场“匈牙利”：“比如说，像我们这样的人，可能犯错误，结果斗不赢，被别人推下去，让哥穆尔卡上台，把饶漱石抬出来，你说有没有这种事呀?我看一千年，一万年以后还是有的。”在谈到大和小的问题时，毛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干部，主张要大，说小不过瘾，他们要搞“大”，就是采用资产阶级的制度，学习的“议会”，“新闻”，“”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是错误的。他说：“现在党派，资产阶级反对大……如果搞大，党派就被消灭了，就不能长期共存了，教授是不是喜欢大?也难说，我看他们有所，也怕的大。你们要搞资产阶级的大，我就提出整风，就是思想。把学生们统统发动起来你，每一个学校设一个，你要过关，通过了才算事。所以，教授还是怕大的。”]此外，此次会议还作出决定：“自1957年下半年起，开展整风运动”。
事情过去几十年之后，回过头去看这段话就不难理解了。有两种“大”：匈牙利事件中群众上街，以及不久之后“”大鸣大放乱鸣乱放，是资产阶级的大，而发动学生斗教授，如同前几年对知识行之有效的思想运动，或几个月之后的反右斗争，就是的大。人们常说：“由整风运动转变为思想”这话，事实上是不甚妥当的。尽管八届二次会指出，将于1957年下半年开展的整风运动旨在“根除主观主义、派主义和官僚主义”，但在毛的预设中并非全然如此，他已明确指明了“整风，就是思想”。在他既定思虑中，反斗争就是整风运动的实质或是整风运动的最后阶段。这里说不上有什么转变，尤其说不上是180度的转变。新闻史学界之所以认为是整风运动转变为反斗争(即“突变说”)，只是因为他们所说的整风运动并不是毛心中所想的并且明确说明了的“整风就是思想”，而是他们自己所希望出现的整风运动，以最大的善意去解释《整风运动》的，看到实际情况与自己所希望的不符，就以为是“突变”了。
如果说这样的说法还比较牵强，那么在不到一个月后(1956年12月8日)在同工商界人士的谈话中，可以进一步上述观点。在这次会议上，毛又不可避免的谈到了匈牙利问题，他说：“苏联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是他正想兄弟国家的土地，这是违主义原则的”，毛向在座的人士，他“正是支持主义思想的”。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毛明确支持苏联出兵了匈牙利事件。这里还应注意一个问题，这次的谈话对象是“工商界人士”，三个月前他们刚刚被摘下了“资产阶级”的帽子，并“成为劳动人民的一部分”。毛在这样的背景下说自己“正是支持主义思想的”，其用意是否真如其字面所指，不难下结论。
带着他的“匈牙利情结”进入了1957。尽管一个月前曾自己“正是支持主义思想的”，但中国知识对波匈事件的热烈反应仍使毛感到忧虑。
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上，再次公开表达了这种不安。“党外那些捧波匈牙事件的人捧的好呀”，“(他们)开口波滋南，闭口匈牙利，这下就要露出头来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他们随哥穆尔卡的转，哥穆尔卡说大，他们也说大”。在这时甚至做出了这样的估计：在国内，无非是出大乱子，出“匈牙利事件”，有几百万人起来反对我们，占领几百个县，而且打到来……在匈牙利时间发生的时候，他们希望把匈牙利搞乱，也希望最好把中国搞乱，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但是中国为什么还没有出现“匈牙利事件”呢，因为“他们没有本钱了，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不听他们的，他们脚底下是空的，如果天下有变，一个把上海打的稀烂，这些人不起变化呀……他们老于世故，许多人现在在隐藏着”。既然“许多人现在在隐藏着”，那么如何才能解决问题呢? “那些人在搞所谓大的时候，一定要做出错误的行动，讲出错误的话，和鼓励自己”。“他们一搞大，尾巴就抓住了。匈牙利事件一个好处，就是把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因此，要“放手让他们…他们有屁就让他们放，放出来有利，让大家闻一闻，是香的还是臭的……他们要闹就让他们闹个够，多行不义必自毙。他们讲的话越错越好，犯的错误越大越好，这样他们就越孤立，就越能育人民……一定要让他，后发制人，不要先发制人”。
鲁迅先生曾说，中国的人们，遇见带有会使自己不安的征兆的人物，向来就用两样方法，将他压下去，或将他捧起来……压不下时，则于是乎捧，以为抬之使高，餍之使足，便可以于己稍稍无害，得以。鲁迅是最为欣赏的为数不多的“马克思主义艺术论者”(语)之一。本人在1964年一次谈话中也曾说：“将欲取之，必先予之，要打到你，先把你抬起来，搞”。在当时，在想用捧的办法而不是压的办法，并不是压不下，半年之后的反斗争就是用压的办法来彻底党派和知识的资本。由此看来，这时似乎还不能认为他已经准备一场后来那种具体形式的反斗争，他只是预感到将来会有一场思想的运动，由于他认为“”处于隐藏状态，因此有必要让他们把“猴子尾巴”露出来。
在讲这些话的时候，距实际整风运动的提出还有3个多月。但已可以依稀管窥到整风运动的大背景。1957年5月1日整风运动正式开始。
在正式整风前的4月份，毛曾经指出“鸣好鸣坏由他们自己负责。反正总有一天要整到自己头上来的。”整风运动开始14天后写成《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但是并没有向大众公布，而只是限定在干部阅读。在这篇文章中，毛指出：“现在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对我们越有利。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自己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需要钓……让牛鬼蛇神都出来闹一闹，这不叫诱敌深入，叫自投罗网”。在这时，还是认为在上应该是“正面言论”和所谓的“言论”都可以的。
一个月后(6月8日)作出了另外一个策略，即“在未落之前，党报正面文章少登……高等学校组织教授座谈，向党提意见，尽量使吐出一切毒素来，登在报上……最好让的教授，，助教及学生大吐毒素，畅所欲言”。这个仍然仅仅限于在，没有对公布。在这个中可以窥见更多的内容：“总之，这是一场大战(战场既在，又在党外)，不打胜这一仗，社会主义是建不成的，并且有出‘匈牙利事件’的某些。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只溃乱一小部分(这部分溃乱正好，挤出了脓包)利益极大。这是不可避免的,社会上既有反对派存在，中间又未受到现在这样的教训，党有未受到现在这样的锻炼，乱子总有一天要发生。”在这里，“引蛇出洞”的原因已经公开化了。原因之一即是怕将来中国也会出现一个大的“匈牙利事件”，而故意通过“引蛇出洞”的手段将他们“分割为许多小‘匈牙利’”，然后分而歼之，这样中国就不至于引起大规模的动荡。可是问题是人们并不知情。人们只知道党“诚意”欢迎人民帮它整风，要人民大胆鸣放，要人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
1957年7月1日，为《》撰写《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第一次公开表达了“以负面宣传为主”的目的：“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做，是错了吗?……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看出了资产阶级与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是说，看出了资产阶级与这一场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发动这一场战争……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字里行间可以辨出“引蛇出洞”的另一个原因：“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主动“发动这一场战争”，战争是“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来的，只是还击而已。如果放在建国之前，这样的理由可以人民的同情与理解，但这种历史似乎并没有再次上演。这篇文章的出台，通常被视为反斗争扩大化的标志，殊不知，事实上这恰恰正是毛所预设的整风运动及反右斗争的所要达到的实质阶段。
一年之后(1958年5月8日)，毛在回顾这段历史时说：“我有意让整风，在想出办法前先放，斗上几轮也就明白了”。 不过，他仍然觉得“有点不过够，有点不过瘾，早知道这么妙，何不大放特放呢?”“匈牙利情节”并未随着反右斗争而散去，正式发动前夕，毛在一封关于文学艺术的批示中依旧以类似的笔调写道：“最近几年，竟然跌倒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通过本文分析，依稀可以管窥的“匈牙利情结”对1956年新闻工作的影响。当然，这不是唯一因素，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的，国内诸多原因也产生了重要影响，如“极左欲罢难休”，党的主要领导人“对知识和新闻界人士的一些不评价，致使新闻界在运动中成为最早受到触及和影响的对象”，甚至包括匈牙利事件后“国内也发生了少数人的问题”等等。如国内国际两方面结合起来加以考量，新闻中途夭折的脉络无疑会更为清晰可见。
我们不能把历史的发展全部归因于个人的影响，个人虽然会影响到历史发展的进程，但终究为时代所限，如爱尔维修所说，“每一个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历史如苏共二十大的召开、匈牙利等都构成了1956年新闻的宏大背景，毛的决策不可避免的受到这一背景的制约。是一位浪漫的理想主义者，他对我们的新闻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即使是在反右斗争期间，针对“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说话”情况，毛曾表示疑惑，因为他所设想的不应该是这样一种“万马齐喑”的景象，他忍不住发问：“为什么知识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已被压死了吗?”囿于时代的，他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这个问题作为历史的积淀留给了后人。
恩格斯曾说过：“伟大的阶级，正如伟大的民族一样，无论从哪方面学习都不如从自己所犯的错误中学习来得快。”从宏观层面来看，今天我们的新闻工作依然需要继续深化，但必须符合中国的实际国情，构建有中国特色的新闻体制;从微观层面看，如排除具体历史背景，毛在匈牙利事件后作出的许多论断对于今天的新闻事业仍有其重要影响，如“真理是跟相比较，并同它作斗争发展起来的”; “对人士，我们要让他们唱对台戏，放手让他们”; “就是那些骂我们的，像龙云，梁漱溟，彭一湖，我们也要把他养起来，让他们骂。骂得无理，我们反驳，骂得有理，我们接受，这样对党，对人民，对社会主义比较有利。”半个世纪过去之后，这些仍不失为我们新闻事业的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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